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1977年12月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讲话。

[2] 转引自李向前《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兼答哈里·哈丁和麦克法夸尔两先生对中国改革的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

[3] 到1979年，全国共修筑大中小型水库8.4万余座，灌溉面积由建国之初的2亿亩增加到7亿亩，排灌动力机械7122万马力，化肥施用量1086万吨，农村建小型水电站8.3万余座，农村用电量282亿度。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VI、10～13页。

[4] 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388～389页。

[5]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76期。

[6] 1978年9月16、17日邓小平听取吉林、辽宁省委常委汇报时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80～81页。

[7] 《陈云年谱》下卷，第229页。

[8]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81页。

[9] 访欧代表团报告，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名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名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国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国内消费外，还有40%的谷物出口，丹麦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6.7%，生产的粮食、牛奶、猪肉、牛肉可供三个丹麦人口的需要。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22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1～122页。

[10] 1978年11月，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后，到一些单位报告访日情况，对日本大为赞赏。说日本普通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多数家庭有汽车，家用电器完全普及。工人一年有几次分红，年终还有3个月的奖金。农民也穿毛料衣服。商店经营商品50多万种，而我们最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也只有2万多种商品。“相比之下，实在觉得我们很寒伧”。不仅如此，日本人民“精神振作，奋发向上”，“事业心非常强烈”，“东京的社会治安状况比北京好得多”，没有听说有偷自行车的，商店下班不上门板。见邓力群《日本经济情况》，《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79年第45期。同月，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他访问伦敦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室、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具，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王震对英国的观感，王震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见柯华《在马克思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于日《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陈独秀研究动态》2002年第3、4期。

[11] 见《中国经济代表团访日工作报告》（1978年5月31日）、《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1978年6月22日），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06、122～125页。

[12] 《于光远访谈录》，见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0页。

[13] 1978年9月邓小平访朝时同金日成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77页。

[14] 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谷牧访欧情况汇报后说：“出去的同志回来后，自信心更强了。去日本、去西欧的同志回来，都提高了信心；对我说了，我的自信心也更强了。原来认为二十三年很快就过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现代化只有十三年，德国、丹麦也是十几年。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安定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可以赶上去。”见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8页。

[15] 谷牧等人从西欧五国带回来的信息是：西德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们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银行在代表团回国后就派人来北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事宜。说明他们解决资金过剩的急切心情。参见《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房维中：《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7～1989）》第1分册（未刊），第124页。

[16] 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说，我们已经损失了20年或者30年时间，再不能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那么，我们就有希望了。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页。

[17] 《于光远访谈录》，见陈敬《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第10页。

[18] 叶剑英说，中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钻了这个空子，在所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下，想抓谁就抓谁，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他说，“这一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人民日报》1979年2月15日）彭真说，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靠政策办事，到掌权后不仅靠政策，还依法办事，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他说：“管理国家，靠人治还是靠法制？一定要靠法制。”“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人人都必须守法，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使国家长治久安，比较能经得起各种风险的一项根本保证。”见《缅怀彭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31页。

[19] 吴象：《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历程》，见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218页。

[20] 沈祖伦：《改革初期我们的闯劲来自哪里》，《炎黄春秋》2008年第9期。

[21] 参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84～403页。

[22] 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23] 马国川：《金观涛：80年代的一个宏大思想运动》，新浪财经网，2008年4月27日。

[24] 1979年3月27日，邓小平为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话，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499页。

[25] 张显扬、史义军编《赵紫阳中南海十年纪事》（下），香港，世界科学教育出版社，2005，第1075～1076页。

[26] 地方分权化是毛泽东改良型经济模式的基本思路。最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随后二十年间进行了两次放权式改革。1958年的权力下放造成全面混乱，1960年初调整时期不得不重新把权力收回中央。但计划体制统得过多过死的固有弊端很快复现，1970年代初再次进行放权式改革。以战备为背景，要求各地方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将2600多个中央企业下放给省级管理，并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大包干”。地方“五小工业”和农村社队企业在1970年代有相当的发展。

[27] 中国经济的二元性和小型化特征，从机械制造业的情况可以看出。全国各类机械企业共10.4万个（其中大中型企业1.2万个，小型企业9.2万个），分属工交和国防工业两个系统，从中央到省、区、市都有两套机构。在工交口中，又有一机、农机两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和30多个中央部的专业机械制造局。国防口有从二机部到八机部等7个专业机械制造部，各地方还拥有自己的机械工业部门。民用一套，军工一套，中央一套，地方一套。见孙学文、沙吉才《关于我国机械工业的现状和问题及其调整和改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188期。以浙江为例， 1977年实际生产的机床是国家计划安排的6倍以上，其原料和产品销售86%靠来料加工和“协作交换”。见《经济管理通讯》1978年第17期。

[28] 中国经济，从企业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这一点看，是高度行政集权的体制；从地方、部门分割的状况看，它又谈不上真正实行了全国性计划。这就形成了两块经济：一块是计划内的经济主要是国营企业；一块是计划外的经济，主要是农村社队企业、县管企业和城镇街道集体经济。这种格局无意中成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增量改革从这里生成。

[29] 吴敬琏：《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百年潮》1999年第11期。

[30] 《陈云年谱》下卷，第236、238～239页。

[31]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39页。

[32] 彭森、郑定铨主编《中国改革20年规划总集：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改革出版社，1999，第16～18页。

[33] 《薛暮桥回忆录》，第375～376页。

[34] 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他不主张把鸟在手上捏死，但坚持要有个笼子，笼子可以有大有小。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09、311～313页。

