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派阵营到转到右派阵营

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五月，是孙科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孙科开口“农工政策”，闭口“反帝革命”。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在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孙科的左倾色彩迅速消退。转眼间，孙科成为武汉政府内责难农工运动、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科和汪精卫、徐谦等武汉政府“左派对”领袖，同时面临着两种困局。孙科等既担忧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将“危及”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同时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威胁他们的权力基础。在这两种矛盾中，孙科因为处处维护国民党领导权，所以和共产党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政府后期，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武汉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具体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又交织在一起，给孙科的反共提供了借口。孙科把当时的这种严重局势归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尤其集中指责湖南农运的“不合理的幼稚病”㉟。他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大加赞赏，说对事变“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㊱。这时秒科在工农运动方面的调子，已前后判若两人。他已完全站到了与工农相对立的立场。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加速了孙科的动摇，对其一步步滑向反动阵营起了催化作用。促成孙科向右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三大政策已产生怀疑。他认为三大政策的执行，已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孙科一向力主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国民党。孙科出于反蒋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使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他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一九二七年五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㊲，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㊳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的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㊴。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一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七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刺激”。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汪在会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的报告，孙科对此报告极力赞成。七月二十日，孙科呼吁和南京政府合流，并作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参加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孙科以其反共态度，表明他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尽管孙科声称“不愿向右转”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事实上，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㊵而转到了右派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