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诗集 - (唐)
(唐)杜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缪钺
一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京兆杜氏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他既是宰相杜佑之孙,又是少年科第,按说是不难“飞黄腾达”的,但是因为他刚直耿介,不屑于逢迎权贵,与牛僧孺私交虽好,而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与李德裕有世谊,而亦不肯稍事敷衍,所以他一生仕宦并不很得意。进士及第、制策登科之后,杜牧在江西、宣歙、淮南诸使府为幕僚多年,后来又做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的刺史,中间虽然也曾入朝任监察御史、左补阙以及膳部、比部、司勋、吏部诸员外郎等官职,但时间都不长,最后官至中书舍人。
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岁(803—852) (1)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当时庄田制发展,土地大量集中,两税法日久弊多,征敛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西北两方的边防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隶主与回鹘统治者的侵扰。这些时代背景,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杜牧关心时政,政治倾向比较开明进步,他承继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 (2) ,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与经邦济世的抱负,最喜论政谈兵。他认为当时有两个大问题,一属于内忧,一属于边患。内忧即是安史乱后数十年来的藩镇割据,内战频繁,影响到边防空虚,民生凋敝;边患则是吐蕃统治者占据河西、陇右,威胁京都,而河陇人民亦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之苦。他想将这两个问题解决,然后使国家安宁,生产发展,人民康乐;而想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用兵,所以杜牧很注重兵事,他认为士大夫不知兵是不对的。他曾作《罪言》,主张朝廷修明政治,并提出削平河北藩镇的军事策略。当武宗会昌中,平泽潞叛镇及抵抗回鹘,杜牧都曾上书于宰相李德裕,陈述用兵方策,李德裕也颇采纳他的意见。杜牧又将生平论兵心得为《孙子》十三篇作注。
杜牧二十几岁时,出游各地,就很关心民生疾苦 (3) 。后来作刺史,为亲民之官,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减除弊政 (4) 。对于唐朝腐败的政治,也深致不满。这些都可以说是杜牧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既不能实现,就不免时常流露消沉的情思,甚至因抑郁之怀无所发泄,而纵情声色,流传了一些所谓“风流韵事”。不过,总的说来,他还不愧为晚唐时期一位有抱负、有识见、有正义感的士大夫。
二
杜牧擅长诗、赋与古文,而诗歌的造诣尤为杰出,他的许多进步思想即表现于诗歌之中。后人论杜牧诗,有的认为他只长于缘情绮靡之作,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杜牧诗中有一部分是政治性相当强的。
上文提到,杜牧生平极关心的是削平藩镇与收复河陇,最后希望能求得国泰民安。他这种志向曾在《郡斋独酌》诗中明显地说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腥膻一扫洒,凶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当文宗大和 (5) 初年讨伐沧州叛镇李同捷时,杜牧作《感怀诗》,慨叹安史乱后数十年中藩镇跋扈,影响到“夷狄日开张,黎元愈憔悴”。而朝廷势弱,无法控制强藩,自己虽有方策,可惜不能被采用。“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统治者率兵南侵,朝廷征调大兵防边,杜牧也很关怀,他作《雪中书怀》诗说:“北虏坏亭障,闻屯千里师。牵连久不解,他盗恐旁窥。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他又作了一首《早雁》诗,用比兴的方法寄托了他对于北方边塞人民因受回鹘侵扰而流离逃散的深切同情,成为《樊川集》中的名篇: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对于吐蕃统治者侵占河西、陇右,杜牧一直是很关心的。他作《河湟》诗,怀念河陇人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慨叹代宗不能用元载经略之策,宪宗想收复河陇而其志未遂。武宗会昌四年(844),命刘濛为筹边使,准备收复河陇,杜牧很高兴,于是作《皇风》诗,希望“何当提笔待巡狩,前驱白旆吊河湟”!宣宗大中三年(849),陇西人民乘吐蕃衰乱,驱逐吐蕃官吏,唐朝亦派兵接应,收复三州七关,老幼千余人来到长安,见宣宗,欢呼万岁。杜牧这时正在长安为司勋员外郎,目睹盛况,作诗赞叹,有“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之句(《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在乡村中,杜牧看到农民生活之苦,曾作过一首《题村舍》诗:
三树穉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饥。潜销暗铄归何处?万指侯家自不知。
这首诗以鲜明的形象写出农民与封建贵族两个对立阶级生活苦乐的悬殊,揭发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不过,由于杜牧出身于高门世族,又一生为官,没有经历过接近人民的清苦生活,对民生疾苦缺乏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所以他的诗中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很少,这是他所以不如杜甫伟大之处。
对于唐玄宗晚年的昏聩荒淫,杜牧一再作诗加以讽刺,如《华清宫绝句三首》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又如《华清宫三十韵》中“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对于晚唐时期的政治,杜牧也有所不满,而不便明言,则用含蓄之笔出之,如《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坟墓)
(6)
杜牧是一个心地善良富于正义感的人,他作《李甘》、《李给事三首》、《哭李给事中敏》等诗,赞扬友人李甘、李中敏反抗权奸的气节,也表示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他又作《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对于封建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女子寄予同情。
杜牧思想中不健康的东西,在诗中也有所流露,如《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中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有灰心消极敷衍世俗之意,而《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兵部尚书席上作》 (7) 等篇,也都表现了他的不羁之行、声色之好;并且还有无聊的应酬之作,如《送容州中丞赴镇》、《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之类。读杜牧《樊川集》时,应当存瑜去瑕,分别观之。
杜牧诗歌的艺术是相当高的。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在杜牧以前的二百年中,出过许多有名的诗人,创造出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是生在晚唐的杜牧,不摹仿前人,不追逐时尚,有其独创的风格特点。他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所谓“奇丽”,可能是指李贺的诗风,而所谓“习俗”,大概是指元稹、白居易等“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的“元和体” (8) 。李贺与元、白“元和体”的诗风,在晚唐时是颇有影响的,所以杜牧特别提出这两方面,说明自己不受他们的沾染;所谓“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者,就是说,自己不囿于时尚,不因袭古人。的确,杜牧固然没有拘囿于李贺与元、白“元和体”的诗风,即便他所最推崇的李、杜、韩、柳,除去他的古诗有时显出受韩愈的影响之外,其他也没有因袭痕迹,他特立独行,能创造出自己特有的风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杜牧不接受古人的文学遗产,而是能把他们的好处吸收融化,用自己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
杜牧诗风格的特点就是俊爽,也就是刘熙载《艺概》卷二评杜牧诗时所说的“雄姿英发”,这是杜牧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
前人论杜牧诗,多是欣赏他的律诗与绝句,宋张戒《岁寒堂诗话》甚至于说杜牧“不工古诗”。这种看法不够全面。杜牧固然擅长律诗与绝句,但是古诗,尤其是五古,也作得相当好。自从韩愈以古文家从事于诗歌的创作,将作散文的方法运用于诗中,盘曲跌宕,劲气直达,开了一个新途径。杜牧作古文是学韩愈的,他的古诗也汲取了韩诗的特长 (9) ,善于叙事、抒情,甚至于发议论,气格紧健,造句瘦劲,如《感怀诗》、《杜秋娘诗》、《张好好诗》、《雪中书怀》、《郡斋独酌》等,都是典型的例子。晚唐诗人,一般说来,才力比较薄弱,长于作律诗与绝句,很少能作长篇古诗的,只有杜牧与皮日休二人的古诗作得多而且较好 (10) 。
杜牧的律诗与绝句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七律与七绝。大凡作律诗与绝句,劲健者容易失于枯直,而有韵致者又多流于软弱,杜牧的作品,独能于拗折峭健之中,有风华流美之致,气势豪宕而又情韵缠绵,把两种相反的好处结合起来。上文所引《早雁》诗,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如《九日齐山登高》: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抑郁之思而以旷达出之,音节高亮。又如下列诸联:
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洛阳长句》)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荐衡昔日推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无论是写景或抒情,都是健拔昂扬。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引徐献忠说:“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以时风委靡,独持拗峭。”这个评语是相当中肯的。
绝句虽然是短短的四句诗,但是善于运用时,能够做到精炼、含蓄、婉曲、深折,用旁敲侧击之法,表达丰富的情思,摹写生动的景象,以少许胜多许,耐人寻味。唐朝诗人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创造出不同的意境风格,杜牧也是其中很有成就的一个。《唐音癸签》卷十引杨慎论唐人绝句,说:“擅场则王江宁,骖乘则李彰明,偏美则刘中山,遗响则杜樊川。”
(11) 杜牧绝句诗中有许多传诵千古的名作:
青山隐隐水遥遥(一作迢迢),秋尽江南草木(一作未)雕。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寄扬州韩绰判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镜中丝发悲来惯,衣上尘痕拂渐难。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途中一绝》)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
这些例子不必多举了。杜牧善于运用绝句诗体,在短短的两句或四句中,写出一个完整而幽美的景象,宛如一幅图画,或者表达深曲而醖藉的情思,使人玩味无尽,而音节顿挫上,尤其安排得好。
晩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对于杜牧是很尊重的,他赠杜牧的诗说:“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勳。”(《杜司勋》)表示了自愧不如之感。实际上,李商隐的诗也自有他的特长,与杜牧异曲同工,后人也并称他们二人为“李杜”,认为是晚唐诗人中的双璧。
三
杜牧的《樊川文集》二十卷,是他外甥裴延翰所编次的。据裴延翰序中说,杜牧于大中六年冬得病将死时,“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而裴延翰平日保存了杜牧许多手稿,“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因此编为二十卷,诗文合为四百五十首。这些作品当然都是可靠的。宋人又编次《樊川外集》与《别集》,因为鉴别不精,其中杂入了不少并非杜牧的作品,如李白、张籍、王建、张祜、赵嘏、李商隐、许浑诸人的诗篇,前人多已指出。
《樊川诗》有清冯集梧注本。冯集梧,浙江桐乡人,冯浩之子。冯浩对于李商隐诗文用功甚深,曾作《玉溪生诗笺注》六卷、《樊南文集详注》八卷,号为精审。冯集梧承继家学,为杜牧《樊川诗》作注。据他《自序》中所说,他只注《樊川集》中的诗歌,至于《外集》、《别集》,“未暇论及,盖亦以牧之手所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冯集梧注杜牧诗,与他父亲冯浩注李商隐诗,体例亦略有不同。李商隐诗用意深隐,所以冯浩注中常对李诗用意所在,加以探索诠释(当然,这种解释不一定全都恰当),而冯集梧注杜牧诗时,则以“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自序》)。
冯注是用了相当多的功力的。凡是《樊川诗》中的名物、舆地、典故、难解的字与语词,以及有关唐朝的典章制度,全都注出;个别诗篇,如《感怀诗》、《杜秋娘诗》等(均见《樊川诗注》卷一,以下只注卷数),其中多牵涉唐朝史事,冯注亦征引详明,便于寻绎。有的地方还加以校勘辨析,譬如《润州二首》(卷三)第一首第一句“句吴亭东千里秋”,冯注据《孔氏杂记》及《一统志》校改为“向吴亭”;又如《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卷三),冯注根据李郢诗,考订此题中“湖南”当是“湖州”之误;又如《齐安郡晚秋》(卷三)“可怜赤壁争雄渡”句下,冯注辨明,孙、曹会战之赤壁不在黄州。对于不能明确解释的典故,冯注亦采取审慎的态度,譬如《重送绝句》(卷二)“一灯明暗覆吴图”句下,冯注云:“按:覆吴图未详。或云用晋杜预表请伐吴,帝与张华围棋,预表适至,张华推枰敛手事。存参。”