[35] 《薛暮桥回忆录》，第351～352页。

[36] 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60页。

[37] 1978年3月，国务院首次提出，可以在城镇恢复和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正式提出，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98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进一步明确地把改革劳动就业制度与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联系起来。

[38] 这个规定最早出现在1980年国务院批转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中，1981年7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具体规定了雇工人数的最高限额。

[39] 1982年12月和1984年10月，陈云、邓小平先后谈到这个方针。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16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

[40] 据安徽统计，1983年及以前开业的私营企业有370家，发展最快的是1984年（644家）和1985年（1336家），分别是上年的1.74倍和2.07倍。其他地区如浙江温州、河北保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大体如此。参见王长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私营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6页。

[41] 见李惠根《全国私营经济调查研讨会情况》，《上海农村经济》1988年第5期。

[42] 1981年初，杜润生随赵紫阳到豫鄂农村考察，听到农民最满意的是有了自由，并重新把饭碗拿在自己手里。农民说：“20多年了，可熬到自己当家了。”现在“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见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册，第1079页。

[43] 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72～73页。

[44] 1991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上海说：“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27页。

[45] 1984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见效鼓舞了我们，说明我们的路子走对了，使我们对进行全面改革增加了信心，也给我们进行全面改革创造了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16页。

[46] 樊纲：《两种改革成本和两种改革路径》，《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

[47]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198页。

[48] 据吴敬琏回忆，1990年夏天，他从欧洲访问回来时心情悲观，但当他9月到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看到乡镇企业释放出的能量时，郁闷心情一扫而光。他得出结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走过临界点了，没有回头的可能。”见柳红《“计划与市场”争论中的吴敬琏》，《北京日报》2003年2月17日。

[49] 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转引自丁一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50] 陈志武：《慎言中国经济奇迹》，凤凰网，2007年6月16日。

[51] 李鸿谷：《历史中的荣毅仁与邓小平》，新浪网，2005年11月3日。

[52]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347页。

[53] 2007年10月14～15日杨继绳、萧冬连对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访谈。

[54] 1983年1月，吴敬琏到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从事客座研究，研究东欧国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53岁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甚至旁听大学生的课程，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补课。这为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奠定了理论经济学的基础。

[55] 与会的外国专家有：凯恩·克劳斯（英国）、埃明格尔（联邦德国）、托宾（美国）、拜特（南斯拉夫）、布鲁斯（原籍波兰）、科尔奈（匈牙利）、阿尔伯特（法国）、琼斯（美国）、小林实（日本）以及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和伍德。中方参加的主要有薛暮桥、安志文、马洪、刘国光、陈如龙、童大林、尚明、高尚全和一些中青年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共30余人。

[56]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回忆说：科尔奈“宏观间接调控”的意见对赵紫阳的影响很大，赵紫阳把它加到9月中下旬党代会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的说明中，将经济体制分成三个层次：宏观间接调控，发挥市场作用，企业自负盈亏。见2007年8月2、3、10日鲁利玲对安志文的访谈。

[57] 1984年，世界银行在关于1983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借鉴西方的公司制、股份制，实行多种国家机构所有制，可以打破条条块块。这个意见受到赵紫阳的重视，布置体改委进行研究。1985年，联邦德国“五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率团来访，赵紫阳就国有企业改革征求他的意见，施奈德承诺回去研究后再做答。1986年秋，施奈德再次来访，赵紫阳让安志文见他，施奈德说：改革国有企业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搞成公司制、股份制，赵紫阳很感兴趣。只是当时条件不具备，企业改革转向承包制，但赵紫阳的真实想法是搞股份制。赵先后三次派人征询台湾经济学院士蒋硕杰、于宗先、邹至庄、费景汉、顾应昌、刘遵义等人的意见。第一次1984年在香港，第二次1985年在北京，第三次1989年在香港，第一次经邓小平批准。最后一次座谈参考意义最大，台湾院士根据台湾经验提出的几条意见有很强的实用性，如绝对不能搞通货膨胀、应当放开价格管住货币、外汇汇率调整最好一步到位、企业最好还是实行股份制、应当缩短国有经济的投资战线等。这些意见受到邓小平、赵紫阳的高度重视，对1990年代改革产生了影响。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29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20页。

[6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第22卷，第500页。

[63]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

[64] 参见钱乘旦《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世界强国”问题》，《世界历史》2004年第6期；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5]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77～178页。

[66] 详见〔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327～339页。

[67] 转引自《世界现代史》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第238～239页。

[68] 转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7年8月号。

[69] 黄岭峻：《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0]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至于什么阶段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第3卷，第314页。

[7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81、197页。

[72]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126页。

[73] 《列宁选集》第3卷，第594页。

[74] 见朱洸《毛泽东与黄炎培话“周期率”》，《光明日报》1993年1月20日。

[75] 邓小平痛陈各种官僚主义现象：“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

[76] 参见孙康《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

[77] 参见晏乐斌《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78] 《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036页。

[79] 《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6～83页。

[80]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139页。

[81] 《邓小平选集》第3卷，第373页。

[82] 有些学者质疑《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消灭私有制”是误译，应为“扬弃私有制”。如果不拘泥于个别词语，“消灭私有制”并没有误读马克思，马克思分别使用过“废除”“夺取”“剥夺”等字眼。不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有“暴力剥夺”与“和平赎买”两种可能性，消灭私有制是渐进的过程。

[83]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现代社会形成中的地主与农民》，华夏出版社，1987。

[84] 王晓鲁：《改革收入分配的五个抉择》，财经网，2012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