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迫的民族主义
——在国家认同与怨恨记忆之间
《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 (61) 是一部极力张扬民族主义情感的作品。纵观全书，作者以昂扬激情牵扯着的民族主义，将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全书臧否人物、评论时政、指点江山、勾画前程。但论述显得松散、主张非常夸张、言辞颇为激烈、对峙感觉明确。虽然如此，这部书的畅销和热评，却显示了作者触及到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如何看待中国现代转变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激情化的民族主义总是以国家认同为先决条件谈论政治问题、国际关系、社会心理以及国家目标。然而这样的民族主义又总是无法理性说理，在情感跃动的热切言辞中显现出贫乏的政治理性，在激情涌动的陈述中显露出论述的逻辑苍白，在诸多恳切的感叹和愤懑中进行的出路设计简单乏味。一方面，作者似乎显示了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自信乃至自负；另一方面，作者似乎也拿不准国家崛起的具体进路，不得不在“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状态中一味重复伸张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这一对中国国家认同而言必不可少的现代意识形态，就这么突兀地呈现出它的窘迫感。
（一）后发劣势与国家认同的困局
民族主义是关乎现代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而且主要是关系到后发国家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动员问题的意识形态。论及民族主义的学者们指出，“民族主义经常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意识形态使民族的自我意识、种族认同或语言认同成为某种寻找政治表达的学说性的核心政纲。” (62) 爱国主义、民族性和种族主义是理解民族主义必须借助的辞藻。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古老形式，主要强调的是对民族政治建构体的忠诚。民族性作为民族之间据以区别开来的概念，其中蕴含着更多的排斥性意味。种族主义则是民族主义脉络中极端的一系，它强调自然意义上的优越种族在政治上的相关优越性。不论这些围绕民族的政治意识形态论说基于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它们试图解决的现代政治难题，其实就是在民族基础上建构的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问题。 (63)
现代国家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一个难题。难就难在国家是人为的政治结构，但这一人为结构又是建立在民族这一自然共同体的基础上的。于是，国家认同的目标务必同时解决两个问题才能达成：既要照顾民族的自然特性，又要服从国家的政治原则。而这两者之间却并不一致：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建立起了国家，一个国家内部具有民族辨认的余地，因此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关系对国家认同发生着消解性的影响；同时，民族国家之间也有一个族姓辨认与政治区别的问题，民族国家间必然借助排斥与融合的两种力量才足以维持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既关系到现代国家建构基本的、普世的人权、宪政这些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基本准则，也关系到民族国家间族性差异基础上的利益分化与捍卫的方式选择。这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注定了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矛盾特质：缺乏普世价值支持，国家认同就缺乏精神支撑；缺少民族国家利益抉择，就缺少处理国际关系的现实基础。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各种矛盾的价值与利益中间巧妙穿行，寻找既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又支持民族国家强势运行的厚实理由。
可见，国家发展状态、国家认同情形与国家兴衰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的先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或者先发劣势与后发优势，构成两个相互联系的论说现代国家发展的问题。对于那些先发内生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建构、国家认同与国家兴盛，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一种从容的自我转变中生长出来的现代结构，对于它据以发育、生长并壮大的那个原有结构，并不构成对峙性的关系。换言之，新生的现代国家不是对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颠覆，而是对这一结构的超越。像英国这个被视为原创性的现代国家，就民族国家建构的内生因素来看，它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其先现代政治历程，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悠悠历史任务。这中间，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与民主政治的逐渐成熟，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有力推手。而从外部来看，英国的现代发展处于一个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欧洲大陆的相互征战使它们来不及理会英国的急遽转变，也来不及与英国的海外拓展对抗。因此英国人足以在优良的国内外环境中积聚民族国家建构的种种资源。这就是一种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难以企及的先发优势。因此在英国并不需要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却自然而然建构了强大的民族国家。
