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心魔、重建共识与推进改革
破除心魔、重建共识与推进改革 (88)
重建改革共识，似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谈论改革的热门话题。如果说这里的共识指的是一些具体改革事务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形成改革共识的难度不在这里。在左右派之间已经达成的多方面基本共识，已经为人所知。一些论者提出的三大类共识：左右、上下和内外的共识，其价值也为人们所确认。我觉得，在三大共识的枚举性罗列中，内外共识是很关键的一种共识。因为这一共识涉及到形成共识的大和解前提。共识不能建立在对峙的政治心理基础上。在海外的一批人，基本上是1980年代的改革派。他们出国之后，有些变得激进了，有些变得消沉了，但他们有一些固定而相通的看法，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群体。如果国内的改革主张与他们的改革诉求完全脱节，是绝对不利于形成最大限度的改革共识的。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改革共识，就难以设想有效推进改革进程。
就当下情形而言，可能最想形成共识的民间一方，反而恰恰是促成共识最困难的。仅就知识界而言，知识精英达成共识的困难并不大。在重庆事件以后，左派朋友进入可贵的理性反思状态。右派朋友也主张在左右之间进行有效对话，以求实现各自的改革诉求。问题在于，知识界达成的改革共识，不可能是知识界内部的共识，而是跟当局者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才足以成为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官民共识，不是一般的官民相互理解的问题，而是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企业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的政治妥协。其后是精英集团与社会公众达成共识，从而理性启动新的改革议程，促使改革走向它的现代规范目标。达成这种共识，应该说是最困难的。
（一）破除官方改革心魔
比较而言，在需要达成的各种共识中，官民共识的达成是最困难的。这个“最”字不是对民一方而言的，而是对“官”一方而言的。对官方权力来讲，因为有三个心魔必须率先解除，才有可能达成官民共识。而破除这三个心魔，确实具有极强的挑战性。
第一，当局能不能稳定局面的政治心魔。这还可以表述为官方是否能够保证人们政治忠诚的心魔。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应该充分相信，在现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左、中、右，愿意跟你谈改革，就等于是表现出了最大和最高的政治忠诚。因为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今天都只谈论革命话题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当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国家体制需要做出结构性调整的状态，1980年代的改良已经不可能催生人们的改革春梦了。回想1980年代，改革引领者登高一呼，大家都鼓掌欢迎、热枕支持、全力参与。这样的境况是一去不复返了。执政党不破除只想稳定局面，而不愿协商地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心魔，我相信，一切对改革的研究，无论左右，掌权者都会左右开弓、左右开打。而这对步入深水区的改革，是极为不利的一种情形。
其实，这样的心魔是有解除条件的。因为没有官位的民间人士，今天还乐于谈论改革。民间人士愿意跟官方谈论改革，这就是对官方做出的一个最大承诺，这等于承诺了官方继续统治的前提，承认你掌权的既定事实。你当政、你改革，我给你进言；你去做、你受益，我给你对策。但显然，当权者对讨论改革、设计改革的民间热情，还在进行打压。这意味着他们还没有解除畏惧民间力量的心魔，还没有告别官民对峙的政治心理。这就确切地表明，官方对改革物议的姿态，尚需摆正，一旦官方摆正姿态，它就会从容地对待、积极地响应民间的改革议论。
第二，无论左右的改革方案都会导致混乱的心魔。最近十几年，这个心魔越来越纠缠住当权者的政治心灵。他们唯权是举，只要有利于维护权力的事情，就不论条件如何，一根筋地强行推进。近期，这样的心态，体现为以GDP的持续增长，树立三重自信。这是一种极易造成麻烦的心理状态。这等于将官方话语变成对改革话语的排斥性话语了。因为当权者怕乱，因此一切理论思考都以维护稳定为中轴。一切似乎会影响稳定和GDP增长的改革思路，不由分说地遭到排斥，甚至打击。而且，对改革非常紧要的话题，因此也得不到深入、细致、理性而必要的讨论。官方对深水区的改革因之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民众就更是在精神的自我麻痹中打发日子。
我觉得这是最近五年当权者最大的心魔。三重自信确实有其价值。但最重要的自信，反而不提。不被提到的自信，就是政治自信。当权者一时表现出来的，是政治畏惧，不是政治自信。在唯GDP是举，且对政治体制改革畏首畏尾的局面中，当权者进行操盘性改革的政治自信没有，那改革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只有解除一说改革就会乱局的心魔，便可望实现李克强讲的改革是最大红利的目标。据传有个学者到广东做报告，强调如果把村民自治改革推进下去，就可以有十年的机会。汪洋笑说，如果我们把政改也推进下去，还可以继续执政十年。这个玩笑里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比较复杂，但显然执政者特别怕乱的心态潜存其间。这个“乱”，首先是担心自己的统治受到颠覆。主导改革者的这样一种危机感，对中国的改革是最不幸的信号。因为你就是左中右、内与外都达成了改革共识，当权者毫不动心，改革就无从施展。人们就只有坐等命运之神的作用，撞上好运，自然高兴；碰上厄运，也无可奈何。改革之主动而为的态势，则不会作为社会常态，浮现在今日中国的生活舞台。
第三，无论下一步如何实施改革，改革必然导致社会分裂、政治分裂的心魔。这个心魔的产生，是因为当权者的权力自闭，因为它对社会已经没有敏锐的感知了。对今天的当权者来讲，他们完全是从县委党校到中央党校的自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他们获得权力，与社会无关；他们掌握权力，也与社会无关；他们的升迁降免，更是社会无从影响的事情。权力的得失，完全源自党政口的内部“选举”。这种权力自闭症，会生成一种权封闭游戏的机制。在这种封闭游戏中，不到最后全面颠覆权力的时候，当权者自有一套自我安慰的机制。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规则办事。它自有一套封闭的、自我正当化的话语。这套话语完全与社会大众隔绝。甚至在这套话语中的“人民群众”都早已经彻底形式化了。在这套话语机制中，是不存在社会分裂、社会危机问题的。或者说在这套话语中，当权者对任何麻烦都具有迎刃而解的强大能力。这种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麻痹的封闭状态，任随你社会对权力多么不满，权力都可以实现自得自满。知名学者秋风最近发起“反平坟运动”，社会呼应声音如此之大，但平坟最烈的周口市还觉得格外委屈、极力自我辩护，此时中央、国务院已经下令禁止平坟了，周口还在自造的平坟理由中寻找辩护契机。这就是权力自闭症的典型外显。当权者连社会的基本规则，以及引起社会分裂的草率做法都不以为然，它还怎么及时反馈统治信息，调适自己的政治－行政决策呢？可见，中国党政系统的封闭性话语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更为可怕的是，处在这种危机状态的党政机构尚且不自知其危险处境。