冯注当然也有缺点。最普遍的就是拘泥于古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说,对于杜牧诗句所用的字或语词,差不多都要注出来历,有许多是累赘的,不必要的。譬如《郡斋独酌》(卷一)“生人但眠食”句下,冯注:“《南齐书·陆澄传》:‘行坐眠食,手不释卷。’”《村行》(卷一)“春半南阳西”句下,冯注:“张若虚诗:‘可怜春半不还家。’”《润州》(卷三)“青苔寺里无马迹”句下,冯注:“张协诗:‘青苔依空墙。’”《自宣城赴官上京》(卷三)“千里云山何处好”句下,冯注:“王融诗:‘江山千里长。’”《新定途中》(卷三)“重过江南更千里”句下,冯注“谢灵运诗:‘江南倦历览。’”《江上偶见绝句》(卷四)“野渡临风驻彩旗”句下,冯注:“屈原《九歌》:‘临风怳兮浩歌。’”这类例子很多,几乎每篇注中都有。“眠食”、“春半”、“青苔”、“千里”、“江南”、“临风”等,本来都是极普通的语词,在杜牧诗中,也无其他用意,而冯注一定要替他们找来历,这只能说是徒费笔墨,对于了解、欣赏杜牧诗并没有多大用处(清人注解古人诗集,犯这种弊病者甚多,亦不独冯集梧一人如此)。此外,冯注亦偶有错误之处,如《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卷二)诗中“宣王休道太原师”句下,冯注:“《国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这个注是错的。杜牧此处原是用《诗经·小雅·六月》“薄伐 狁,至于太原”句意,称赞唐宣宗收复河湟之功胜于周宣王之伐 狁,与《国语》的“料民太原”之事无关。不过,总的说来,冯集梧《樊川诗注》对于研读杜牧诗歌还是很有帮助的。
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1962年3月
(编者按:本前言原系我社《樊川诗集》之前言。)
————————————————————
(1) 关于杜牧卒年,有不同的说法,详本书附录拙著《杜牧卒年考》。
(2) 《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
(3) 《樊川文集》卷十《同州澄城县功仓户尉厅壁记》。
(4) 《樊川文集》卷十四《黄州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卷十三《与汴州从事书》。
(5) 唐文宗年号,或作“太和”,或作“大和”,应以“大和”为是,详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八《李渤留别南溪诗》跋语中。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杨氏景苏园影宋刊本《樊川文集》、《四部丛刊》影明刊本《樊川文集》,亦均作“大和”。
(6) 叶梦得《叶先生诗话》(中华书局影元刊本)卷中:“杜牧之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此盖不满于当时,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辅之……谪官累年,遇赦牵复,知虔州,谢表有云:‘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蔡持正为御史,引杜牧诗为证,以为怨望,遂复罢。”
(7) 此两首诗在《樊川外集》与《别集》中。
(8) 关于“元和体”,参看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丁)《元和体诗》。
(9) 上文所引《雪中书怀》诗“北虏坏亭障”以下诸句,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曾经指出其“以排调语抒孤愤”,与韩愈《赠张道士》诗“意象如一”。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形迹上的偶合,而杜牧古诗得力于韩者并不止此。
(10) 李商隐古诗亦受韩愈的影响,颇有气骨,如《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等,但是所作很少。
(11) 王江宁指王昌龄,李彰明指李白,刘中山指刘禹锡。
校点说明
本书校点以清嘉庆德裕堂刻本《樊川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为底本。杜牧诗的原文参校以《全唐诗》等。原书中冯集梧的注文为双行小字列于诗间,我们用注码的形式将其提出,集中放在每首诗之后。冯注的引文我们尽量找到原文加以校核。底本中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及明显讹误的字,径改不出校。其他校改之处,错衍之字标以(),校改及补字标以〔〕,不出校记。
我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的《樊川诗集》一书最后有“樊川集遗收诗补录”,乃据《全唐诗》补收《樊川诗集》未收入的杜牧诗55首,本书也将其一并收入,列于全书的最后。
杜樊川集注序
义山、牧之,世亦以“李杜”并称,而玉溪生诗,注释者多,词旨愈晦。自吾师冯孟亭先生,澡雪精神,荡涤繁秽,凡《锦瑟》、《碧城》之什,《井泥》、《镜槛》之篇,如烛照幽,若针通结,郑笺有伦,楚艳斯张。
今鹭庭编修,其贤嗣也,班固能续父书,颜 为得臣义。尝以樊川一集,前人未有发明,取饫群言,积牍盈尺,既蒇功有日矣,新宫不戒,余烬莫收,又复寒暑勤劬,左右采获,迟之一纪,始得醒焦桐于爨下,回幸草于春余。注成,属余为序。
余惟牧之内怀经济之略,外骋豪宕之才。当其时,藩镇方张,朝廷多事:五诸侯并起,欲逼天阊;十常侍未除,先惊帝座。屯蜂昼聚,社鼠宵行。江充既兆乱于犬台,贾谊转埋忠于 舍。往往激昂狂节,摇荡愁旌。陈兵事之书,一麾愿乞;揭《罪言》之目,三刖奚辞。观其《独酌》成谣,《感怀》发咏,固非徒以一己牢愁之语,托之无端绮靡之词者也。而乃偃蹇幕僚,浮沉朝籍,揽霜毛于春镜,裹雨褐于秋船,茹鲠空忧,叫阍无助。惟是留云梦里,中酒花前,凭街子而说生平,对樗蒱而论心事。绿叶成阴之慨,青楼薄倖之名。壮志飘萧,才人落魄。此又写深情之帖,莫喻缠绵;读《小雅》之篇,难名悱恻也已。
鹭庭博采史编,综核时事。伫伊人于湓浦,眷往迹于朱坡,浥彼余波,节之杂佩。花红玉白,能通讽谕之心;酒醒灯残,为揾英雄之泪。不穿凿以侧附,不濛汞以诡随,情貌无遗,诠贯有叙。起古人而亦感,俾后学之不迷。是一编也,可以不朽矣!
