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要不是埃朗格站在敞开的门口招呼他，K很可能也会漫不经心地走过埃朗格的房间。埃朗格只是用食指勾了一勾。他已完全作好了外出的准备，身上穿着一件黑色裘皮大衣，紧紧的领子高高地扣上。一个跟班正给他递上手套，手里还拿着一顶皮帽。“您早该来了，”埃朗格说。K想道歉，埃朗格厌烦地闭上眼，表示他不想听。“是这么一回事，”他说，“以前酒吧有一个叫弗丽达的女招待，我只知道她的名字，不认识她本人，她跟我不相干。这个弗丽达有时侍候克拉姆喝啤酒。现在那儿似乎换了个姑娘。这个变动自然无关紧要，大概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对克拉姆更是如此。但是，一个人的工作越重要，而克拉姆的工作当然最重要，就越没有精力对付外界，因此最不要紧的事情的任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变动，都有可能产生极大的干扰。办公桌上最细小的一个变化，一块一直留在那儿的污渍被擦掉了，都能产生干扰作用。换一个女招待也是如此。不过，这一切即使会干扰其他任何人和任何工作，却不会干扰克拉姆，那根本谈不上。话虽如此，我们仍有责任关心克拉姆的舒适，排除哪怕对他来说不成其为干扰的干扰——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能对他形成干扰——，如果我们感到可能会产生干扰的话。我们排除这些干扰，并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他的工作，而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良心，为我们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因此，那个弗丽达必须立刻回到酒吧去，也许恰恰因为她回去了，反倒会产生干扰，好吧，那我们就会再把她打发走，不过目前她必须回去。据说您和她同居了，因此请您立刻叫她回去。这可不能照顾个人的感情，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对这件事一点儿也不想再讨论了。要是您在这件小事上表现良好，对您的前途也许会有好处。我提到这一点，就已经是说得太多了，讲了不必讲的话。我要对您讲的就是这些。”他向K点头道别，把跟班递给他的皮帽戴上，在跟班的跟随下迅速而有一点瘸地走下过道。

这里有时下的命令很容易执行，但这种轻而易举却叫K很不高兴。不仅因为这个命令涉及弗丽达，它原意虽是命令，但K听起来却像是一种嘲笑，尤其是因为K眼看自己就要前功尽弃。这些命令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利的也罢，有利的也罢，而有利的命令可能骨子里也是不利的，反正所有的命令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人微言轻，不能干预，更不用说请他们别下命令，听听他的意见了。要是埃朗格挥手叫你走，你能有什么办法呢，要是他不挥手叫你走，你又能对他说什么？K始终很清楚，他的疲倦今天比一切不利的情况给他带来的损害还要糟糕，他本来以为身体行，要是没有这个信念，他就根本不会来啦，可是几夜睡不好，一宵没有睡，为什么他偏偏在这儿就受不了呢。在这儿，没有一个人感到累，或者不如说，人人时时刻刻都感到累，但这并不影响工作，是的，反倒好像能推动工作。由此可断定，这种疲劳和K的疲劳性质完全不同。在这儿，那是在愉快的工作中的一种疲劳，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疲劳，实际上却是不可摧毁的平静，不可摧毁的安宁。如果你在中午感到有点累，那是一天快乐自然过程中的一部分。这儿那帮老爷永远在过中午，K对自己说。

果然一点都不错，现在是五点钟，过道两旁到处都已活跃起来。房间里的嘈杂声带着十分欢乐的味道。一会儿听起来像是孩子们准备出去远足的欢呼声，一会儿又像天亮时的鸡窝，那种欢乐和朝阳初升的气氛完全相合，不知什么地方甚至还有一位老爷在学公鸡叫呢。过道本身虽然还是空荡荡的，但是房门已经在动起来，不时有人把门拉开一条小缝，又急忙再关上，过道里开门关门的声音哗啦哗啦地直响，在隔板墙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隙处，K也已不时看到清晨头发乱蓬蓬的脑袋伸出来，马上又消失了。一个跟班从远处推着一辆放档案的小车缓缓而来。另一个跟班随着车走，手里拿着一份清单，显然是在核对房间号码和档案号码。