知识界有责任告诉当权者，他们感觉到的这个社会是个不真实的社会。惟有当权者建立融入社会的机制，他们才足以将分裂社会的裂缝弥合起来。当权者能够有效融入社会，只有破除了前述三个心魔，才有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精英也好、企业界精英也好，其日益显现的高度焦虑，才会缓解。分裂中的社会，才有机会重新团结起来。当权者也才能够因地制宜、适时而为，解除自己的危险处境。
今天中国知识界和企业界的高度焦虑，缺乏权力呼应。这是1980年代当权者的主动性改革，演变成了跨世纪的被动性改革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在这个时间点上，主动布局的改革，已经堕变为回应性的改革。因此，两种改革形态的划界而显，促使人们醒悟，现在的改革是大不一样的改革。所谓回应性的改革，是指社会有强烈的改革诉求，知识界、企业界、社会各界、底层群众都有改革的诉求，让官方左右为难，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因此徘徊踌躇，无法有效回应社会的诉求，但又不得不努力回应人们愈来愈多、越来越复杂的改革诉求。于是改革愈来愈处于社会变迁的下风，甚至成为改革的直接对象。任何改革，似乎都可能成为掀动革命的推手。邓式改革是不可能再延续的了。那种由国家权力高层掌控局面，主动布局改革，是再也主动不起来了。因为中国社会各个环节上出现的问题，已经具有难以把握的偶然性了。譬如秋风在十八大之前发起的“平坟运动”，完全是因为周口的偶发性事件暴露出来而引发的。这种由偶然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愈来愈多，事前无从知晓，事中难以驾驭、事后无从处置。官方只好采取上级压下级、下级压基层的做法，层层施压，让封闭的权力机制随时随地处在高度紧张的动员状态。这也就使整个国家权力处在疲于应付的消极作用机制中，相应也就使得国家权力的统治绩效严重衰变。这个高度紧张的社会，就是社会分裂的明显表现。封闭的国家权力必然忽略这些表现，只有在社会危机爆发出来的时候，才骤然发力去灭掉它。但社会的星星之火，岂是社会汪洋中的权力小船所载之水能轻而易举灭掉的呢。所以人们明显可以觉察，官民为此必须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方向性的共识。即官民务须清楚，他们需要达成的共识应当指向哪里，或政治、或经济、或社会不同的领域；或改革、或守旧、或打压呈现出来的问题与意愿。一旦所有领域都需要同时的改革，改革就承受不住对社会进行伤筋动骨改变的压力，走向”朽木不可雕也”的极度危险处境。
（二）危机中的改革共识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必须达成新的改革共识。但这个共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共识？是结构性共识还是功能性共识？是战略性共识还是策略性共识？是价值共识还是投机取巧的共识？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所吁求的共识都是比较乐观的、且极易达成的功能性、策略性、投机性的共识。在罗列的三对共识中，前者是首级共识，决定改革的前途与命运；后者是次级共识，影响改革的布局与施政。仅有后者，改革无法“过大关”；仅有前者，改革无法稳步推进。毋庸讳言，一般关乎改革的次级共识，绝对不足以解决中国结构性的弊端。
从苏东社会主义改革呈现的总体情形来看，社会主义改革似乎存在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苏东改革也是以次级共识支持改革进程的。走到最后，党国分崩离析。犹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似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三大结构性危机：一是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逐渐衰变，意识形态对国家观念世界的整合，逐渐而明显地变成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不可能，是指官方的不可能，不是民间不愿意被整合。民间常常被动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整合，只要这样的意识形态还具有起码的吸引力，而不是以“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者的思想”，肆意消费民众接受党国意识形态整合的稀缺资源。
二是制度整合功能逐渐丧失。苏东国家最初实行一种基本符合原教旨意义的共产主义体制。其典型形态的斯大林主义，收获了经济疾速发展的短期成就。但实行这一体制的沉重代价，是经济长期发展的一塌糊涂。后来不得不重拾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将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奇特的组合。这种体制，就是人们熟知的“市场列宁主义”。市场列宁主义的运作机制，就是在微观领域放开价格机制，经济活动让进入其中的人与组织尽量活络一些。但苏东在这方面走得比较浅、比较短，还不愿意完全放开微观价格机制。到了最后，价格的宏观制度性的、刚性的约束，其实就是产权问题，苏东就不敢动。中国今天也不敢动产权问题，但基本放开了微观领域的价格机制。这种放开，甚至走到了恶性放开的极端。因为国营垄断公司，基本上在微观价格上兑现其政治权力赋予的好处，从而做大了经济实力。但却没有提供给经济以相应的活力，履行稳定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是中国仍然受制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不足造成的结果。因此，经济领域的价格机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在经济制度上，中国改革的取向很简单，那就是不触动共产党统治基础的经济改革，就大胆推行；一旦稍稍影响到共产党的统治，就断然刹车。这就是市场列宁主义最大的特点：只要市场不动摇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那么国家就松动微观价格，激励人们投入市场空间，寻求经济活动的些微激励。苏东国家的改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两波，走过了两次类似的改革历程。到最后终于走不下去，落得个国家崩盘的结局。两波改革，基本上都尝试的是激活微观价格机制。尤其是在激励工人工作积极性方面，都在工资之外，对其进行一些津贴性奖励。中国的改革也使用的是这一方法。中国正式公司或国有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非常之低的，但相对而言津贴是很高的。工作激励主要依靠的是津贴。经济激励的制度布局，因此乱套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但这样有利于政治控制操纵术的实施。国家实际上是采取收买工作人员的方式，促使他们服从国家意志，从而收获相当的经济利益，并受到国家权力的政治保护。否则国家就会对其施加惩罚。这种完全围绕政治统治稳定性展开的改革，施展余地非常之小。因此，改革无法真正走上结构性施展的轨道，改革的初始设计，已经内在地限定了改革的前景。今天中国的改革，差不多走到了苏东晚期。换言之，在体制内的津贴性激励已经没有明显的效果了。而且国家能够拿出来进行津贴激励的钱也不多了，国家本身在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苦苦挣扎。这个时候，苏东改革困局为中国所充分体会。
