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反思与中华文化重建

五四反思与中华文化重建 (1)

我想把有关主题的想法，简单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我想对今天讨论的主题做一个清理。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中华文化，今天再出发——五四研讨会”，这一主题具有三个基点，而三个基点可能都需要重新清理一下。因为这三个基点，即五四、中华文化和再出发，都是复杂性概念。但在长期的习惯性用法中，几乎都成为本质主义的概念。人们对之习以为常，见惯不惊、重复使用，以至于人们都搞不清楚究竟在指涉一个个什么样的事情。

从概念本身的复杂性出发，“五四”，实际上包含好多个含义：一个是非常狭义的“五四运动”，这个社会运动，对后来共产主义的兴起，以至于文革，影响都非常大。但我认为只是这样来看“五四”不行。另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意义上的“五四”，这就将五四说“大”了。但这一涵义显然与社会运动意义上的五四不同，它已经扩展为一场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了。再一个更宽泛的涵义就是，作为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总体性概念。这个“五四”指涉的是整个中国在五四时期正式落定的中国现代结构。就“五四”这三个涵义而言，就可以理解某些被人们称之为本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叫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对五四的一种尊崇心态，主要是从后两者出发的尊崇，而不是从第一个涵义做出的决断。不过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两方面都不用去寻求什么共识，也不需要进行太多的辩解，因为我们今天是要从“五四”放眼开去，落脚在“中华文化”的“再出发”基点上。

再需要界定清楚的支点，就是中华文化。所谓中华文化，不是单单指中国大陆的文化。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化，在近30年经由市场经济发展到当下，成就巨大。但市场秩序非常紊乱、政治转轨非常艰难、文化价值秩序也缺乏基本保证。总而言之，前行道路将非常曲折。我们所讲的中华文化，需要明确注意的是，包括已经基本完成现代转型的台湾文化，以及没有经过大的动荡就上了现代轨道的香港文化。就中华现代文化的建构而言，我一直对澳门不太关心，因为它体量太小了，文化典范性不足，以至于在讨论中华文化的角度，它是否可以忽略不计，都是一个可以言说的事情。总的说来，中华文化指涉的地域范围主要就是台、港和大陆。因此，中华文化的再出发，其“中华”的指涉，必须有一个大的胸襟。我这个大的胸襟，不是指在文化的“九流十家”里边来自由地选择，比如究竟是选择儒家或者是道家作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基准，还是选择当代哪个文化流派作为现代发展的范本。而是指中华文化要具有包容现代世界文化的博大胸怀。必须指出，“中华文化”跟“中国文化”是指涉是不同的，中华文化主要落在人文意义上，其“文化”的理念，远远大于后者之作为地域理念和政治理念的指涉。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文化再出发的立意，我相信就是，我们中华文化中人需要清楚认识到，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他们对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中华文化中人来讲，我们极其需要树立一种超越的心态。比如说我们对西方征服逻辑所造就的现代世界体系，就要有一种超越能力。否则，中华文化就不可能贡献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就谈不上文化的再出发，而只能论道文化的再模仿。因此，我们谈论中华文化的再出发，应当有更高的期待。而对于这一“再出发”，我愿意特别强调，不能基于一种中国人近代以来被动挨打、充满悲情的心态来看待。中华文化的“再出发”，这个“再”，不是从晚明以来我们持续落后、不断努力，按照社会学家王琢的概括就是“九死一生”的现代化的那种悲情的再翻版。我们不需要“再”从这里出发了。所以我强调我们中华文化今天的“再”出发，就是在调整好我们的文化心态的基础上的“再”出发。

