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激进色彩

孙科的政治态度在一九二六年底广东政府迁移武汉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孙科从国共合作的反对派，一跃成为三大政策的拥护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内一个引人注目的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物。

一九二七年初大革命形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运动中心从华南移向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反帝斗争蓬勃展开，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开始从革命阵营分化出来，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如何对待三大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分歧公开化。

然而就在统一战线已处于严重危机、国民党左右派分化进一步加快的一九二七年初，孙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向左转的急剧转变。孙科的转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孙科在轧机上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作用。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父亲的影响下，较早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孙科虽然反对联共，但并不反动联俄和扶助农工，也未脱离革命阵营，而是继续从事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孙科对工人阶级反运动表示了积极支持。他作为广东政府代表团团长，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商讨对英政策时，发表过措辞强硬的反帝声明。⑪这些活动表明，孙科具有一定的反帝革命思想。另外，大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这和孙科的政治思想并无任何冲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作用，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所以从反帝和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治需要出发，孙科也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反共态度。

更主要的是，孙科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不满，要联合一切力量和蒋斗争，这是导致他改变对共产党态度，决定赞成联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北伐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迅速加强，控制的权力也一天天扩大，致使一批国民党文职官员的地位明显削弱，对此，孙科深为不满。面对蒋介石迅速膨胀的军事独裁，孙科感到只有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借助鲍罗廷的影响，才能抗衡；而要获得共产党功联代表的支持，就必须改变原先的反共立场。这不仅成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因为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暂时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也迅速发展。在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对比上，一时还很难说蒋介石占优势。原来孙科有较多联系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二大受到沉重打击后，此时已不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和前途的政治力量。只有到鲍罗廷支持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国民党党统的象征。这种政治格局对于很想在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孙科而言，无疑必须加以正视。正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而不是思想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孙科才在武汉政府初、中期成为联俄、联共政策的拥护者。

一九二七年初到五月，孙科在武汉政府内扮演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国民党左派角色，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

孙科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积极参加维护党权，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政治斗争。一九二七年初，围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问题，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实质上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大的政治较量。对于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孙科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完全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定都武汉的决定。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孙科和鲍罗廷一道，代表武汉党政联席会议，把反对定都南昌的决定，当面交给了蒋介石。⑫不久，孙科又担任了武汉中央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行动委员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领导武汉地区的提高党权运动。在孙科看来，“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很显然，蒋介玫瑰的军事独裁倾向已严重威胁孙科的政治地位，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孙科认识到，只有提高党权，实行民主，才能对蒋介石进行有力的抗衡。因此孙科把提高党权看成是关系到国民党是否变成“军阀的党、封建的党、代表压迫势力阶级的党”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⑬孙科猛烈抨击“军队支配党，党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的现象，指出“一切武装同志，都是党的工具，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接受党的指挥”。他强调，必须“完全打破”“从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拥护个人势力的心理”，“否则革命势力的胜利，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党的成功”⑭。为此，孙科呼吁恢复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针对蒋介石把持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批评《整理党务案》关于设立中常会主席一职的决定，要求改组中央机构，“变更党章，把设立主席这一件事矫正，再把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改组”⑮，在党的民主化基础上，创立新的党的权力组织。⑯甚至在“四一五”事迹后，孙科也到处说“必须打倒蒋介石，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局势才能好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蒋姿态。⑰

在武汉政府前期，孙科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维护国民党党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孙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着重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由于孙科的反蒋姿态在当时“最为突出”，这使他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这样，在汪精卫未返国前，孙科就成了和邓演达齐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其次，孙科表现出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的政治姿态。三大政策是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科此时改变了原来反对联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施出灵活的策略手段，努力迎合时代的潮流。

孙科对联俄政策，大加赞美，他称赞联俄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一个很大的转机”，⑱“我们的同志对这个革命的重要政策应该绝对的拥护”。孙科认为，联俄“实在不特是理所当然，而且也是势所必要”。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是帝国资本主义，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也同是帝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和苏俄，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去反对帝国资本主义”。孙科还谴责国民党右派散布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联俄就是要受俄国的支配实行共产”等攻击。他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一种最恶毒的谣诼”，联俄与实行共产，“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联俄就是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一个重要的策略”。⑲

对于联共政策，孙科也表示拥护。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事实”，国共两党“同是革命党”，又面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两党又都要唤起民众去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贯彻国民革命的目的，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也当然要和共产党努力合作”。⑳对于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国民党被共产党并吞去了，快要消灭了”的流言，孙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他指出，国民澡的前途在于“本党党员自己是否能够革命”，“如果我们的党，已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去革命，不理会被压迫的群众，甚至压迫农工，鄙屑农工，那么这个党就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是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党，也就是反革命的党，人家不来亡你，你自己先要亡！”㉑

对于工农民众运动，孙科也同样表示支持。孙科称赞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取得“一个飞跃的进步”，即贯彻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策略——农工政策”。㉒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农民革命”。㉓因此，“欲使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农工一齐起来不可”，而“本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三万万多农民的解放”。㉔孙科指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要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去争回自己应享受的利益，不至于给一般不劳而获的压迫阶级来独拿”。㉕他高度赞扬两湖地区的农民，“在乡村中从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为国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并且为将来的民主社会的建设，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㉖“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放出伟大的光辉”。㉗孙科质问道：“如果国民党不扶助这三万万多的农民和工人，还说什么革命呢？”㉘他进而认为，“如果国民革命，对于农民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对于革命不表同情，不肯参加，这种革命便是落空的革命，虚伪的革命”，“那一定又重蹈前次辛亥革命的覆辙，纵使军事上幸得成功，但这种革命仍是没有意义的，革命一定失败”。㉙

孙科热情的宣传反帝革命主张，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辛亥革命以来，“国政紊乱，民生痛苦……推原祸本就是当时的党员民众，都未认清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㉚孙科批评当时的革命党人，对国民革命的对象认识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以为共和从此告成，革命的事业也从此完结”，致使“从前那种革命的热情便渐渐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增长”。㉛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心理，强调指出，“民众的力量的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极大势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众作战，是到底要失败的”㉜。他还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以“中国政治腐败”为借口，拒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中国政治之黑暗，经济之破产，完全是受不平等条约之赐”。他大声疾呼：“本党的第一个革命政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现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与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中国目前最急要实现的一件事”。㉝

孙科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在武汉时期的初、中阶段表现出的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姿态。孙科的这种态度，促成了他在武汉政府时期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孙科政治言论的激进色彩，不仅使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声誉，并且还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曾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㉞。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治上的严重弱点，被他激昂的调子给掩盖住了。孙科成了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风云一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