小车推到大多数房门前都停下，通常房门也会打开，该送的档案被递到房里去，有时也就是一张条子，碰到这种情况，房间里的人就会对过道讲几句话，很可能是在责怪跟班。如果房门仍然不开，跟班就认真仔细地把档案堆放在门口。碰到这种情况，K觉得周围开关房门的次数好像并未减少，反倒增加了，虽然档案在那儿也已分发完毕。也许别人正在贪婪地窥视着那些莫名其妙还放在门口未被取走的档案，他们无法理解，有人只要打开房门就可以拿到他的档案，却不那么做；也许甚至有这个可能，最后无人取的档案以后会分发给其他老爷，这些老爷现在就已一再伸出头来看那些档案是否还放在门口，也就是他们是否还有希望。再说放在那儿没有人取的档案多半都是特别大的捆；K猜想，那些档案暂时放在那里不取，可能是出于某种虚荣心，或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一种激励同僚的正当的自豪。有时，每当K正好不注意的时候，那包为让人看而搁在那儿时间够长的档案突然火速被拖进房去，之后房门又和以前一样一动不动了；周围的房门也安静下来，对这个不断叫人眼馋的东西终于被清除而感到失望，也可能感到满意，可是后来房门逐渐又动了起来，这一事实使K益发认为自己的猜想没有错。

K看着这一切，心里不仅好奇，而且还带着参与感。他自己置身于熙熙攘攘之中几乎感到很舒服，东看看，西瞧瞧，跟着——虽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跟班走，看着他们分送档案，不过这两个跟班已有多次低着头，噘着嘴，掉过头来，狠狠地瞪他一眼。档案分发工作越往前走就越不顺利，不是清单不大对，便是跟班对档案分不清，不然便是老爷们由于其他原因而提出异议，不管怎样，反正有些已分发的档案还得收回，于是小车就向后退，隔着门缝交涉退回档案。这种交涉本来就已困难重重，可是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涉及到退回档案，正是那些原先开来开去、闹得最欢的房门现在却紧紧关闭，死也不肯开启，好像根本不想再过问此事了。这时候才开始碰到真正的困难。自以为有权拿到档案的人会十二分不耐烦，在房间里大吵大嚷，拍手顿足，一再从门缝里向着过道叫出某一个档案号码。这一来，小车往往就给扔下没人管了。一个跟班忙于劝那位沉不住气的老爷息怒，另一个在关着的房门外为收回档案而奋斗。两人都不容易。沉不住气的人往往越劝越沉不住气，再也听不进跟班的空话，他不要安慰，他要他的档案，有这么一位老爷有一次竟从隔板墙上面的空隙中把满满一脸盆水泼到跟班身上。另一名跟班显然级别要高一些，可是吃的苦头却大得多。如果有关的老爷压根儿不肯接受交涉，就会进行一番就事论事的讨论，跟班就会依据他的清单，那位老爷就会依据他的预约记录和正是要他退回的那些档案，可是他暂时还把这些档案紧紧抓在手里，弄得那个眼巴巴地想看一眼的跟班连档案的一个角也看不到。于是跟班也就只好跑回到小车那儿去找新的证据，小车已在有些倾斜的过道上自动向下滑行了一段路，或者他只好到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那儿去，向他报告现在持有档案的老爷所提出的反对意见，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又会针对这些意见提出新的异议。这样的交涉会拖得很长，有时会达成协议，那位老爷交还一部分档案，或者得到别的档案作为补偿，仅仅是因为出了一次差错，不过有时也有人二话不说只好放弃所有该退的档案，不管是因为跟班提出的证据将他逼入困境，还是因为他懒得再多费口舌，但是这时他不是把档案交给跟班，而是突然狠一狠心，把档案远远地扔到过道里，以至捆扎档案的绳子松脱，纸片四下飞散，跟班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一切重新整理就绪。不过，和跟班恳求退还档案而根本无人答理的情形比起来，这一切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呢。遇到那种情形，跟班就会站在紧闭的房门外苦苦哀求，引证清单，依据规定，可是全都白费力气，房内一声不响，而跟班分明又无权擅自跑入房内。这时就连这位出色的跟班往往也会沉不住气，走到小车旁，坐到档案上去，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有一阵子什么也不干，只是无可奈何地晃动双腿。周围的人对这件事都非常关注，到处都有人在嘀嘀咕咕，几乎没有一扇门是安静的，在隔板墙顶上出现一张张稀奇古怪地用围巾几乎全部蒙住的面孔在观察动静，而且还转来转去，一刻儿也静不下来。在这阵骚动中，K注意到比格尔的房门一直关着，跟班已经走过那一段过道，但并没有给他分发档案。也许他还在睡觉，在这一片吵吵嚷嚷声中居然还睡得着，说明他是一个睡觉很正常的人，可他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档案呢？只有极少数几间房间没有分到档案，而且很可能还是无人居住的。另一方面，埃朗格的房间里已经来了一位特别烦躁的新客人，埃朗格一定是在夜里被他赶出来的；这和埃朗格沉着谨慎的性格不大相合，但是他刚才不得不站在门口等K，这一事实表明确实是这么回事。