我们需要将我们的文化心态调整成什么样的心态呢？首先我们是走出悲情，充满从容地再出发。这个再出发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再讨论“五四”的时候，要告别一个最大的、心态上的反讽。什么心态上的反讽？就是我们今天以自己对时代的悲情，投射为对“五四”的悲情，从而对“五四”心怀一种时空交替前提条件下的忿懑。在这种心境中，我们会认定，“五四”以来的差不多一百年，中国文化都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不仅方向搞错了各种努力也搞错了。因此，我们现在要重新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要对“五四”进行驳正。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显示出，我们中国人实际上还没有走出“五四”特殊历史情景中形成的那种抗争性悲情。中国文化今天的再出发，我觉得需要树立的最重要的理念是什么？是告别悲情。我们之能告别悲情的理由就在于，经过五四之后的长期挣扎，大致在中华文化地区，都寻找到了一个效益明显的经济发展思路。同时，政治发展的思路也已经凸现出来了。至于文化发展的思路，我们需要以自己的主观努力去适应它、促进它、改进它，从而以与时俱进的健康文化心态，推动出现崭新的中华文化理念和中国文化成长之途。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华文化对抗西方文化，以期达到一种与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对抗性的文化形态。如此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是把中华文化再出发的这个“格”降低了一等。我们的中华文化，是拥有宏大的气势的文化，是要为人类做总体筹划的，这样的气势、气慨与能力，绝对不能轻言放弃。所以我特别批评以特殊主义的心态进行儒学研究。这样的心态耽误了中国践行普世精神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伟大的人类使命。我觉得我们以悲情心态讨论五四，无论这种悲情体现为对“五四”精神断裂的万分遗憾，还是体现为对“五四”中断了历史的悲愤，我们都是以一种伤感和悲情为基点去拯救历史，企图扭转既成历史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必要的，我们不需要以太多的悲情应对历史。

第三，我们确实需要重塑文化理念。所谓重塑文化理念，就是要特别强调儒学之为儒学、儒教之为儒教、儒教中国之为儒教中国，它的总体历史解释、总体文化解释、总体政治出路的寻找，以及总体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都必须要有一个儒学在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转变以后，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复合型概念的认知。儒学也好、儒教也好、儒教中国也好，这三个概念里边，其实容纳了整个中国的古典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来论证何谓儒教中国、儒教或儒学，并不是说要对中国古典中非正统儒家之外的意识形态，采取一种狭隘的排斥性观点。我们今天在这里会商的学者，研究儒学、儒教背景的人居多，如果还有机会举办这样的会议的，我的建议是把现代新道家、新法家的代表人物请来，把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学者请来，会商中华文华的再出发问题。由此延续儒学、儒教历史上经已显现的强大包容力。由此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谈论儒教中国的前途，就是论谈中国的前途。就是谈论中华文化的前途；而谈论现代儒家的文化设计、儒教中国的设计，就是谈论中国之于世界的独特贡献问题。

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讲，所谓重塑中华文化理念，它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那就是现代性及其超越的理念。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必须要把古典儒学的包容性理念、总体性理念，转变为一个现代的包容性理念、总体性理念。论者你要为整个中国现代精神世界、制度生活、日常之需，提供一个崭新的供给方式。就此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不得不承认，1949年以来、甚或1919年以来，我们致力建构的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是出了问题的。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个时候致力建构现代国家，都将国家的处境解读为救亡。这个时候，启蒙的主题、救亡的主题，变成为一个硬币（建国）的两面，而建国的主题反而被掩蔽起来了。我不同意以“救亡压倒启蒙”来概括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因为无论在理论上哪一方压倒哪一方，实际上哪一方压倒哪一方的问题，服从的主题都是建国的主题，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在这一命题之下，建构现代国家才是真正影响中华文化未来的决定性问题。因此有必要重张现代国家建构的主题，将救亡与启蒙意图实现的目标凸显出来。

我们要建立现代国家，因而必须要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共识性理念。对中国大陆而言，这已经变成了最关键的问题。对此儒家应该有所作为。我们知道，现代新道家关心的还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而现代新法家的问题关系到政治制度甚至技巧的重新恢复问题。只有现代新儒学，在总体的包容性理念与制度下，提供了一个建国现代中国的根源性的宏大基础。因而，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现代性转轨，看做一个漂浮的方案的话，我们也就不必要去跟西方对抗。或者我们今天跟西方作别，完全另起炉灶，搭建绝对“中国的”国家框架。其实这样的主张，还是个对抗性的心理催生的主张。它与此前的中国革命，同享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遗产。我们有必要告别对抗心态。人们须知，建构一个现代性中国，儒学怎么样对这个现代性中国有所贡献，才是关键。

