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性的传统——在《原道》十周年纪念会议上的发言

非常抱歉，本来安排我最后一个发言，但因为我是外地来客，想去逛一下附近的书店，所以我主动申请先发言。

上午的讨论非常热烈，但是话题还是相对分散一点。我想我还是相对的根据陈明的要求来发言。陈明上午对我已经有一个定性了，价值选择上属于不太可靠的，一会儿是自由派，一会儿又是保守派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派了。但是有一点，因为我是学中国哲学出身，所以对传统有亲和性的了解。我相信在这一点上，陈明他们还是不会怀疑我的。上个月我记得在上海参加一个纪念殷海光的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对秋风他们要建构的“中道自由主义”，其中所表现出的对传统的亲和力，表示质疑。而我在上海对此进行了一个简短的辩护。以为我们只要坚持现代基本价值立场而不犹豫，就可以到中国传统中去寻求支持现代转轨的支援性资源。实际上我们今天面对“共同的传统——自由派、新左派与新儒家视阈中的儒家”这个题目，我相信陈明也是一个由思想界的各自解释向思想界整体走向转变的考虑。也就是刚才杨帆所讲的有关的思想整合。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传统的共享

传统应该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我们在思想上所达成的共同的取向，实际上无论是共同的传统，或者叫作共同的现实，都是因为传统是一个可解释的传统。没有一个历史上的传统对我们就能怎么样的问题。

而面对思想的整合，也就是面对传统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来看，我想有几个问题要区分一下。因为上午的讨论我们对共同的传统进行讨论的前提没有区分。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这要清晰。上午已经有人发言强调，我们的传统是一个什么传统，是否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历史上的那个儒、道、法或者是其中的一个派别。我相信对于传统，有人采取的是历史主义的立场，而不是解释主义的立场。而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讨论，新左派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他们视域中的儒学共同传统，相信不是一个历史主义的传统，既以一种试图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追求的的处理传统的立场。因为历史主义传统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与现实是不贴近的。只有采取解释性的传统的立场，才和现实相贴近。所以我们的共同传统，我相信，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被我们所解释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历史的，或者不叫历史主义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历史决定论的历史主义。说历史主义，主要是还原那个传统在事实上是怎么样。而在事实上还原，而我认为这是没有太大意义的。采取这种立场，满足一种知识上的兴趣是可以的，但没有指引文化现代变迁的实际意义。这就是陈明一再强调的不要将国学小学化的意义所在。

在解释意义上的传统，我相信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性，那就要有一个共享性。那如何可以共享一个传统呢?我相信在这里有些东西也需要区分，将历史主义的传统和解释主义的传统要区分一下。同时，我们共同的传统，其共同性是指按照代际性的共享呢？还是同代人的不同立场者的共享？关于代际共同性与一代共享性，我强调的是，实际上，代际之间很难共享一种传统。比如说站在一个顽固的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或者是站在一个顽固的保守派的立场上，都不可能面对传统有一种亲和力。在面对共同的传统的时候，我们是同代之中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一种共享或者是共同性。今天坐在这里的主要是中青年学者。怎么样共享传统？如果让老一辈的思想家来和我们共享这一传统，来表现这个传统的共同性，他一定所讲的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共享的传统和共同的传统之间，它是一种原生传统，不同于我们解释传统的这种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我们一个人再厉害，他也跳不出我们的皮肤。这个道理很简单。面对现实寻找传统资源，采取左派的立场也好，采取自由派的立场也好，或是保守派的立场也好，以现实出发解释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个立场。这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之中而要面对儒学，而是因为传统本身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解释的既有架构和既有脉络。这一点谁也跑不出去。因为主要我们有一个学术性的注意力，把我们的价值立场兑现为一种知识态度。这样一个传统的共同性是谁也逃不出来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辩解或者面对新传统，究竟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纯粹的自由主义或者纯粹的保守派，这也是不可能辩解清楚的。同样我们在这些新左派、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去看这样一个儒学传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儒学传统呢？这个问题已经是辩解不清楚的，而只是面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解释立场，我们怎么样来激活传统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激活传统，哪怕我们面临的是以左派立场激活的传统，使得传统是社会主义样式的，或是激活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的样式的传统，又或者他面对的传统是批评社会主义的传统，在历史的意义上，它都是一个传统。在解释的对象确认上，它也是一个传统。在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我们都面对着儒家、儒学和儒教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待传统的解释立场，就指向一种面对传统的历史、依从现实的需要激活传统的做法。从激活传统的意义来讲，处于解释境地的儒家诠释，无疑是要兑现为一种本土方式的。在这个意义上，蒋庆是一个强势的儒家，而陈明是一个弱势的儒家。陈明的生活的现代性是比较强的，而蒋庆是绝对的通过人的儒家生活实践。