三是社会心理的整合能力急遽衰颓。社会心理的期待越来越高，但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制度能力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办？只好靠一个一个吹出来的大泡沫鼓舞人心，以无限制的许诺来满足人们的心理期待。国家吹出的一个个泡泡，大家已经熟知：从改革开放最初许诺的GDP翻两番，后来进一步许诺人均GDP翻两番，现在许诺居民收入倍增。这简直是个国家的庞氏骗局，它是金融领域庞氏骗局的国家操盘结果。
中国要达成的改革共识，本应是启动制度结构性变革的共识，而不是功能性变革的权宜性共识。功能性共识基础上展开的权宜性变革，远远解决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功能性的变革总是会遇到制度的刚性壁垒。就像人们可以看到的，左右两派基本上不曾通气就达成了实行公共预算的共识，这是没问题的。但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共保障的制度体系，实行公共预算的主体和机构却落实不了。笔者做过人大代表，就知道起码人大系统不可能搞公共预算。我研究政府体制用了多年功夫，但政府部门拿出的预算报告，大都无法看得懂，何况一般人大代表。一般而言，人大的预算分为三大块，宏观经济管理事务大概占三分之一，政府管理的诸社会事务占三分之一，“机关大院”的开支占三分之一。预算所罗列的开支项目之粗疏，一望即知。像我这样的所谓行政管理专家，当年也只能假装严肃地提出某项预算为什么那么高，结果相关机构大肆叫苦，你反过来还只有佩服他们花少钱、办大事的勤俭精神。诸如“机关大院”这样的预算项目，你更是无法追究详情。因为中间充满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一碰就触犯了政治禁忌。这样比比皆是的制度壁垒，使人们看不到国家权力满足社会心理期待的希望。中国目前的制度机制，连推进功能性改革的要求都难以维持。倘若功能性改革都走不下去，遑论结构性改革。
（三）改革共识的三个支点
在危机中寻求共识的进路问题，常常决定共识能否成功达成的结局，进而决定改革的出路与前景。对此，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才可能形成有效共识，并以此推进改革。一是促进官民之间有效对话的“勾兑说”。严肃的说法，就叫做政治－政策对策传统的重建。中国原来是有这个政治－行政传统的。一个知识人可以为国家权力当局者提供对策。但对策的前提是不牺牲对策者的价值与实践原则。知识人乐意对策，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这样的对策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官民共识的重要渠道。官方愿意要听取民间意见，民间自然不乏主动献策之人，也不乏有效方策的供给。在地方层面，这样的对策机制似乎还比较畅通。如浙江、广东、上海，都有相关的官民对话机制。但在中央层面，相关的对话、尤其是具有制度安排意义的对话，较为罕见。即使在中央层面有所谓官民对话，几乎也流于走过场，大多显现为领导发表政见的陪衬。台湾最高权力机构的执掌者，就比较重视官民的对话，甚至是重视民间理性力量对官方的“训导”。据说当年马英九一当选总统，台湾大学几十位知名教授，便将马氏请到台湾大学，将自己怎么当总统的意见，坦率告知马英九。中国存在过非同一般的政治对策传统。汉代的董仲舒堪为典型。董仲舒就不畏惧汉武帝，他观天象以策人事。发现汉武帝有失误之处，并将受到天谴。因此写出规劝武帝的褶子。在正式呈递武帝之前，被政敌恶意上交，武帝大怒，要对董仲舒施以死刑。在太学生求情之下，武帝将董仲舒削职为民。但武帝清楚，有董仲舒这样的对策者是十分难得的。因此，“朝廷每有大事，必策马问之”。这是一种完全值得重建的对策传统。对对策的官民双方而言，在治国位置上的官员头脑一定要清楚，你不清楚、甚至糊里糊涂，对策者就有必要告诉你，矫正你的不当行为。对策不能牺牲对策者的原则，也不能流于对策不被采用便成怨妇的状态。沿循现代理性政治的轨道，重建对策双方相互尊重的对策政治，对于官民形成共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知识界可能需要研究关乎国家改革的至少三种方案，这些方案可以称之为国家预案。国家预案可以三种方案留存，以备不时之需。一是国家完全维持现实，能维持多久。对此，官民双方在制度功能上似乎都没去认真对待过这一问题。国家权力当局尽可以采取维持会的姿态，让自己觉得军队对自己的忠诚度、警察对自己的忠诚度、社会对自己的接受度、国家对官僚集团分裂的弥合度，都没有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否则未卜先知式地得出的结论，总是不靠谱。有研究者根据不同的量化指标推算过，如果当权者仅仅维持现状，还能维持多久，最短者为七年，长则为十二年、二十年不等。这些估算各有根据，也必定各有局限，但值得认真对待。
二是有人积极推动“宪政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可能导致多大的代价、得到多大的收益，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风险究竟怎么样，可控的时间又如何，在代价和收益之间，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路与举措，实在是一个因为政治禁忌，几乎没有展开来认真研究的大问题。只要执政党觉得有收益，他就会支持让它有受益的想法与做法。但不能仅仅考虑执政党的掌权受益，还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维持和发展。这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因此，必须坦诚地告知执政党，它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付出代价。譬如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它必须走上立宪民主的轨道，从而“牺牲”自己随意执政的政治意志。
三是可能需要启用革命话语，以发挥规劝当权者的作用。在所谓自由派里，我自己从来不说反对革命的话。因为革命是一种威慑力量。缺乏革命对统治者的威慑，统治者就会逍遥自在，不到危机爆发，绝不主动而为，让别人动自己的奶酪。保持高度威慑的革命力量，对统治者是一剂必要的清凉药。这正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最后一章，谈政府解体和社会解体异同问题的理由所在。
