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但它的趋势是确定的，就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所谓传统社会主义，是20世纪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普遍实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起于列宁、成于斯大林，一般把它称为“斯大林模式”。传统社会主义实行共产党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作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强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对外部世界基本封闭。

1.追寻共产主义的梦想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设想的吗？社会主义从理想进到现实有很多的变异，但也不能否认，20世纪的社会主义大实验是在追寻着马克思指示的共产主义的梦想，当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克思注意到，早期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非人的残酷剥削，痛斥“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8]进而认定，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救，“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59]建立起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充满着期待，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从他们的理论出发，马克思又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成“一种自然历史过程”。[60]在他们的著作中，尽管充满着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控诉，但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和成就依然给予充分的肯定，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一个必经的阶段，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1]“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作为革命家和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两面。

无论马恩对社会主义革命多么期待，他们从来不认为，革命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更不可能在落后的东方国家率先取得胜利。他们认为，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同时爆发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晚年讨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非常谨慎，认为俄国的土地公共占有制能否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公共占有制，取决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能否“互相补充”和“相互呼应”，同时是否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62]历史常常是出人意料的，革命恰恰在没有想到的地方发生了。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之所以发生革命，有着复杂和深刻的历史原因，绝不是某些随机的小概率事件可以解释的，也不是主观上想告别就可以告别的。按照现代化学者罗荣渠的看法，近代中国的轨迹是半边缘化、衰败化、现代化、革命化的四重奏，四种趋势相互重叠和激荡，现代化、革命化是阻止半边缘化和衰败化的努力，而现代化屡遭挫折，又使革命化成为唯一选择。[63]当然，革命能够获胜，无疑是利用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危机和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出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出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化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意义在于民族国家的重建，它包含两重意义：一是摆脱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一是从地方分割的传统权威转向单一的全国性权威，从分裂转向统一。无论先发还是后起现代化国家，都借助了民族国家的力量，后起现代化国家更加借助于国家的推动。[64]革命化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为深陷苦难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然而，革命化的负面后果是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前景对于20世纪的革命者吸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把它当作指日可期的目标和行动纲领，完全忽略了马克思有关“自然历史过程”的告诫。从列宁开始就急于过渡，1918～1920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误以为用军事共产主义就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义。在遭到全面抵制后，他不得不退却，1921年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通过竞争加速发展生产力，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然而，列宁的退却是策略性的，1929年斯大林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梦想超过列宁，甚至超过了斯大林。如果说落后是列宁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则把落后看成一种优势。“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5]列宁说过，国家越落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困难。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同列宁的这个说法，他认为国家越落后过渡就越容易，“穷则革命，富则修”，所以要“趁穷过渡”。马克思曾经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列宁也说过俄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毛泽东一度接受这种观念，但后来反其道而行，把资本主义看成完全的罪恶和主要的敌人，急急忙忙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消灭私有制后，又以毕生精力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切都是过程，都不应停留太久。自1949年建立新政权以后，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往前闯，从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到加速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搞出一种“兵营式的共产主义”。这已经超越了列宁和斯大林，更有甚者，当“大跃进”失败以后，毛泽东另辟蹊径，完全摆脱落后生产力的羁绊，希望通过思想和政治领域的革命继续他的乌托邦试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

2.传统社会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集全国之力于选定的工业化。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悄然而至，大片的工厂倒闭，银行关门，失业人数激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0%以上。[66]与西方大萧条形成强烈对照的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据苏联政府在1933年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建设了1500个大企业，工业产量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计划初的48%增至70%。[67]到1937年，苏联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4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战后，其他仿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过一个短暂的快速工业化阶段。1950年代，东欧国家工业产值增加都在1～3倍，中国“一五”时期工业化建设也取得可观的成效。苏联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对于急于追赶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精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

在中国，与现今思想界普遍认同市场经济的潮流相反，20世纪20～40年代，思想界盛行的是计划经济思潮，普遍相信计划经济或叫统制经济能助中国强大，甚至认为计划经济是“中国工业化的唯一希望”（饶荣春语），拘泥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无异于白日做梦”（吴半农语）。自由派领袖胡适也说：采用计划经济促进中国工业化成了当时“最风行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计划经济起源于民国时期。孙中山就有明确的计划经济主张。他认为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落后国家现代化必须有政府强力推进，“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蒋介石也讲：“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类似于新中国的国家计委）工业化计划搞了10多年，民国时期国有资本（或称官僚资本）就占有相当比重。[68]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因其正好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两个梦：一个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强国梦”，一个是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中国人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从未中断，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69]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发展国有大工业，不仅有苏联模板，而且有本土资源，不难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和科学家回国效力。

苏联最初的工业化奇迹，给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巨大压力，迫使西方对外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对内进行制度改良。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西方古典资本主义文明面临巨大危机，也迫使西方国家进行制度改良。在保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和累计税等政策，把一些社会主义诉求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让所有人都依赖这个体系，革命消弭于无形。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抛弃传统的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化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控制了资本主义周期性波动。在政治上，包括实现普选权在内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逐步扩大。改良后的资本主义回应了社会主义的挑战，迎来30年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当今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中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消除了它的内部矛盾，消除了根本的利益冲突。当今世界，不平等与贫富差距恶化仍然是一个全球性挑战，地球资源的严格约束也使发展中国家无法效仿美国式的消费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国的强势崛起、转型国家的乱局，这三件事挫折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引发出许多反思的声音。历史永远不可能“终结”，人类对于良序社会的追求不会止步。