而我认为这里似乎可以将儒家的结构做一个分析，使儒家的学术层面与儒家的价值层面两者具有更为清晰的把握可能。这样，一个可以称之为儒学与一个可以称之为儒教的讨论结构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儒学是对儒学知识化处理的一个结果。儒学之“学”在传统中的儒家里严格来说是绝对离析不出来的一个东西，只有儒家和儒家的知识与它的价值立场上的相互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来谈他们才是有意义的。儒学的现代知识背景形成之后，把儒家那一套价值主张和论证方式来进行知识化处理而产生的是一个现代性的东西——儒“学”。在这点上无论我们是赞同还是拒斥它，都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儒教则是一种宗教与现代政治的复杂交错的对应关系、互动关系，以及围着这种互动之后才建构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我们要讨论历史主义的传统，就会或是在儒家的立场上来讨论，或者会是在儒教立场上来处理，而不是在儒学的问题上来处理。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中对于儒家可不可以叫着儒教的问题，儒学是不是儒教的问题，争论老半天也不没有什么结果。其实就在于我们对这三个东西的处理，我认为有问题的。在这样的处理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是要谈论一个什么问题，我相信那样子左、中、右三派——假设我认为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话——那么左、中、右三派面对儒学进行的解释，在儒家、儒学、儒教理论的取向上是不一样的。我的这个读解当中，则主要在对儒学上的亲和性。尤其是那么多的辩题，按原来的那种断定，如果是你想反驳那是比较困难的。但如果对儒学作了一种知识上的处理，在这里就不存在对儒家传统作一种价值认同的取向。而对于我所说的知识意义上的儒学，可能今天很多在场的学者不同意。

真正认同儒家价值立场，可以归纳为两种方式，就是把儒学并不当成一种单纯的知识体系来处理。一个是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文化保守主义在我看，它的进一步确证，如果是整体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那最后一定要陷入一个钱穆的状态。他就不是去激活传统之中的自由民主性因素或者是现代性因素，他认为传统一切都是好的，要变的是西方而不是我们。我写过一篇东西叫《文化道义与政治抉择》，这两种东西在中国现代性这个局面当中，面对着一种割裂。什么样的割裂呢？就是我们面对的现代性的正在具体坐实的自由民主精神。它作为一种现实政治诉求上的巨无霸，你要回避是不可能的。包括杨帆的发言，他虽然激烈的批评了自由，但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轴心立场的反映。因为你逃不出来，你必须表态。整体主义的处理方式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把我们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捍卫和政治选择上的现代性首先联合在一起，而这一点同样有新儒家强势的价值立场，如认同儒家价值的自由派儒学专家徐复观。他对钱穆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他认为象钱穆那样一心维护传统，必然会导致我们“良知的迷惘”。也许我们在儒学中要挖掘的恰恰是孟子那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种东西，但不能说从秦汉以来所有政治制度都是可用的。