我们现在有必要告诉执政党，假如你不愿意社会解体，你还想继续执政，那么你就一定要作别党国体制。否则执政党一混乱，国家就混乱。政党捆绑国家的机制是一个高度危险的机制。《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得有道理。他讲中国的执政党跟西方的执政党大不一样。中国的执政政党一倒台，社会就会大洗牌，国家就会大混乱。但政党捆绑国家的体制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切割开来的体制。为此，必须认真研究政党为国家松绑的问题。促使政党与国家逐渐脱开。回避这样的问题，老是自我鼓舞，中国的改革可以怎么搞，革命的危险就避免了。有必要制定一个国家预案，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了然于心。并且对国家的未来状态做好完全不同的心理准备，中国的改革才有推进的可能——不管这一前景是维持现状，还是尽可能进行主动改革，抑或是从结构上伤筋动骨地重造国家，都是人们不能为之设限的、需要冷静、客观、不动感情地研究的问题。哪怕是国家分裂的危机、国家分崩离析的状态、国家被外部实力瓦解的情形，通通都要放下政治戒备心理，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真正有力地推动改革步入深水区，涉水走向关乎改革最终目标的对岸。
（四）为改革各尽其责
在日益艰难的改革中，中国各界需要为改革各尽其责。
但其中尤其需要探问的是，知识界如何为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尽责的问题。知识界如何为中国改革尽责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民族精神状态与行动取向的观念走向的问题。从中国社会分层的角度看，知识界的能力是有重大局限性的。知识界人士总是容易出现一种依靠思想观念解决中国改革出路的想法。这是知识分子天真幼稚的一种表现。知识分子最多能做的，只是负责任地向权力当局指出他们的真实处境，并提供改革的选项。知识分子不用让渡自己的立场，总是围绕当权者这样干你就成，那么干就有风险，这样干可能会失败来考虑问题。知识分子最有必要负责任地向当权者指出真实的想法和务实的做法，这样知识界就尽到自己的责任了。政界中人不负责，对之不回应、对之不采纳，那不关知识分子的事情。只要知识界稳重地指出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善治的进路，国家危机一旦爆发，知识分子就没有失职，当权者便会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与之相仿，企业界的朋友也在这样的处境中。企业家不能只问赚钱，不问政治，不对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态。如果企业家面对国家政治发展需要他们表达立场的时候，总是当缩头乌龟，他们就是一批国家的蛀虫。想必企业家对之是有自觉意识的。
社会精英，即那些在中国社会迅速成长阶段浮现的社会组织领袖，也需要努力激活公众中的理性精神，小心翼翼地避免挑激公众非理性情绪的活动方式。由此理性地与国家权力积极互动，推动国家权力当局形成重视社会意愿、尊重社会诉求、满足社会利益的决策思维。假如社会精英不沿循这样的行动路线，只是一味地刺激公众情绪，以求到达个人出人头地的目的，那就是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行径。
至于社会公众，尤其是处在艰难谋生状态的底层群众，他们的生活处境注定了他们无法谋划发展状态中的国家大事。但这不意味着社会公众就有了我行我素的理由。每一个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稳定秩序、支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责任。但社会公众理性表达自己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则成为国家从容筹划发展事务的社会土壤。社会公众的力量，绝对不可以小觑。
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可以说都已经在不同层次和相异视角感受到了国家危机。政治家、企业家与学者不约而同地谈论改革的艰难困苦，就是明证。因此，今天可能形成的改革共识，不是一个关于改革美好前途和共享国家繁荣发达的共识。现在需要国家精英阶层达成的共识，只能是一种底线共识。这一底线共识的核心宗旨是，中国再不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就会乱套。这个共识，对知识界左、中、右三派来说，应该说经已达成。左派充分认识到再不改革大家会乱，只不过他们担心的是来自于工农群众的、盲动的造反出现的“乱”；右派也充分认识到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乱，那是一种暴民政治被激活的必然结果。知识界最近五年内对薄熙来和汪洋的政治举措极度关注，就证明了他们拒绝维持现状的共识。在政治圈中、抑或准备进入这一圈子的人们，不服现在这个政治录用体制，他们想自己主动作为，以求自我表现，这就更是给大一统的政治运行机制添堵了。这上下两种乱象，正是促进改革底线共识的动力。中国现状需要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这是走出目前危机的人格寄托。
国人都对执政党的十八大怀抱很高期望。期望会议之后，中国的改革局面不再处于王左相右、空谈改革的尴尬状态。而能够以一种新的改革局面，予人以激励作用。就此而言，新当选的党国领导人，需要对政治科学揭示的换届蜜月期，有一个高度的警觉。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党国领导人换届之后，人们总会对之升腾起新的希望，怀抱一种满足自己愿望的良好期许。这种来自民间的政治友善，促成一种官民和谐关系的蜜月状态。但这样的蜜月期不会太长，一般而言，在三个月、半年到一年期间。如果人们对领导的期望变成失望，蜜月期就会骤然结束。党国领导人的施政，就会陷入一个难以作为的局促境地，并且承受来自公众的有理、甚至无端的指责。
政治蜜月期的存在，客观上对新任党国领导有利。因为客观上对新上台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政策谋划的宽松空间，让他们调整前任施政的一些失误，将政策调适到合乎公众愿望的适当状态。但今天的中国人特别不愿意陷入恶性的政治蜜月循环。人们依稀记得，十年前人们对新政的强烈期待，在十年后为失望所取代。当下再次进入一个政治蜜月期，人们又对党国领导人深怀好感，这从人们各个方面对党国新任领导人情不自禁的钦佩上，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证明。从党国新领导人提出的民族复兴，到视察深圳提出的改革新开拓使命，都给人们巨大鼓舞。从党国领导人的个人传奇，到家庭生活的细致描写，人们都津津乐道。这简直将政治蜜月期推向了高潮。不过高潮之后是冷静。蜜月期的行动维持，比之于蜜月期的口头承诺远为重要。国人总是比政治家善良，他们多次尽力延长与政治家相处的蜜月期。期待政治家也回报民众，让人们觉得蜜月期有一种“暮然回首”的无穷回味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各界为改革各尽其责，最终还需要重重地落在政治家如何克尽职守上面。毕竟，在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党国领导人握有最终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决定权。
