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嘉四年三月〉】

臣闻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后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军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节。军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趋赏而争利，其先材能而后名节者，亦势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风俗之薄厚，治道之污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于下也，不能家至而谆谆谕之，故常务尊名节之士，以风动天下而耸励其偷薄。夫所谓名节之士者，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其人至难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为士者，常贵名节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节以养成善士。

伏见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谓朝廷贪拯之材，而不为拯惜名节。然犹冀拯能执节守义，坚让以避嫌疑，而为朝廷惜事体。数日之间，遽闻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昨闻拯在台日，常自至中书，诟责宰相，指陈前三司使张方平过失，怒宰相不早罢之。既而台中寮属相继论列，方平由此罢去，而以宋祁代之。又闻拯亦曾弹奏宋祁过失，自其命出，台中寮属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罢，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非惟自涉嫌疑，其于朝廷所损不细，臣请原其本末而言之。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虏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进用三数大臣，锐意于更张矣。于此之时，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俾之举职。由是修纪纲而绳废坏，遂欲分别贤不肖，进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骤见而骇，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谓好讦阴私，或以为公相倾陷，或谓沽激名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上赖陛下至圣至明，察见诸臣本以忘身徇国，非为已利，谗间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渐为信。自是以来，二十年间，台谏之选，屡得谠言之士。中间斥去奸邪，屏绝权幸，拾遗救失，不可胜数。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自陛下临御以来，实为盛德，于朝廷补助之效，不为无功。今中外习安，上下已信，纤邪之人凡所举动，每畏言事之臣，时政无巨细，亦惟言事官是听。原其自始开发言路，至于今日之成效，岂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过似于徼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尔，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而拯取其所不宜取，为其所不宜为，岂惟自薄其身，亦所以开诱他时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此之为患，岂谓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无心耳。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臣叨尘侍从，职号论思，昔尝亲见朝廷致谏之初甚难，今又复见陛下用谏之效已著，实不欲因拯而坏之者，为朝廷惜也。臣言狂计愚，伏俟诛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