K的注意力一再被别的东西吸引，但他总是立刻又把目光收回到那个跟班身上；过去K听说过一般跟班的情况，说他们无所事事、生活舒适、趾高气扬，这些与这个跟班确实对不上号。跟班中自然也有例外，或者更可能的是，他们之中有不同之处，因为K在这儿注意到许多至今几乎一点也没有察觉的差别。他尤其喜欢这个跟班的不屈不挠精神。在和这些顽固的小房间——在K看来，常常是在和房间作斗争，因为他几乎看不见房间里的人——进行斗争时，这个跟班从不松懈。虽然他有时很累——谁会不累呢？——但他很快又会打起精神，从小车上滑下来，挺直身子，咬紧牙关，又去冲击那扇有待征服的房门。他会接二连三地被击退，对方的办法也很简单，仅仅是死不答理，但是他并没有给打败。眼看正面攻击一无所获，他便改用其他的方法，比方说——如果K没有看错的话——耍花招。这时他就假装放弃那扇房门，在一定程度上让它沉默到无法再坚持下去，转向其他房门，过一会儿再回来，叫唤另一个跟班，这一切全都做得引人注目，声音很大，并开始把档案堆放在紧闭着的房门口，好像是他已经改变了主意，没有理由从那位老爷那儿拿走什么东西，反倒有东西要分发给那位老爷。然后他就向前走，不过眼睛仍旧盯着那扇门，这时通常那位老爷不久就会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想把那档案拖进屋去，跟班马上三下五除二地飞奔过去，一脚伸进门和门柱之间，这样逼得那位老爷至少要面对面地和他交涉，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可以取得算得上令人满意的结果。要是这一着不灵，或者他觉得这样做对某一扇门不合适，他就另想其他办法。例如他会转向那位索取档案的老爷。于是他把另一个跟班——那个跟班只会机械地干活，是个没有多大用处的助手——推到一边，自己开始悄悄地鬼鬼祟祟地劝说那位老爷，并把头伸进房间许多，很可能是在向他许愿，还向他保证，下次分发档案时一定给那另一位老爷以相应的惩罚，至少他常常指着那个对手的房门，在笑得动的情况下就笑一笑。不过也有一两回，他放弃了一切努力，但K也认为这只是表面上放弃，或者至少是因为有正当理由才放弃的，因为他冷静地向前走，不回头地忍受着那位吃了亏的老爷的吵闹，只是有时把眼睛闭上较长时间，表明这种吵闹使他感到痛苦。但是后来那位老爷也渐渐平静下来；就像孩子的不停哭闹渐渐变成越来越轻的啜泣那样，他的叫喊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已变得十分安静以后，有时还会再听到一声叫喊或是匆忙开门和关门的声音。总之，事实表明，跟班在这一方面大概做得也完全正确。最后只剩下一位老爷不肯安静下来，他久久默不作声，但只是为了歇一歇，过后又嚷起来，劲头并不比先前小。他为什么这样大吵大嚷，原因不大清楚，也许根本不是因为分发档案的事。在这当儿，跟班已经完事，只有一份档案，由于助手的过错还留在小车上，其实那只是一张小纸片，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条，现在他们不知道该分给谁。“那很可能是我的档案，”K脑子里闪过这个想法。村长口口声声说这是最最小的一件事。K虽然自己其实也觉得他的猜测未免太武断可笑，但他还是设法走近那个若有所思地浏览那张纸条的跟班；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跟班并不感激K的好感，甚至在工作最忙累的时候也总是抽空恶狠狠地或不耐烦地扭头看一眼K。直到现在，他分发完毕以后，才似乎稍稍忘了K，而且对其他什么也变得更加冷漠了，这是因为他已精疲力竭的缘故，他对那张纸条也并不上心，也许根本就不是在浏览，只是假装在看而已，虽然他在这儿过道里把这张纸条分给任何房间里的客人，谁接到都会高兴，但他决定不这样做，他对分发工作已感到腻烦，他把食指搁在嘴唇上，示意他的同伴不要出声，把纸条——K这时离他还远——撕成碎片，塞进口袋。这可能是K在这儿的公务活动中看到的第一桩舞弊行为，不过可能是他又理解错了。