(1) 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媒体援引中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的话说，2010年的GDP相当于全球GDP的8.5%，并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参见http://hi.baidu.com/xth200410/blog/item/42f60824cadecf20c89559b5.html。
(2) 最早提出G2理论的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滕，理据是美中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两国利益已无法隔绝，两国理应共同行动，商讨世界问题。参见刘洪：《“中美两国集团(G2)”可能是个伪命题》，载《经济参考报》2009年5月26日。
(3) Chimerica (China与America的组合) ，意即“中美共同体”、“中美国”。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共同创造出的新词，称中美已走入共生时代。参见http://www.hudong.com/wiki/%E4%B8%AD%E7%BE%8E%E5%9B%BD。
(4) 参见《新华社评出2010年国内十大新闻》，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2/29/c_12930237.htm。
(5) 参见《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解决四方面问题》，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6-02/ 2317389.shtml。
(6) 参见《温家宝深圳重提政改引关注，或为深化改革信号》，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8/26/ c_12488138.htm。
(7) 参见《温家宝受CNN记者专访谈政改，让每个人活得有尊严》，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 2010-10/12/content_21101854_3.htm。
(8) 参见《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06/c_12523818.htm。
(9) 参见《习近平“三观论”系统回答干部如何立身、用权、做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9/03/c_12513934.htm。
(10) “李长春对重庆广泛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给予充分肯定，称赞这项活动扎扎实实、有声有色，搭建了群众文化的好平台，创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好形式，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参见《李长春肯定重庆发展 称赞“唱读讲传”有声有色》，http://cq.people.com.cn/News/2010831/201083191340.htm。
(11) 周永康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好我们的干部队伍，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做了很好的解答，各个领域的干部群众、老人孩子一起，共同接受革命传统、理想信念、遵纪守法的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教育、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载体，全国政法战线也要开展这项活动。”参见《周永康肯定重庆各方面工作》，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115/03298951306.shtml。
(12) 据报道，习近平在重庆调研期间，“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他视察了交巡警平台，高度评价重庆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参见《习近平重庆调研肯定“唱红打黑”薄熙来陪同》，http://www.china.com.cn/v/news/2010-12/09/content_21507723.htm。
(13) 应邀参加上海举办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的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从九个方面归纳了重庆这些年的实践特点，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未来十年发展的“三一四”战略部署，确定重庆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重庆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重庆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宿；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他认为：“重庆实践是具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实践，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参见《学者在上海讨论重庆模式》，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3878。
(14) 参见王绍光：《重庆经验与中国社会主义3.0版本》，作者认为，匮乏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其1.0版本，而温饱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其2.0版本，小康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其3.0版本，而重庆模式正好符合社会主义3.0版本的构成要素。见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52&articleId=23720。