如果把英国作为一个先发内生的现代国家的典范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话，那么欧洲大陆现代国家建构的紧张感却可以反证英国的典范价值。确实，英国是一个独立的岛国，具有得天独厚的建国优势。但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却与后起的其他国家没有二致。差别显现在，后起国家缺乏英国那样的从容感，国家建构陡增了内部与外部的紧张因素。从内部来讲，17、18世纪开始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欧洲大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显示了国家建构的内部困难。德国出现赫尔德的语言民族主义就是为了解决民族认同，连带着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可是这一进路的政治有效性并不强。后来意大利的马志尼提出了近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念，并有力推动了意大利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进程。但马志尼民族主义理论充满了张力：说他提供了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方案，可是他反对个人主义；说他是民族主义者，可是他表达了明显的世界主义观念。因此，有人断言马志尼对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最大贡献倒是揭示了自由民族主义的所固有的全部疑难。 (64) 当后来德国人处理国际关系动用民族（种族）精神资源的时候，这种紧张就更是显得难以化解。国家（或民族）社会主义的流行以及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至今还撼动人们的政治心灵。这就是国家建构后发劣势的鲜明体现。
当民族国家建构成¸º现代世界体系的主流以后，各个国家便必须在国家认同上下足工夫，这样才足以维护民族国家的政治底盘和支持国家利益的差别认知。无疑，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尾随性成员。遭遇国家建构中程度更高的内部认同与外部承认紧张就在情理之中。但这却构成了中国人动用民族主义思想与政治资源的拦路虎。紧张的民族国家内部成员的认同一直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国际间的承认与尊重，也因为世界体系的正式成型而显得张力十足。如何在整合国内政治认同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国际承认和尊重，一直是困扰中国官民政治思维的首要难题。这也是民族主义既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又是国家建构中难以消化的营养品的原因。 (65) 中国一开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就处于后发劣势决定的国家认同紧张之中。这也是《中国不高兴》的论说所面对的时代大背景。
“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可以视为《中国不高兴》的核心理论命题。仅仅从这两个命题上讲，可以说该书的作者抓住了今天中国国家建构的重大问题——必须在内外两个方面解决国家认同问题。但通观全书，“外争族权”着墨极多、论述也显得丰满许多。而“内修人权”不仅语焉不详，且每每在涉及之时，都因为拒斥现代典范，而显得与作者的基本主张相悖。并且在比较“内修人权”与“外争族权”的时候，总是忌讳深入讨论危机重重的当代中国如何在内修人权的前提条件下外争族权的问题。如果说内修人权是外争族权的政治前提的话，不解决好这一关乎国家内部成员和族群认同的政治问题，根本就无望解决外争族权、收到列国尊重效果的问题。然而他们一旦涉及内修人权的问题时，就坚持一种敌视现代国家建构典范的抵抗政治思维，缺乏一种在各种现代国家典范中择善而从的政治灵活性。于是，内修人权几乎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相反缺乏国家内部基础支持的外争族权倒成了《中国不高兴》的唯一主题。并且一种仅仅是坚决与一等强国对抗的刚性立场又成为十分僵化的外争族权的唯一出路。而在外争族权的具体举措上，更是简单地重复“持剑经商”的原则而已。这种缺少政治智慧的民族主义能给中国国家认同多少有益的东西，就令人怀疑了。
（二）怨恨情结
对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而言，断言其论说是建立在怨恨的基础上似乎有些过了。但怨恨显然构成他们述说不高兴的伦理底色。因为不是对不高兴经历的记忆犹新、深埋心底、挥之不去和狂泄纸面，不高兴之作为一种心理反应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在现代复杂的民族国家体系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单单由高兴书写成自己的国家心理史。本来，从现代历史来看，各个民族国家几乎都有高兴史和不高兴史。即使像今天为激情化的民族主义者们共同仇恨的美国，在英国殖民时期，也不可能高兴起来。这正是美国发动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但早期民族主义的创立者们并不把怨恨视为民族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在赫尔德和马志尼那里，与其说是以怨恨伦理动员整个民族，不如说是以民族的自然共同性（如赫尔德看重的语言）、或民族的集体自由（如马志尼看重的意大利独立）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的重要动力。这是因为建立在怨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具有将民族引导向以仇外情绪掩盖内部危机的误区的危险。这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弱点——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优势与缺点不能了然于心的话，它也就无法提升自己的民族品质，从而建立起强盛的政治实体；相应地，如果一个民族还没有建构好自己的民族国家体制，就急于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攻势，那就必然悬空其国家基础，无法夯实其国际战略的国内根基。 (66)