回到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初期快速发展阶段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停滞。计划经济模式或许能有效地动员资源，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效率低下的问题日益暴露。其根源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可能获取完全的信息，事实上不可能制定出一份包罗万象的计划，任何看似缜密的计划都不可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满足社会成员多样性的消费偏好，更不用说决策错误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根本，就是它无法解决“激励问题”。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也就消灭了大多数人的工作动力，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致使经济发展失去内在动力，尤其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总是运动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计划经济扼杀个人自由。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国家手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无远弗届，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固定在特定区域和单位之内。人们得到了某种安全保障，却以失去自由为代价。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消灭了私有制后，就可以摆脱“人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他所期待的“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出现，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却跌入了无所不在的体制之中。在这个体制中，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又高度依赖于国家，自由选择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没有竞争没有选择也就没有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追求平等，造就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同质化社会，然而，追求平等主义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其特有的不平等，不是基于财产权和市场竞争，而是基于制度安排。毛泽东时代存在三个身份等级不同的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尤其是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为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两部分，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十几亿亩土地上，在农村内部是同质化平等化了，但农民与市民相比，既无平等可言，又失去了自由，这是平等社会的悖论。

传统社会主义走向衰落更有政治上的原因，这就是对暴力的滥用和对人的伤害。其根源主要应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依此形成的集权制度中寻找。共产党人普遍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自马克思，但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过渡时期的手段而存在的。这一任务一旦完成，无产阶级专政连同国家本身即将消亡。[70]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了，专政的职能不仅针对资产阶级的反抗，还针对无所不在的“习惯的力量”和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阶级专政须由政党来领导，政党须由最有威信的领袖集团来主持。[71]列宁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营地。”[72]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73]这就在苏联形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不受监督的一党专政制度。它与东方专制主义和企盼好皇帝的文化传统结合，演变为个人专制只有一步之遥。

为什么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化？首先，20世纪的革命者都陷入一种“理性的自负”，认定自己选定的方向是人类的必由之路。这种“历史必然性”被赋予一种不可挑战的宗教性权力。为了实现目标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采取任何强制和暴力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包括人的自由甚至生命。任何超越历史的社会方案必然会遭到实践的惩罚和社会的抵抗，并不断引发激烈的争论，因而强制就成为实行这种方案必不可少的手段。毛泽东时代发动了无数次的运动，“运动治国”成为常态，这些运动大都无关乎政权稳固，更多的是为强制性的制度变革开辟道路，用“不断革命”来扫清障碍，解决分歧，防范脱轨。比如，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贯穿于农村制度变革的全过程。其次，传统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官僚主义的复活。列宁晚年敏锐地觉察到这种趋势，但已力不从心。延安时期，毛泽东郑重考虑过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74]他在大军进城前向全党发出警告。毛泽东自信，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这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然而，毛泽东所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从制度上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反到1957年的整风、1960年的整社、1964年的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整肃运动。不否定不断的整肃运动对于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固化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时代虽然存在特权和官僚主义，但大面积的贪腐没有出现。然而，运动反腐造成了无尽的伤害，不断打乱国家秩序，却无法根除官僚主义的固疾。[75]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官僚主义的土壤。再次，传统社会主义高度集权体制难以形成常规权力更替机制。权力分配和权力角力只有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斯大林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斗争激烈化的理论，毛泽东同样以阶级斗争来诠释和解决权力问题，所不同的是，前者直接以国家暴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后者则更多地诉诸群众运动。党内干部都谙熟党内斗争，借助于上面发动的运动进行自己的权力角力，使政治运动在各个层级都能获得动力。在传统体制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成为个体改变自身地位的主要途径，由此滋生出一批又一批的运动积极分子，反过来不断地增添着运动力量。[76]“革命”是最神圣的字眼，也是最令人畏惧的字眼。人人都争当革命者，又都是革命的对象。党内干部大都不能避免挨整的命运，又极少有人没有整过人的记录，累积下来，几乎所有社会精英阶层都受到伤害。[77]

3.中国尚未完成的超越

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8]这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78年，邓小平就意识到，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79]1985年，邓小平讲得更加明白，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8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换一个方式说，继续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1]这只是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后的实践走得更远了。中国共产党把当下中国走的道路定义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怎样定义，它已经与传统社会主义相距很远了，甚至也超越了马克思定义的经典社会主义的范畴。[82]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150年多来，第一次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今的中国无疑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

然而，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最有希望的时期也许是充满危险的时期。人们描述了中国问题的种种表征，我以为，有两种挑战是具有根本性的。

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来的寻租空间。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了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败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腐败，当然程度与当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自律意识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年的权力腐败速度。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和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的诱惑，这种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以瓜分的肥肉。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投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官商勾结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另一种挑战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市场经济是趋利性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创造效率奇迹的魔力所在。市场经济的理想状况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自然导向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增进。然而，这种纯粹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现实中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完美的。资本的贪婪与权力的贪婪无高下之分，都基于人性的贪婪，没有规制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这种规制只能由市场之外即法律秩序来提供。当下中国的问题不止于此，还在于商业原则渗透到精神领域。从政界、学界到社会，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似乎无往不克，利益交易的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当官员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危害不只是腐败本身，更在于损坏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的公平和价值准则，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社会诚信流失，社会乱象丛生。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度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十分热烈。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按照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观点，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政治道路——英美法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联中国共产主义道路，三条道路都其来有自，当然成效和结局不同。[83]站在当今的立场看，通向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并不成功，如果有谁还想用传统社会主义方案来解当前的困境，那是遗忘历史。但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这场大试验，不可能成为历史空白，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仍然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课题。人类总应该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荡。传统社会主义试验不成功，不意味社会主义追求的基本价值失去意义。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要重走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84]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但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