(15) 参见《温家宝“至死方休”为哪般？》，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010/188268.html。
(16) 参见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6623228.html。而新华社罗列的国际十大新闻事件是：1.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2.海地发生强烈地震重建艰难，3.东北亚安全局势持续紧张，4.冰岛火山灰致欧洲航空瘫痪，5.美墨西哥湾漏油酿生态灾难，6.新兴国家全球经济地位上升，7.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8.全球首个人造单细胞生物诞生，9.智利矿难救援创造奇迹，10.美量化宽松政策引发他国质疑。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2/30/c_12932598.htm。
(17)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41页。
(18)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10月27日在华盛顿“美国—亚细安商业理事会”庆祝成立25周年晚宴演讲时提出这一主张，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60393。
(19) 邓伟志：《辩证看“前30年”与“后30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3日。邓文自然是想在两个30年的冲突论和一致论之间采取妥协的立场，但仍然显示出人们对两个30年的对立性看法。
(20) 2011年1月18日，胡锦涛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联合采访时，在回答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参见http://news.sina.com.cn/o/2011-01-18/022821830774.shtml。
(21) 在孙中山看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或建构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最初阶段，就是一个致力于建国的政党，高度组织起来，发动和教育全体民众，以军政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然后逐步经由训政阶段，最后落定在宪政民主政体上面。参见任剑涛：《为建国立规——孙中山的建国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待刊）。
(22) 参见《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举行，胡锦涛发表讲话》，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21204/100203.shtml。
(23) 参见王长江：《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载《学习时报》，2010年5月5日。
(24) 参见俞可平：《敬畏民意》，载《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
(25) 参见﹝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七章“立宪政府的发展和17世纪英格兰的对抗理论”，第290页及以下。
(26) 恰如一些论者指出，即使在党指挥枪还较为有效地约束军队军人的时代，“由于党、军关系的特殊化及党、军成员双重精英角色，对党内权力斗争及军人政治角色的运作有着特殊的关系。”张嘉中：《权力斗争与军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年的中国》，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页。1978年以后邓小平之所以对中国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与他控制军队的能力密切相关。2002年之后江泽民继续发挥政治作用，也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紧密相关。因此，尽管中国的正式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但有效控制枪事实上是领导党的重要条件。
(27) 如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明确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参见刘亚洲撰写的《西部论》、《大国策》就可以想见军人议政的状态。而面对中美冲突，海军少将杨毅、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等军中强硬派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都引发人们对军人议政的强烈兴致。
(28) 参见任剑涛：《从疾速发展、陷入停滞到走向崩溃——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命运的比较分析》（待刊）。
(29)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1页。
(30) 现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将政治与道德做了适度切割。从而为政治活动腾出了适宜的空间，从此人们不再简单地以道德的眼光衡量政治问题。参见﹝意﹞马基雅维里：《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君主论》，石应天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31)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32) 参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http://opinion.people.com.cn/GB/52655/13463204.html。
(33) 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和巧实力(smart power)，都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概念。硬实力知道是一个国家的支配性力量，软实力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巧实力则指的是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效结合，灵活运用外交政策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参见《南风窗》2009年6月发表的约瑟夫·奈的专访。