因此，要建构现代中国，并由此为中华文化的再出发奠基，共识性理念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此，我申述一种“三个尊重”的主张。当然这个可能会造成大家共同的反感，但我已然不避嫌加以申述。我所主张的三个尊重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尊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享有国家权力，权力的理性动向，决定国家的未来与文化的命运。不过需要强调，尊重不等于屈从。而是要提醒掌权者，在你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中国人百年的努力奋斗，走到了今天，你该怎么引导下一步的国家走向？国家权力在你手里，你怎么掌握权力，就成为你受不受到尊重的前提条件。儒家有一套关于国家建构的说法，你掌权者怎么心有一种敬意性的态度，从而主动将儒家的历史智慧融入现实需要，就成为你掌权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不是苛求你同意儒家的主张，而只是期望你采取共商性的态度，在协商性的视角真诚对待儒家的精神教诲。

其次我们要尊重古典智慧。我们中国的古典智慧，有这么悠久的传统，从心性大儒、政治大儒到现代为中国文化重生敬告世界人士的新儒，这一丰富的思想宝库中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它为我们中国、中华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因此，我们今天不需要建立全新的解释体系，就可以一虔敬的态度从中受益。一个具体的解释体系，永远都是解释者个人的产物。我们要在儒家遗产中去寻求一种公共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公共性的东西，港台海外现代新儒学、甚至是大陆的新儒学家，比如说牟徐张唐的设想、蒋庆政治儒学建构，尽管存在重重为人诟病的弊端，但也都有可以值得同情、敬重的地方，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发现中国现代国家与现代文化建构的思想资源。

再次就是要尊重我们中国人的现代努力。中国数百年现代性转轨的努力，绝对不能够误读为是一种误会的产物。

在这三种尊重的基础上，我觉得我要陈述的第四点想法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性的说法，那就是致力寻求共识。这一共识，一定是多元共识，而不是排斥性的共识。所谓多元共，就一定要承认，儒学也好、道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都是我们中华文化现代建构甚至超越现代的精神资源。尽管基督教、伊斯兰教，离我们的根源性文明距离很远，但是有必要承认，我们有数千万的基督教徒，成百万的伊斯兰教徒，还有难以计数的佛教徒、道教徒，他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他们的文化理念与习性都值得重视。在儒教的组织结构尝试、社会制度建构努力、精神理念整合过程中，它们都构成宝贵的思想资源。一种对它们采取排斥性的姿态，必定使儒学成为一种孤家寡人式的自我欣赏。因此一种放下刚性的独占真理式的理念，致力建立共识的理念，对于儒家主导的中国化文化现代精神重建，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换言之，如果儒家具有太过强烈的排斥性，“中华文化“这个理念就凸现不出来。因而，儒教一方面要致力于重新整合自己总体性、包容性的理念；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放下身“的问题。刚才有同道批评我这个是一种后现代的瓦解性主张，我不太乐意认可这一说法。我之所以不认为自己属于后现代，是因为后现代不致力于寻求共识，我是致力于寻求共识的。而在我看来，这个共识建构，比单纯的、以儒家独占中华文化再出发的精神资源，要重要得多。

第五，我确实觉得，我们必须承认，今天中国的改革也好、改善也好、改良也好，或者我们中华文化能够再出发、能够承担重建人类文明的使命也好，这类理念，从低端说，也许可以像季羡林说说的那样，是一个“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状态。当然，这是一个非论证性的态度。而论证性的态度就是，不同的民族，承担人类发展的使命，绝对是有它的应当性的。尤其是我们中华文化是富有根源性的文明，其承担人类使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何去承担这一使命，则涉及到复杂的问题。但其中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告别悲情主义，走向健全心境。为此我乐于强调的就是，咱们中国人要顺应现代转变，而毋需进行循环式的、革命性的重构。

中国革命已经革了一百多年了。革命的最初意图，都是打算重造中国的。但革命之后的历史表明，长期的、渐进的、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能实现革命者最初的目标，革命并不能直接实现革命的目标。也许这种说法会令人反感，好象我在申述一种屈从现有政权的主张。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我们拿出自己的道德原则、政治原则、制度原则、生活秩序要求，坦诚地向掌权者陈述：你这不这样做，“中华文化再出发”的重大转变，就是对你的否定；你如果这样做，“中华文化再出发”，你就寻找到了进入中华文化再出发过程的机会。因此，始终顺应中华文化再出发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人们——无论是哪个具体的个体、还是哪个强大的组织，顺应性地改善自己、改善国家，克制悲情主义，理性和平地建设现代中华文化，并坚韧地寻求超越现代性的结果，便成为中华文化自身展现希望给整个人类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