即使这是一桩舞弊行为，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这儿的这种情况下，跟班做事不可能没有差错，心中积压的怒气、积压的不满总有一天会爆发，如果只是表现为撕碎一张小纸条，那还算不了什么。那位老爷的刺耳叫喊声仍响彻过道，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使他安静下来，而他的同僚们，在其他方面彼此之间并不十分友好，对于这种吵闹却似乎意见完全一致，情况渐渐变得好像是那位老爷承担了代表大家吵闹的任务，别人只是用喝彩和点头的方式怂恿他闹下去。可是现在跟班已不再理会，他已经完成任务，指指小车的车把，示意另一个跟班扶住车把，这样他们就像来时那样又走了，只是更加心满意足，步子快得使小车在他们前面蹦跳起来。只有一次他们还大吃一惊，回过头来看，那就是当那位不停地嚷嚷的老爷——现在K正在他的门前转悠，想要弄清楚那位老爷究竟想要什么——发现嚷嚷显然已不管用，大概是发现了电铃按钮，这样就可以减轻负担，不免心花怒放，于是就停止叫嚷，不停地按起电铃来。接着其他房间里就开始响起一片嘀嘀咕咕声，似乎表示赞同，那位老爷似乎在做大家早就想做只是由于不知道的原因而只好不做的事。那位老爷按铃也许是想叫服务员，也许是叫弗丽达？那就让他一直按下去吧。因为弗丽达正忙着用湿被单把杰里米亚裹起来，就算他病已经好了，她也没有工夫，因为那时她就会躺在他的怀抱里。不过铃声一响却立竿见影。贵宾饭店的老板立时亲自从远处匆匆赶来。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像平常一样扣紧钮扣，可是好像忘了自己的尊严，跑得那么快，两臂半伸，好像出了什么大祸，叫他来把祸事一把抓住，马上将其扼杀在胸前。每当电铃响得有点反常，他就像是短短地向上一跳，跑得更快了。现在他的妻子也露面了，离他还有一大段路。她也张开两臂跑着，不过步子很小，扭扭捏捏。K心里想，等她赶到也就太晚了，老板会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为了给奔跑的老板让路，K就贴墙站着。可是老板恰好在K面前站住了，好像K就是他的目标，一会儿老板娘也赶到了，两口子对他横加指责起来。由于事情来得匆忙突然，K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尤其是这里头还夹杂着那位老爷的铃声，甚至其他房间的电铃也都响了起来；现在按铃已不是表示有什么急事，而只是闹着玩，开心得过分罢了。K很想弄清楚自己究竟错在何处，便甘心听凭老板挽起胳臂，随着他离开了这片嘈杂声。那喧闹声还在不断地变本加厉，因为在他们身后——K根本就没有转过身去，因为一边是老板，另一边还有老板娘在对他进行规劝——现在房门全都敞开了，过道里热闹起来了，似乎人来人往多起来了，就像在一条热闹的小胡同里。他们前面的房门显然在不耐烦地等K终于走过去之后才能把那帮老爷放出来。在这一片嘈杂声中，电铃一再地响个不停，仿佛在庆祝胜利。他们已经又走到静悄悄、白花花的院子里，有几辆雪橇正等在那儿。现在K才终于渐渐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老板和老板娘都无法理解K怎么敢做出这等事来。可他究竟做了什么呀？K一再地问，但是很久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对这两口子来说，K的罪过太明显了，因此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是真心诚意这样问的。K慢慢地才弄明白了一切。原来他无权到过道里来，一般说来，他至多只能到酒吧去，而且这也只是格外开恩，随时都可以撤消。如果有一位老爷传他去，他当然要到传讯的地方去，但他必须念念不忘——他起码总该有普通常识吧？——他去的地方其实是他不该去的，只是有一位老爷由于公务需要，非常勉强地才把他召去。因此，他应该赶快前去接受审问，然后尽可能更快地离开。难道他一点也不觉得呆在那儿过道上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吗？如果他有这样的感觉，又怎么会像一头牲口在牧场上那样在那儿乱串呢？难道他不是应召去接受一次夜审么？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进行夜审么？夜审——K在这儿了解到对夜审意义的新解释——的目的只是为了听取当事人的申诉，那帮老爷白天看到他们会受不了，夜里可以速战速决，在人工的光线下，有可能在审问后在睡梦中忘却他们的种种丑态。可是K的行为却和所有的预防措施唱对台戏。就连鬼怪到天亮时也会销声匿迹。