(34) 参见李光耀：《世界秩序将会重新平衡》，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38529.shtml。
(35)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36)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0日。
(37) 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摘登）》，载《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
(38) 参见张木生、周志兴：《共识之途——访谈张木生》，见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14/35451.html（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39) 见李伟东等：《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综述》，见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5113（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40) 程敏等整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发言摘要》，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11期。
(41)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3958405.html（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42)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43) 《投资内地房产热情降，千万富翁六成欲移民》，载《香港商报》，2011年4月21日。
(44) 《大腕的出走：演艺明星带来的移民潮》，载《中国周刊》，2011年第9期。
(45) 有报道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转引自《中国海外人才流失近80万，知识精英流失全球第一》，载《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11月15日。
(46) 程婕：《央行揭贪官外逃路径：过万官员出逃，携款8000亿》，载《北京青年报》，2011年6月15日。是文援引央行报告指出，“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中间无疑包含着某种值得玩味的政治信息。
(47) 论者指出，“在民主体系中，竞争性选举使公民能够选择和拒绝关键的政策制定者，从而赋予他们影响政策的机会。在大型社会中，竞争性选举与成年人的普选权是真正‘民治政府’的必要条件。相反，在威权政体中，政策制定者是由军事委员会、世袭家族、主导性政党之类的政治结构选择的。公民或者被忽视，或者被迫对政府的选择表示象征性的同意。”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48) 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答问，http://www.gov.cn/ldhd/2011-09/15/content_1947780.htm（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本段引述的温家宝讲话，皆出自该篇报道，不另出注。
(49) 参见《以改善民生为动力，推动重庆科学发展》，载《重庆日报》，2010年12月22日。今年薄熙来在不同场合更加明确地强调类似的、“共同富裕”的理念。
(50) 参见《广东要为走好“中国道路”作出新贡献》，和《要按科学发展观要求考核发展成绩》，载《南方日报》，2011年7月11日。
(51) 白阳：《强势集团、弱势群体与毛泽东信仰者》，http://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509212（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52) 这已经是数年前的数据，最近数年只能是有增无减。参见《“三公消费”之耻：“亚腐败”消耗9千亿》，载《法治早报》，2006年3月26日。
(53) 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答问，http://www.gov.cn/ldhd/2011-09/15/content_1947780.htm（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54) 参见《专家解读：中央综治委为何更名》，载《检察日报》，2011年9月27日。
(55) 参见《注册慈善组织政策终于放开，中国慈善迎来春天？》，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6/8434790_0.shtml（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56) 参见《社会组织登记困境广东破局》，http://news.sohu.com/20111130/n327393545.shtml（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57) 参见《民政部称将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终结双重管理》，载《法制日报》，2011年11月29日。作者引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的正式意见说，“社会组织管理三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修订的最重要工作之一是理顺登记管理体制，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的社会组织实现直接登记。这样做不是削弱管理，而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扶持。
(58) 参见“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http://xiaozu.renren.com/ xiaozu/188076/334620241（访问时间：2011年11月30日）。
