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李向前

萧冬连先生在做了大量阅读与研究之后，对60多年来中共历史及路向选择进行了梳理，并做了抽象性的思考和压缩，写出了这个本子，表现了很深的功力，是一种对历史的深度解读。我很钦佩萧冬连先生的这种勤奋，这种用功，这种责任感。刚才有的先生指出，这个本子还是沿袭了一种老的话语叙述方式。我们得承认，老框架对我们影响非常之深之大，以至我们总是循着这个路数去构造历史。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感叹，如果完全脱离这个框架，对历史的演示，又非常难。因为历史的脉络就是线性发展的，它虽会分出枝蔓，也有岔路和支流，但要它易于理解，还必得按照承继、递进的样式来加以展示。其实，细读萧冬连先生的本子，他并没有刻板僵硬地沿袭老框架，而是做了很多抽象性思考。在标题设置、语言运用、思考角度等方面，都试图有所创新。这是我对这个本子赞赏的原因。观察60多年来中国的路径选择，有一个大历史、大观念的解读，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我同样希望对历史的述说要概括得更抽象。特别是非教科书类的历史著作，从说道理入手，表明作者对历史的洞察和理解，教人以理，示人以察，效果更佳。当然，对历史的洞察，能秉持实事求是原则，靠丰厚史料来说理、来概括，很不容易。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哗众取宠显然是最要不得的了。萧冬连先生的本子很严密。我很难再插上嘴。这里，只提供点随想，备考而已。

第一，历史的路径选择，说到底，脱离不开普罗大众的意志。我们说的历史选择，其实就是人民的选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条，叫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写过一个著名文件《工作方法六十条》，在第36条里他说：“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写于1958年1月。这是什么年代？是在“大跃进”就要发动而未发动的关头，也是萧冬连本子“赶超战略”的前夜。在这个“天地翻覆”的时刻，毛泽东为什么要讨论“英雄豪杰”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特别把它列入《工作方法六十条》？想来，这其中既有他理论宣示的必要，更有“乘风破浪”的感慨。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右派向党进攻而被击退之后，人民最强烈的意愿是什么？毛泽东说：“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1956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我国6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工作方法六十条》）作为领袖，毛泽东可以说牢牢把握着人民的脉搏。

近代以来，中国人最渴望的东西，无疑是民族复兴。用一句标准语说，是中国人背负的灾难与屈辱，实在太深重了。因此，民族的重新崛起，就成为一个新时代中最奔放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是应运而生。赶超战略，在人民的切身感受中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这句话很深刻。纵观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时常可以看到试图创造奇迹的思想涌动。这个相信奇迹可以救赎民族的渴望，影响巨大，以至我们可以俯拾多种这样的历史碎片。最著名的，当然是“大跃进”运动和所谓洋跃进运动。前一次“跃进”，遭到严重挫折；后一次，则很快为清醒的调整战略所阻止。问题在于，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工业化的“大跃进”极为艰难，甚至要经过极长期的奋斗才能实现，却常有幻想的存在，因为有一种民族心态、民族思潮作基础。这种民族心态和思潮，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曲折或直接影响到战略决策层面，形成了路径选择的通道。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下，是精英顺应了人民的选择，才确定了历史的拐点。

公平而论，能够创造历史的人，非常之少。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像偶然之于必然一样，有时也是决定性的。根据黎澍先生的考证，人民群众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是斯大林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在高度集中的制度下，领袖的作用变得巨大。因此，能够创造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人，并不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追求奇迹和梦想，是弱者精神救赎的动力。所以，它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做路径选择和社会动员时，这种号召力显得特别巨大。

第二，中国革命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个纲领，这使我们的路径选择有了很大的理论空间。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是在党的二大上。这是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实际状况提出来的。二大宣言说：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又确认，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由于这样一种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的位差，中国共产党可以根据国情、社情有效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就是一种在最低纲领基础上的出色选择。新民主主义有它的过渡性质，但却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奠基石。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纲领尚未出现时，中国的革命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革命。而到底是怎样一种“非资本主义”，却没有人说得清。新民主主义理论诞生之后，大家豁然开朗。原来，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社会性质和前途，都由新民主主义规定。由此一例，可见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之间，路径选择所遵循的，是一种契合中国国情的历史状态。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鉴于曾经对历史阶段的混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纲领。可以说，这是新时期里中共在理论上最大的建树之一。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根据初级阶段理论，中共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后来，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就是要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中共十八大报告依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此可见，路径选择同恰如其分的历史方位，是一种吻合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正确性，只能来自实际。对此，胡乔木有一个很精彩的说法：“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概念在100多年时间特别是近10多年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主要是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由近变远，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后来列宁称为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而且由高变低。”（《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胡乔木文集》第2卷）这个观察，是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切实基础上的。它对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做了非常实际的说明。路径选择，只能根据这样的实际历史状态来进行。

第三，改革开放和冷战格局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在《天高人大》一书中，何迪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基本上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限制了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对发展模式的选择。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外部条件的限制，有时对内部发展，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这个话题十分庞大，已经有了大量的实证和历史逻辑的研究，这里不赘述。但在谈到路径选择时，这个角度是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否则，很难令人信服地讲透一种路径选择的内在根据。

第四，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着意谈到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后30年这两段历史的关系。他说，这是两个互相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还说，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总书记为什么要这样讲？当然，既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又有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加以说明。

中共十八大报告，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四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践进行了脉络梳理。我以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要讲清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当口，显得十分重要。接过什么，发展什么，要有一个历史逻辑。而历史逻辑则深刻反映着历史的继承性。显然，一个完全断开的历史，或一个没有逻辑关系的历史，是难以存在的。尽管改革开放是走新路，但它对前28年的继承，对中共整个政治文化的吸收和扬弃，是事实存在的。有关这一点，相关的历史资料也太多，这里无法过细展开。但要讲第五次路径选择，即抛弃使国家走到灾难的十年动乱，开创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无论如何绕不开前28年历史和后面新路的历史逻辑关系。即使我们否定它的联系，也要讲出道理，而不能简单地沿着“穷”“落后”“崩溃的边缘”这种形式逻辑的线索讲下去。我认为，理论研究必须通过历史的过程去实证，而实证又必须有要素齐全的辩证逻辑联系。萧冬连先生的这个本子，正是两者俱佳的典范。

（李向前，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