可K却还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好像是因为他自己不走，便期望整个过道连同全部房间和老爷都会走开似的。只要有任何可能，这倒也——这点他也可以放心——肯定能实现，因为那帮老爷是极其体贴别人的。谁也不会来把K撵走，甚至连他终究该走了这种当然不言而喻的话都不会说一句，没有一个人会那样做，虽说他们看到K在那儿大概会气得发抖，清晨的兴致全给败坏了，而清晨是他们最宝贵的时间。他们并不采取行动对付K，宁愿自己受罪，这里头自然也存在这样一种希望，即K终于也一定会慢慢明白这显而易见的事，自己也因为大清早就那么不知趣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这儿过道里而感到活受罪，简直受不了，就像那帮老爷感到痛苦一样。但这个希望落了空。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太仁慈迁就而不肯承认，世上也有麻木不仁的铁石心肠，不会因为受到尊敬而软下来。就连夜间的飞蛾这种可怜的动物不是一到白天也要找个僻静的地方缩成一团，巴不得能无影无踪，却因为不能这样做而伤心。K与此相反，却站在最易被人看见的地方，如果这样就能阻止红日东升，他是会这样做的。他不能阻止红日东升，可是不幸却能推迟它，妨碍它。他不是看到分发档案了吗？除了直接参与其事的人之外，这种事是谁也不许看的。这种事就连老板和老板娘在自己的饭店里也是不许看的。他们只是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起过，比方今天就是从跟班那里听说的。难道他就没有注意到，分发档案是在何种困难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事真叫人无法理解，因为每一位老爷都只是为公家办事，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因此一定会尽力使分发档案这一重要的根本性工作做得又快又方便，不出任何差错。分发档案工作不得不在房门几乎都关着的情况下进行，那帮老爷没有可能彼此直接交往，本来他们相互之间自然转眼之间就可以取得一致，而通过跟班转达就难免要拖上几个钟头，而且从来不能顺顺当当地进行，对老爷们和跟班们都是没完没了伤透脑筋的事，并且很可能还会在以后的工作中造成有害的后果。这就是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难道K站在远处也果真对此一点都没有察觉？那帮老爷为什么不能彼此来往呢？是啊，难道K一直还不明白？类似这样的事老板娘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老板证实他自己也是如此，而他们却是同形形色色难缠的人打过交道的。通常他们不敢说的事情，现在得坦率地告诉他，因为否则他就不会明白最最要紧的事情。好吧，既然非说不可，那就说吧：为了他的缘故，完全只是为了他的缘故，那帮老爷不能走出他们的房间，因为在大清早，刚刚睡醒，就给陌生人看见，未免太难为情，太容易受到伤害，无论他们穿戴多么整齐，他们总是感到简直像是赤身裸体，见不得人。的确很难说他们为什么怕难为情，他们这些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的人，也许只是因为睡了一觉而不好意思。不过，看见陌生人也许比出头露面更叫他们难为情；他们用夜审的办法幸而得以避免看见那些叫他们如此难以忍受的当事人，他们并不愿意这种人现在在大清早突然令人猝不及防地活生生地重又闯到自己的面前。他们完全受不了。不尊重这一点的人该是什么一种人啊！总之，那一定是像K那种人。这种人麻木不仁、迷迷糊糊，不顾一切，不顾法律和最普通的人情，根本不在乎自己几乎使档案分发搞不成和损害饭店的名声，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逼得那帮老爷走投无路，挺身自卫，作出了平常人难以想象的自我克制之后按铃求救，叫人来把这个别无办法对付的K撵走。他们这帮老爷居然会求救！老板、老板娘以及他们手下的全体人员，只要敢于未经呼唤在大清早出现在老爷们面前，哪怕只是来帮忙，然后马上就退下，他们岂不早就会跑来了吗？他们对K气得发抖，又因为自己无能为力而难过，等在过道尽头，万万没有想到竟响起了铃声，使他们得到了解脱。好了，最糟糕的事已经过去了！你只要看一看那帮终于摆脱K的老爷高高兴兴的忙活劲儿！对于K来说，这件事当然并没有结束，他肯定必须对他在这儿闯的祸负责。 这时他们已经走进酒吧；老板尽管十分恼火，但还是把K带到这儿来，其中原因就不大清楚了，也许他看到K累成那副样子，暂且还离不开饭店。K没有等人叫他坐下，就一下子瘫倒在一只酒桶上。