但对于后发的民族国家而言，这样的处境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先发的民族国家以民族利益为动机展开的掠夺性经济与政治活动，必然以伤害后发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前提。于是，后发民族国家对于先发民族国家的怨恨日积月累。后发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成为双面结构，既力图模仿先发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的经验，同时又反感、拒斥或对抗这些国家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侵蚀。因此，后发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少不了怨恨记忆的。因为怨恨记忆已经成为这些国家政治认同的历史条件。缺乏这样的动力，后发民族国家就不知道从何下手动员民族的内趋性认同，并在此基础上驱动国家认同。当然，这样的国家认同驱动方式使民族主义必定成为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它推动民族的政治认同，但也伤害民族的政治理性，使后发民族很难游刃有余地选择民族国家发展的理性道路。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渲染这样的民族怨恨记忆。一方面这体现为作者们以情绪化有余而理性能力不足的年轻人作为申述中国人不高兴的核心主体， (67) 从而将年轻人本来就以情绪主导的国际关系认知推向了主导整个国家对国际关系认知的高阶地位，因此堵塞了理性解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的通道。另一方面，该书作者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痛苦”作为国家崛起的财富来看待，从而借助于历史怨恨为现实怨恨张目，以苦难记忆作为现实对抗的直接理由。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述进路。因为1840年来中国之作为民族国家兴起所遭遇的侵凌与欺辱，并不足以说明从中潜蛰着的民族发奋图强精神，必须在与发达国家的对抗中不断重复和强化，才足以积聚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资源。一个总是怀恨在心的民族是不足以理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因此也就不足以走出怨恨境地，开拓民族理性发展的天地。再一方面，《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将历史怨恨与现实不满混淆起来，从而故意强化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以此得出如果不与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抗，就不足以推动中国崛起的巨碾的结论。为了说明这种怨恨所具有的现实理由，该书作者以美国运用弹道导弹和金融工具强压中国作为根据，力证美国试图压制中国的崛起。这些现象指陈不为无据。但仇恨美国是不是就足以驱使中国反过来压倒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呢？显然并非如此。因为选择作者声称的外部压，一定还需要中国人将之转变为国家建构与认同的内部理性行动，才足以使中国崛起并强盛。并不是说美国衰落了，中国就崛起了。这是两个相关性程度并不太高的独立问题。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言不虚。《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正是在深刻铭记和有意遗忘之间确立其怨恨对象的。为此他们将现代中国的历史遭遇加以裁割，刻意突出他们怨恨的美国，而故意将俄罗斯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加以隐匿。从历史的角度讲，俄罗斯、日本与美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喜怒哀乐纠结最复杂的国家。俄罗斯夺取了中国最多的国土资源，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但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失去了一等强国的地位，日本在经济政治上的总体实力即将不及中国，因此它们强加给中国人的怨恨被列入了选择性遗忘的范围。而美国今天被假想为中国成为头等强国的最大对手，因此它成为中国人解不开的历史怨恨的唯一嫉恨对象。《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念兹在兹的发泄民族主义愤懑的对象就是美国。看起来他们与美国不共戴天，但一经审查，这种仇恨美国的情绪与美化美国的取向恰恰构成一物之两面。它是中国人排解不开的美国情结的孪生子。善意地理解他们对美国的怨恨，不过是想选择强大的外部压，来促使中国的发展；恶意地解读他们对美国的怨恨，则是基于弱者对强者的嫉妒。对于中国而言，从1949年到1978年选择的国际对抗战略，造成了民众自恋并瞧不起所有强势国家的心理定势。而1978年至今国家确立的国际合作战略，则催生了民众视头等强国为模仿典范的社会心理。前者基于历史怨恨，后者受制现实无奈。两者共同强化了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心理——我们想取美国而代之，才能实现我们成为头等强国的现代梦想；但我们不得不学习美国，以求获得西天真经，实现超越式发展。爱也美国，恨亦美国。爱恨交加都是因为美国是我们绕不开的国家发展与国家认同参照。