独念义山、牧之,实为有唐一代诗人之殿。莅中原之牛耳,张大国之蝥弧,并号霸才,足推余勇。然而风流已远,文采仅存,诚不意时阅乎千载之余,而注成于一家之手。灵源得濬,幽径重搜。若鹭庭者,在小杜为功臣,在吾师为肖子。兰陔养志,胜赓束晳之诗;《水调》传声,待续扬州之梦。
嘉庆辛酉春二月既望钱唐吴锡麒撰。
樊川诗注自序
注杜牧之《樊川诗》四卷,既辍简,序之曰:注诗之难,昔人言之,自孟子有知人论世及以意逆志之说,而奉以从事者,不无求之过深。夫吾人发言,岂必动关时事?牧之语多直达,以视他人之旁寄曲取而意为辞晦者,迥乎不侔。且以毛公序《诗》,师承有自,而后儒尚有异议,况其下此,抑又可知。兹故第诠事实,以相参检,而意义所在,略而不道。
昔人注书,谓取证之书,当以最先者为主,此亦难以概论。神农《本草》,伯禹《山经》,其书多著汉时郡县,虽有遗文,未可明也。使释山水草木者,舍可据之经典,而上取二书,以是为古,未见其得。又如汤吿天之文,今略见《尚书·汤诰》,而《论语集解》据《墨子》引《汤誓》,然此可云《书》古文晚出也。凤兮凤兮,见《论语》、《庄子》,而刘峻注《世说》,乃引《列仙传》,故知革故取新,务在舍所习见,而姬籍、孔书,或亦略诸。至若《周书》之《职方》、《时训》,多同《周官·月令》;《国语》之方《左传》,又重出而小异。兹于地理职官,其各见于《新》、《旧唐书》及《六典》、《通典》、《元和志》等书者,随条分缀,义在互著,似斯类推,难可枚举,亦借以参离合,备遗忘也。王逸注《离骚》,于“县圃”引《淮南子》,《淮南》实在屈后;李善注《洛神赋》之“远游履”,引繁钦《定情诗》,而子建与繁同时。若《汉·元帝纪》“自度曲”,臣瓒引张衡《西京赋》“度曲未终”,而善注《西京赋》复引臣瓒《汉书注》为证。盖古人著书,往往偶用旧文;古人引证,往往偶随所见。兹历选载言,间从近取,实用此道,谅可无讥。若夫左氏释经,多叙经外别事,而挚虞之赏《杜氏释例》云:“左氏本为《春秋》作传,而左氏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氏》,故亦孤行。”兹于诠释所及,或遂衍及旁支,不知所裁,坐长繁芜,然不欲割弃,姑亦存之。至所引书如萧统《十二月启》、隋炀《望江南词》之类,颇出后人伪托,然意可证明,亦间为采摭。所谓昔之见为今,今之所谓古也。
牧之诗向多有许浑混入者。此四卷外,又有外集、别集各一卷,兹多未暇论及,盖亦以牧之手所焚弃而散落别见者,非其所欲存也。赵岐于《孟子》,不为外书四篇作注,亦其例也。
牧之出处之迹,史传了如,即诗亦可概见。兹仍其编次,不加更定。第才非著述,多所阙谬,丰取矜择,靡得而称。若其字句之异同,则颇广搜他本,详为附注。盖二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实用王钦臣《谈录》之例云。
嘉庆三年十月日桐乡冯集梧书。
这是第一篇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