那儿在黑暗之中，他感到舒服。在这间大屋子里，现在只有啤酒龙头上方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屋外也仍然是一片漆黑，似乎风雪交加。留在这儿享受温暖就得感恩不尽，要提防给人家撵出去。老板夫妇仍旧站在他面前，好像他总还是某种祸害，好像因为他完全不可靠，保不住会突然动手，试图再闯进过道里去。他们自己因为夜里受惊和提前起床也感到困倦，尤其是女店主。她穿着一件棕色宽下摆连衣裙，像丝绸一样窸窸窣窣作响，钮扣和衣带有点不太整齐——不知她匆忙之中从哪儿找出来的？——脑袋耷拉着枕在丈夫肩上，用一条精致的手帕轻擦眼睛，时不时像孩子般狠狠地瞪K一眼。为了让这两口子放心，K说，他们现在讲给他听的那些事情他以前一点也不知道，尽管他不知情，但他在过道里本来也不会呆那么久的，他在那儿确实无事可干，也绝对不想折磨什么人，只是因为他过于疲累，才发生了这一切。他感谢他们结束了这难堪的一幕。如果要他为此承担责任，他将会十分欢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家不致对他的行为产生误解。不能怪别的，只怪他太累了。不过，他之所以这么疲惫，是因为他还不习惯紧张的讯问。他来此地毕竟还没有多少天。等到他有了一些经验，就不可能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也许他把讯问看得太认真了，不过这么做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他不得不接受两次讯问，一次挨着一次，起先受比格尔讯问，后来受埃朗格讯问，特别是第一次弄得他筋疲力尽，不过第二次时间并不长，埃朗格只是请他帮个忙，可是两次加在一起，他一下子还是吃不消。换了别人，比如说老板吧，兴许对这种事情也会吃不消的。他在第二次讯问之后，走路时其实就只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几乎像是喝醉酒似的——他这是头一回见到这两位老爷，头一回听到他们讲话，并且还得回答他们的问题。据他所知，一切都相当顺利，可是后来便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情，不过在先前发生的那些事情以后，这大概是不大能怪罪他的。不幸只有埃朗格和比格尔才觉察到他的状况，他们本来一定会照顾他的，以后的种种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埃朗格在讯问后必须立刻出门，显然是要去城堡，比格尔大概正是因为那次讯问而感到困倦——可见K受过讯问又怎能不伤元气呢？——已进入梦乡，甚至在分发档案那段时间里一直熟睡未醒。如果K有类似的机会，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加以利用的，乐意不去看那些不准看的事情，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他实际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因此连最敏感的老爷本来也可以出现在他面前而不会感到不好意思。

提到那两次讯问——尤其是埃朗格的那一次——还有K谈到两位老爷时的那副恭敬的神态，使老板对他产生了好感。看来他已打算答应K的请求，让他在那些酒桶上放一块木板，准许他在那儿至少睡到天亮，可是老板娘显然反对，一个劲地摇头，一面在她的连衣裙上无济于事地东拉拉西扯扯，现在她才注意到自己衣衫不整，一场显然由来已久的有关饭店整洁的争论又要爆发了。K困得要死，因此这两口子的谈话对他就有了过于重大的意义。在他看来，再从这儿给撵出去，将是莫大的不幸，超过迄今所经历过的一切。即使老板夫妇取得一致，联合起来对付他，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在酒桶上缩成一团，偷偷地看着这两口子。一直到老板娘极其敏感地——K早就注意到她极其敏感——突然走到一边去——她很可能已跟老板谈到别的事情了——大声喊道：“瞧他盯住我看的那副样子！快打发他走！”K如今几乎满不在乎地完全深信自己会留下来，乘此机会说：“我不是在看你，只是在看你的衣服。”“干吗看我的衣服？”老板娘激动地问。K耸一耸肩。“来吧！”老板娘对老板说，“他喝醉了，这个流氓。让他在这儿睡一觉醒醒酒。”她还吩咐培枇扔个枕头什么的给K。培枇一听到她召唤就从黑暗中走出来，头发蓬乱，满脸倦容，手中懒洋洋地拿着一把扫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