2.3 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

传统的大西洋主义地缘政治，将海上势力置于其概念的中心，是“海洋地缘政治”。基于这种地缘政治的全球战略引导西方建立了全球大国。但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空域的发展，这使得“空中地缘政治”的发展具有相关性。

与完整且充分发展的“海洋地缘政治”不同，不存在成熟的“空中地缘政治”。不断膨胀的因素加入了整体地缘政治图景。但实施空中环境和相关新型战略航空武器、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关联发生了显着变化。

空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陆地和海洋处于平等地位，因为对于飞机和导弹来说，这些空间之间的差异并不那么显着。（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是建造航空母舰，因为这完全从陆地上去除了空军基地，使它们同地球表面性质无关。）

与此同时，航空的发展改变了全球尺度的比例，使地球变得“更小”得多，距离“更短”得多。与此同时，火箭科学和战略航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海陆边界、内陆基地等传统的地缘政治因素只具备相对的含义。

将军备武器向地球轨道转移，以及对外层空间进行战略探索，是“压缩”地球各处距离，并使得空间差异最终只具有相对含义的最后阶段。

当前的地缘政治，除了陆地和海洋，还被迫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空气和太空（外层空间）。在军事层面，这些元素对应于核武器（空中）和星球大战计划（太空）。类比陆权（陆地势力的陆地控权）和海权（海洋势力的海洋控权），这里所讨论的两种最新的地缘政治系统变体可以称为空权（航空势力的航空控权/аэрократия/aerocracy）和天权（太空势力的航天控权/эфирократия/etherocracy）。

卡尔·施密特给出了这两个新领域的草案。同时，他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评论是，“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都代表了海洋“法则”（诺莫斯/номос/nomos）的进一步发展，正是“海权”的高级阶段，因为开发新领域的整个技术过程都是朝着环境“液态化”过程进行的，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伦理、精神、社会政治的意义上，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和文明进程，逐步脱离陆地的“法则”。

或者说，空天环境的发展是纯粹海权主义倾向的延续，因此可以认为是纯粹大西洋战略的最高阶段。

从这个角度看，冷战中集团间的核对抗表现为“海权”强加于心脏地带的竞争，令其被迫接受对方主导的战略地位对决条件。这种将对决“要素”主动适应“环境液态化”的过程，加上与西方世界在技术和战略意义上的发展逻辑，与大西洋主义者在将沿海地区与大陆中心分离政策中的进攻立场是平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地缘政治阵营主动进攻，另一个地缘政治阵营防御反击。

在知识层面，这表明大西洋主义者正在理论上发展“主动的地缘政治学”，公开并系统地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就西方而言，地缘政治是一门规划国际战略总体轮廓的学科。在东方集团的情况下，这门学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它只是作为应对潜在对手的步骤而存在，并仍将以这种角色而存在。在东方这门学科过去和现在都是“被动的地缘政治学”，更多地以惯性来应对大西洋主义的战略挑战。

如果说在核武器和航空领域（在航空控权领域），苏联能够倾其所有内部资源为代价实现相对均等，那么在下一阶段，在航天控权领域，出现了结构崩溃，与“星球大战”相关技术领域进行竞争导致了地缘政治的最终损耗，并在冷战中落败。

为了理解核世界地缘政治过程的本质和轨道空间发展的条件，卡尔·施密特所说的航空控权和航天控权不是独立的文明体系，而只是海洋“法则”的发展，这是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