与这种选择性记恨和选择性遗忘关联在一起的必然是决绝性的对抗。这种对抗，可以满足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推动国家崛起的兴奋感需求。因为只有在抵抗中，中国遭受的屈辱才能化解开来；只有在对抗中，中国崛起的喜悦才能显露出来；只有在对抗中，才足以看到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兴盛之鲜明的对比；只有在对抗中，中国才能发现国家认同的丰厚资源。敢于对抗，似乎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极之看重的英雄国家品质。因此他们对于那种敢于揭示民族劣根性的行为十分痛恨，认定那就是一种卖国主义，就是一种愤懑主义导致的失败主义主张。他们就此对这些国民性的批判者加以力透纸背的刻薄诋毁。但他们自己建立在怨恨基础上的对抗论述，不正是他们无法排解愤懑，因此也无法保证中国走向成功的象征么？！
这种民族主义的陈述显得有些悖谬，它对于国家崛起的乐观断言，建立在仇恨外国强大的基础上。悲愤与乐观的情绪尖锐地冲突着。但从怨恨中似乎推导不出理性，从对抗中似乎发现不了出路。于是民族主义变成了价值呓语，国家认同演变为心理内驱，而国家崛起成为对抗游戏。我们有必要一问，难道民族主义陈述只能建立在化解不开的怨恨情结上吗？简而言之，这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将民族主义草率地处理为救国救民的兴奋剂必然的结果。一方面，他们将内涵复杂的民族主义缩水为一种社会心理态势，简单地以高兴、不高兴的心理情绪作为阐述民族主义的固定视角；另一方面，他们将民族主义处理为非政治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把它当作政治意识形态来对待，因此对民族主义意图一揽子解决现代问题的图谋视而不见；再一方面，他们仅仅凸显出民族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国际关系的内涵，但却严重忽略了民族主义主要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工具这个含义。于是民族主义就此成为一种不算高级的泄愤方式。 (68)
（三）民族主义的建构性与否定性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柄双刃剑，民族主义具有推进后发现代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对于一个后发现代国家来讲，设定建立现代国家的目标是有效推动自己国家从传统迈进现代的必要条件。无疑，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助于他们从事的国家建构工程。因为撇开国家认同的历史积累，完全凭空地开启国家建构的认同局面，无异于建立空中楼阁。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因此必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这些都使民族主义在中国还有广阔的用武之地。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建构和政治认同的自觉理论形态。尽管它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论证，需要其他意识形态提供价值支持，但它的巨大政治功用已经得到公认。民族主义作为号召民族成员对其政治实体表达政治忠诚的有力工具，已经在现代历史上从弱到强地呈现出来。民族主义在理论上的四波发展，证明了它不仅在过去有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也证明了它仍然将发挥不可小觑的能量。
研究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这一理论形态的演进史划分为四波：第一波是美洲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最后一波则是殖民地民族主义。 (69) 民族主义的第一波事关美洲的欧裔海外移民的建国行动。但与后起的自觉民族主义理念不同的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既无关于语言对民族的塑造，也无关于下层群众对民族认同的驱动。 (70) 但在这样的民族主义雏型的启发下，欧洲在美洲独立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运动中，出现了自觉的民族主义理论建构。这就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波——语言民族主义出现的契机。大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之兴起，一是由于美国和法国革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精神在欧洲传播开来了，二是因为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欧洲的民族多元化认知，象拉丁文这样的古来语言具有的神圣地位衰落了，民族语言成为兴起中的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民族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德直接将民族主义规定为语言共同体。“因为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它有它的民族文化，例如它的语言。” (71) 官方民族主义的出现，是因为王朝统治者眼见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水般席卷而来，因此顺应这一潮流将之引导为一种统治哲学，并对殖民地进行民族归顺的驯化。这使得民族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72) 正是第三波民族主义启示性导出了第四波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政策要求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克尽政治忠诚，因此启发了后者的民族共同体想象能力，进而使殖民政府转型为民族国家。但殖民地民族主义是所有民族主义中最复杂的形态。它不仅是由愤懑的知识分子阐释的意识形态，而且以尖锐对抗殖民主义为前提，并寄托于情绪化的年轻人。 (73)
