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序〈治平二年〉】

臣某顿首死罪言。臣闻事固有难明于一时而有待于后世者，伯夷、叔齐是已。夫君臣之义、父子之道至矣，臣不得伐其君，子不得绝其父，此甚易知之事也。方武王之作也，人皆以为君可伐；濮议之兴也，人皆以为父可绝，是大可怪骇者也。盟津之会，诸侯不召而至者盖八百国，是举世之人皆以为君可伐矣。彼夷、齐者，眇然孤竹之二羁臣也，以其至寡之力，欲抗举世之人，而力不能胜，言不见察。二子以谓吾言废，则君臣之义废，而后世之乱无时而止也，乃相与务为高绝之行以警世，于是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之下，然世亦未之知也。后五百余年，得孔子而称其仁，然后二子之道显。使孱王弱主得立于后世，而臣不敢伐其君者，二子之力也。夫以甚易知之事，二子为之至艰如此，犹须五百年得圣人而后明。然则濮园之议，其可与庸人以口舌一日争邪？此臣不得不述其事以示后世也。

方濮议之兴也，儒学奋笔而论，台谏廷立而争，闾巷族谈而议，是举国之人皆以为父可绝矣，世又无夷、齐以抗之。虽然，赖天子圣明仁孝，不惑群议，据经酌礼，置园立庙，不绝父子之恩，以为万世法，是先帝之明也。今士大夫达于礼义者，涣然释其疑，盖十八九矣，固不待夷、齐饿死，孔子复生，而后明也。然有不可不记者，小人之诬罔也。盖自汉以来，议事者何尝不立同异。而濮园之议，皆当世儒臣学士之贤者，特以为人后之礼，世俗废久，卒然不暇深究其精微，而一议之失，出于无情，未足害其贤。惟三数任言职之臣，挟以他事，发于愤恨，厚诬朝廷而归恶人主，借为奇货以买名。而世之人不原其心迹，不辨其诬罔，翕然称以为忠，使先帝之志郁郁不明于后世，此臣子之罪也。臣得与其事，而知其详者，故不得已而述焉。臣某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