(59) 参见苏伟、杨帆、刘士文:《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60) 阿伦特撰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精到地分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们身上具有的、共同的“平庸的恶”的特性。作为分析的主角，阿道夫·艾希曼1906年生，曾在屠杀犹太人中扮演重要角色，战后化名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其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报道该审判，最终撰就本书。阿伦特指出，被人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恶魔”的艾希曼，实际上并不拥有深刻的个性，仅仅是一个平凡无趣、近乎乏味的人，他的“个人素质是极为肤浅的”。在一种“平庸无奇的恶”的驱使下，他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他根本不动脑子，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这样的人在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超级政治言辞鼓噪下，做出一切恶行，都不令人惊怪。参见是书后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1) 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2) ﹝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页。
(63) 国家认同问题正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开篇就强调的论述主题。参见该书第12页。
(64) ﹝美﹞I. 克拉莫尼、F. 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章必功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65) 参见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以下。尤其是其中第一编第一章讨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世界主义观念与民主主义思想之间复杂关系的部分。
(66) 参见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一章“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
(67) 参见《中国人不高兴》，第一部分第一篇第二节“‘小字辈’不高兴，后果很严重”，第13页以下。
(68) 对此甚至可以从《中国不高兴》的作者所使用的粗暴词汇上看出。书中以“走狗”形容意见相左的人士，以虚伪、丑陋看待他们所蔑视的“精英”。其实颇为反讽的是，他们也以精英为自己定位。
(69)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7章。
(70)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71) 转引自﹝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安德森在是书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中完整描述了当时兴起中的欧洲各国因为语言的凝聚与排斥功能对于民族认知具有的重要意义。
(72)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73)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以下。
(74)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八章“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这一部分凸显了作为文化定位的民族主义与作为政治定位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
(75) ﹝澳﹞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袁久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76) 参见﹝印度﹞泰戈尔：《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25页。
(77) 参见﹝美﹞I. 克拉莫尼、F. 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章必功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1页。
(78) 参见﹝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和导言。
(79) ﹝美﹞I. 克拉莫尼、F. 华特金斯：《意识形态的时代：近代政治思想简史》，章必功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80) 参见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体制》，见何迪等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以及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见吴敬琏、俞可平等：《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8页。
(81) 参见任剑涛：《社会的兴起——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第一章，基础理论：国家与社会——历史扭曲与现实调适”，第21－30页。
(82) 参见裴敏欣：《危机隐现》，见何迪、鲁利玲主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27页。
(83) 参见孙立平：《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2010151303.html（访问时间：2013年3月21日）。
(84) 秦晓：《重启“改革议程”》，见何迪、鲁利玲主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85) 这正是在所谓“中国模式”的命题中展开的诸种不同论断得以出台的原因。参见马立诚：《海内外激辩“中国模式”》，见何迪、鲁利玲主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162页。
(86) 邓、江二人对政党－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论述众所周知。而2002年、201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习近平对中国现行宪法颁布20、30年纪念大会上不约而同强调的依宪治国，就更是具有象征意义。
(87) 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特别强调，中共必须克服四大懈怠、四大危险。他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胡锦涛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