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性和常识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韩钢

我比较肯定这个稿子，老萧确实花了功夫。这是一个袖珍版的党史，还是很精巧的。用10多万字把1949年以后的中共历史浓缩起来，写成这样，梳理得还非常清楚，特别不容易，我反正没这个本事。整个架构，跟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也比较吻合。有几个问题提出来，跟老萧一起讨论。

第一个大问题，要说明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就我自己的认识，恐怕有两个大的因素要考虑：一是中共对于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我认为，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工业化目标是非意识形态的；还有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两个东西孰轻孰重，恐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需要做一些具体分析。在这次转向的时候，某一个层面的东西可能更偏重一些；在下一次转向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更偏重一些。我同意海光讲的，在很多情况下，高层决策是从问题出发的，并不见得一定是从理念出发。比如，放弃新民主主义的问题。不管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怎么评价，后来放弃它，固然有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对工业化的考虑。其实，老萧在书里写到了，是把它放在第三点来解释的，我倒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后来的第三次转向，也是从追求工业化目标出发的。到了第四次转向，也就是“文革”，可能意识形态层面的因素更多一些。

第二个大问题，关于“文革”的发生原因，高层的分歧不必多说了。关于社会层面的原因，我比较同意大勇的看法，我也觉得，说是“奉旨革命”或者主要是“奉旨革命”，可能是简单了一点。底层卷入文化大革命，不完全是被动的，这里面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这里，还不仅仅是大勇讲的，长期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化，使得社会底层包括一般干部和民众都有了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的导向性认知。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17年里，中国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以及花样翻新、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在各方面和社会层面积累了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比方说，官员与百姓的矛盾，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矛盾，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的矛盾，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矛盾，“红五类”和“黑五类”的矛盾等，这些都是在17年屡次政治运动中叠加起来的。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老红卫兵运动过后，相当一部分人起来造反，可能不完全是出于我们讲到的对社会主义理解的问题，更多的恐怕是屡次政治运动叠加起来的社会矛盾的爆发。

第三个大问题，关于改革的路线图，有人认为是有设计的，我觉得，这需要斟酌。看改革的史料，会发现很多问题。我们通常讲的“拨乱反正”，还有农村的调整和变化，恐怕很多是自发的。比方，早期争论的一些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按劳分配问题，就不是最高层设计的，而是知识精英和一般干部提出来的。再比方，农村体制的变化，也是这样。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的最初原动力是什么？一个恐惧，一个饥饿，到底哪个因素更促使底层形成了改革的冲动，或者叫愿望，情况可能很复杂。对于农民来讲是饥饿，对于知识精英来讲可能是恐惧，这两个东西是改革最原始的动力。我认为，这样考察改革的源头，就回到了人本身，是用人性和常识来理解中国改革的原始冲动，而不是仅仅从高层、从观念来看改革的起源。当然，我们讲到“拨乱反正”的一些东西，讨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讨论按劳分配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原有意识形态的调整或改良；但还有一些是底层精英的一些反思，是出于对恐惧的记忆。

人们通常说的思想解放运动，我认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上层的，叫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有一个其实被忽略了，就是底层精英的思想启蒙运动，1980年代叫文化启蒙。这两个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反思的起点不完全一样，设定的目标也不完全一样。后来，我们看到的是，底层的思想解放运动受到官方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而上层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开始与底层的启蒙学派合流，至少是接近或同情，成了党内民主改革派。我觉得，底层的思想解放运动，原动力是出于对恐惧的记忆；至于农民对农村人民公社体制自发性的变革，则是出于对饥饿的原始记忆。回城青年最早在城市自主就业，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从某种角度说，也是出于对饥饿的原始记忆。所以，把改革看成一个完全自上而下的过程，恐怕还值得斟酌。

最后，想提一个问题讨论。这些年来，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中国前30年的问题，从理论上说，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近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个观点产生质疑。为什么呢？从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出问题的。中国的“文革”自不必说了，苏联、朝鲜、古巴，还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还有东欧各国，无一幸免。所有国家在实践这个主义时，都发生了问题，难道是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主义？只有上帝是清醒的，信徒全是糊涂的？这在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都无法解释。

其实，中国不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苏联也不是没有搞清楚，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如此。现在，是把一种预设的东西作为社会主义，其实所有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经验。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学费论”的翻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1976年以前的中国，1991年前的苏联，还有今天的朝鲜和古巴；如果要定义社会主义，这些就是“标本”。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