从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对国家建构而言确实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促进国家建构的同时，也对国家建构产生消极的功用。民族主义“第三波”、“第四波”都是它显示其否定性的负面功能最突出和最典型的阶段。最后一波民族主义，一方面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反向作用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强大的排斥性、迫害性的民族（种族）运动。前者促使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后者造成了种种民族（种族）之间的流血冲突。民族主义从其早期的文化定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伴随政治性内涵的强化，民族主义愈来愈成为排斥性的国家动员的手段。 (74)
民族主义之所以突兀地显露出建构性和否定性的共在特性，是为它的理论特质所决定的。恰如论者指出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出现很晚，是标准的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但其根脉甚深，与古老民族的自然历史挂上了钩，因此它无力提供一个清晰的历史演变脉络；而且，民族主义是站在特殊的立场、却以普遍性来宣传其思想的。因此注定了它思想内部难以释放的张力。再者，民族主义一方面似乎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与理论主张，但另一方面它几乎与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难分彼此，它的理论含混性体现得非常强烈。正是民族主义的这些理论徵兆，使得它显现出一种难以为人理解的矛盾，“民族主义之所以非常成功，正是因为它没有连贯的实质性的学说。” (75) 民族主义作为与变化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它始终无法脱离政治之手的拿捏，因此注定了它为政治所用的命运。而政治的翻云覆雨，也就预示了民族主义的变化多端。因此民族主义无法像其他政治意识形态那样清晰、系统并且合乎逻辑地表达自己的能指与所指。
从同情的角度理解《中国不高兴》，可以说它的作者试图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动员的方式，他们对于中国人模糊的民族意识的忧心如焚、对于国家间竞争局面的不利具有的高度警惕、对于聚集国家认同资源具有的极端热忱、对于中国之崛起为头等强国的热切盼望、对于中国如何具备英雄国家气概的深切期待，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它诉诸知识分子的直觉感知、对于青年人情绪的刻意顺从、对实现国家利益的复杂技巧的忽略、对民族精英的不同尝试深怀的轻蔑，在在显示了《中国不高兴》宣誓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局限。这本书的部分作者在10年前就撰写过情感充沛而理性不足、立场强硬却甚少论证的《中国可以说不》，但过去的10年，它们为民族主义理论特性所限，无法走出申述立场的情感天地，实现理论阐释的突破。因此，《中国不高兴》同《中国可以说不》一样，只是一些“浓情化不开”的情绪堆积。这也许是殖民地民族主义必然显现的论说宿命？！
（四）超越情绪宣泄与自由民族主义的主张
民族主义似乎无法逃脱感情陷阱。这首先是因为它将自己的价值来源深深置于自然的民族情感之中。一方面这使民族主义具有与其他现代意识形态相比更为深厚的情感资源。另一方面也使民族主义不能脱离开民族感情来申述理性的立场。一旦民族主义试图达到自圆其说的理论逻辑建构，它就必然处于理性与情感的冲突状态。从理性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并不因其情感天性就注定只能发泄情感，从而颓然消耗其理论建构所必须的情感资源。它是可以建立起理性论说的。但从感性的角度看，民族主义实在难以将某些理性的判断坚持到底，因为它不是一种首尾一贯的逻辑建构，它随时得借助于情感发泄来申诉民族遭遇不公的感情。这个时候，民族主义的理性性质就难以得到本质保证。根据民族主义主要是诉诸情感还是主要是求诸理性，我们可以将前者基础上述说的民族主义称为脆弱的民族主义，将后者基础上言说的民族主义称为韧性的民族主义。前者只是情感堆积，后者则是深沉感情；前者诉诸对立情绪，后者显得温和持中；前者欲求民族即时强大，后者承诺民族崛起过程；前者具有明显的排斥性，后者具有民族的兼容性；前者亟欲曝露情绪，后者致力提纯感情。总而言之，民族主义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精巧的平衡，它才足以发挥积极的政治作用、克制消极的政治冲动。
民族主义者是否能够在其立场宣誓和理论阐述时做到平衡感情与理性呢？进而保证民族主义不至于堕入脆弱的感情爆发泥潭，真正与民族的长期存在与顽强发展相伴随呢？对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必然是否定的。但观之于现代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论说，情形则并非如此。这里不妨看看两个典型的个案。一是我们的近邻印度的民族主义论说与民族主义运动，是获得了广泛的理论认同和公认的政治成功的。这是印度民族主义内在的理性品质所决定的。有两个视角观察印度的民族主义，一是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反抗运动，它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治行动。在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看来，甘地的非暴力反抗简直是顶级的文艺腔、娘娘腔了，但它对于印度的民族独立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泰戈尔对民族主义进行的理论阐释。作为诗人的泰戈尔在论述民族主义的时候，没有被狂热的文人思维所主宰，反而清醒理智地对东西方民族主义进行了脉络清晰的分析。