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轻便运动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淫。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的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地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3]、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脑子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传着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条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人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条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九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干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条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是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条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寻常。睡过一百个女人怕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大致有七十五个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个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保证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一股酒味儿。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窸窸窣窣地到处摸内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儿。”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消遣。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之所以寄宿，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院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守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归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她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雅谑、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高，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做了煮年糕。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一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好直子一同去。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他真是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这顿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草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了。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再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了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濛濛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体前屈，嚎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着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探到最底部，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久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部，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地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凑近一闻，漾着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上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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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到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渺。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五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要我帮忙的话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
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六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
六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乳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胀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喂，能再见面吗？”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睡觉。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直子黑暗中白嫩嫩地浮现出来的裸体，想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一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干未能开口。
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亮右半边，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燦得多的流光。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愕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