一方面他指出，“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它像一群捕食的野兽，总得有它的牺牲品。”但同时他指出，“西方民族最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就是法律和秩序。”因此，另一方面，他敏锐觉察到像印度这样的后发现代国家，既要抵抗西方民族的统治，拒斥他们的自私自利、巧取豪夺、欺负邻人；又要接受西方民族追求法治和秩序的现代性创制。 (76) 泰戈尔没有陷入后发国家的人们使用民族主义的武器时出现的理智与情感不可调和的冲突之中，相反他合理调适了两者：既拒斥了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成分，又强调了民族主义的重要价值。这中间蕴含着泰戈尔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和炙热之爱，但并没有滑入排斥性、对抗性的泥淖。
换一个角度看看对现代民族主义兴起发挥过巨大推动作用的意大利民族主义。马志尼的民族主义思想之所以对意大利的统一发挥了公认的积极作用，也是因为他能够将理性内置于民族情感之中，从而将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安顿在可靠的理性基石上面。 (77) 马志尼对于民族主义的申述建立在将意大利统一于一个民族政府的基点上，他对民族自决的高度重视显示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的特质。马志尼在他的名篇《人的责任》中，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展望了各个独立自决的民族在自由市场内和平合作的前景。世界主义的眼光，使他得以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同时尊重各个民族的个性与才能；民族独立自决的立场，使他坚定拒绝国家内部的地域主义，看重民族政府维护民族传统、致力民族发展。马志尼作为民族主义者，在理性申述民族主义立场的情况下，高调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和优于个人利益。因此，热爱民族远远胜于个人权利和社会发展。这是他作为民族主义的理论标记。但总的说来，马志尼力求调和民族主义内部各种冲突的要素，以保证民族主义对于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的积极效用。
可见，民族主义并不必然陷入单纯的激情而无法规避。其实，陷入情感宣泄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看到国家认同的问题，看不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激进的、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号召力较强。因为它诉诸的是情感共振、张扬的是激烈对抗、强调的是英雄情怀、申述的是战胜对手的畅快。因此它更易获得阐释者的激情诉说、行动者的积极响应。但因为阐释者与行动者都无力驾驭过盛的激情，因此注定了这一形态的民族主义除开发泄情绪，对民族振兴和国家认同并无太大价值。这就是它根性上的脆弱性所在。
同所有现代意识形态一样，民族主义自身并不是一个在价值立场上高度统一、在制度设计上完全一致、在民族心理上倾向相同的观念体系。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聚集起差异悬殊、却共同命名为民族主义的理论流派。如果说前述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流派划分主要是以历史形态为依据的话，那么这里再以意识形态为根据，进一步将民族主义划分为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两大流派。后者逐渐成为理性化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出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或简称自由民族主义，鲜明主张一切民族享有平等权利，而核心则是个人权利的理论。民族权利与民族成员权利是同等重要的。自由民族主义为此主张，民族成员对民族的忠诚与热爱，不是一种单向的付出，而是因为民族成员成为民族群体平等一员的这个优先存在，民族才能要求成员对民族政治共同体付出文化自豪和政治忠诚。在此基础上，民族成员对民族政治行动热情高涨的参与值得肯定。这促使了民族成员间的文化认同，进而为民族建构的国家政治组织的认同提供了支持。顺着这一逻辑延伸，自由民族主义重视民族国家的宪政建构，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建构才能保证民族成员维持其平等的身份，反过来维护成员对于民族和国家的积极认同。自由的民族主义带着宽容和平等的心态对待群体内的成员甚至群体外的人士。在培育成员对民族的认同的时候，公民教育与民族教育、国家教育不能偏废。 (78)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力求化解民族主义内部的张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其难题。它首先依赖实践这一民族主义形态的民族具有成熟的政治心理与理性的政治行动。其次则仰仗理论逻辑上一以贯之地处理民族群体与民族成员的关系。再次则依靠民族的政治实践或国家行动能够对内对外标举同样的自由原则。这三个方面似乎把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摆上了乌托邦的祭坛。有论者指出，“对于任何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无论何等的自由主义化，民族立意必然高于单纯的个人利益，从舞台中心撇开个人，标志着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纯洁的、首尾一贯的意识形态开始结束”。 (79)
或许，后发国家的民族主义在它显现巨大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它无法化解的理论矛盾，使它完全无力将其逻辑的一致性呈现给人们？如此说来，民族主义将永处窘迫之中而无以自拔？！于是可以预期，《中国不高兴》的姊妹篇还会继续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