在这一点上，传统如何可用，就是一个挖掘问题。比如《春秋》公羊法究竟有没有现代宪政的意义？而宪政和限政两者关联起来后去挖掘传统，我们对于《春秋》的看法很可能就大不一样。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讲，传统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激活的问题，而不是传统自身的处境问题。从历史构成的角度看，有人认为中国如何付诸一套现代宪政制度安排，一定不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有一套制度上的安排，但绝对不是从宪政出发。因此你按照现代政治制度的路径来解释儒学传统，那只是一个解释的结果而不是原有的结果。所以我们面对共同的传统的时候，怎么样来面对，是个大问题。这时候我认为，如果保守派与自由派要在传统的方面有一个共享的立场，那徐复观是一个典范。一方面他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儒家的文化价值、儒家的基本取向、儒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尤其是基本制度诉求，他的同情是非常强势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被列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而钱穆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拒斥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大思路，离现代儒家就远一些了。余英时所写的《钱穆与新儒家》这本书中，认为钱穆根本就不能够称为新儒家，并为之提供了理由：钱穆根本从来就没有现代儒家这样一个门派认同。而我们知道儒家里头的门派认同是非常强烈的。当然，这个门派认同并不妨碍他的价值判断和他的一种学理说明，没有门派未必就没有门户之见。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整个现代新儒学——徐复观强调——要避免良知的迷惘，只有在文化价值选择之外对政治学这个问题作另外的考虑。于是，我认为真正面对共同的传统视域中的儒学，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儒家这个通约的价值立场上，有更多一致的东西。这也正是我从中国哲学立场出发来考虑社会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共享儒家的理念。而我也特别强调——包括陈明也是这样——这是我们在儒家思想资源里挖掘自由民主因素的一个理由。相对而言，我认为左派本身的西化特点，要强于保守派和自由派，所以他们对传统的分享可能显得更弱一些。

价值的选择

另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是，面对儒家传统，除开思想资源的共享性以外，解释的选择在价值层面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问题。我们虽然共享着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中国古典传统，并且在历史的支持下将这种资源在现代性背景中进行转换，但是，以什么样的价值作为基准，来重新审视儒家传统并进行评价，进而以这以评价作为基础融入到现代价值体系之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共享问题，而是一个显示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的问题。在面对儒家传统的时代共享性时，我们会发现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竟然可以一同走到儒家面前，审慎地对待儒家思想遗产。而在面对儒家传统的分享性的时候，我们则会发现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视域中的儒家具有很达到差异，儒家的历史价值得到的时代表述、以及儒家的历史概念蕴涵的时代内涵，具有极大的差异。而这正式我们今天谈论儒家传统不得不正视的“两极”走向。

一方面，我们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学者坐在一起来谈论儒家思想，并认可它是一个我们面对的“共同的传统”，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一个思想现象。这是一个经历了巨大的思想转变后出现的思想“奇迹”。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期，我们很难设想价值立场差异性如此强烈的学人，会同时立定在儒家面前取仔细思量儒家价值的现代意义。当今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足以引起人们关注的瞩目变化，就是在以亲和传统为思想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外，所谓的自由派、新左派也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后两者在对传统正面的肯定方面达成了一定共识。人们看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是五四以来所没有过的思想景观。出现这一思想景观，追究起来不外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的拒斥性批判已经走到了思想的尽头。拒斥的尽头就是回首的瞻望。人们在将审视儒家的思想眼光投向极端的相反一端的时候，同情和理解，就与批判和拒斥同样地分有看待儒家传统的视野。反思近代以来批判与拒斥儒家的思潮，人们发现了这种批判与拒斥的不尽恰当之处。这推动了对于批判与拒斥的再批判和再拒斥。尽管这只是一个思想趋势的底线说明，而不是一个思想内在脉络的证明证明。但是这样的变化是符合思想史的变化轨迹的，得到思想史的无数次验证。

其二，人们在对待儒家以及整个中国传统的时候采取混合性思路，也使得人们在反思对待儒家以及整个中国传统的思路的时候遭到合理的质疑。中国近代的落后，曾经被归结为儒家的落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曾经被认为是儒家导致的。中国社会的一切不良习性，也曾经被看作是儒家思想的余绪。事实上，我们近代的落后与今天的欠发达，儒家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是不能被直接视为“责任人”的。历史上，儒家曾经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这造成了我们审视儒家判断传统的思维定势——认定儒家、认定传统，就应当直接为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状态负责。在儒家已经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关联结构破坏以后，这一思路依托的现实基础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长期以来都用这种思维方式对待儒家、评价传统。是到了一个切割开儒家与中国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直接关联性的时候了。

其三，中国社会的当代变迁是此前所未曾经历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空前的状态。各种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起始阶段，从容地应付时代的思想需求的思想体系或思想流派，都变得来有些拙于应付了。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是此前儒家与整个中国传统遭到排斥的社会结构因素。这种局面，又支持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毛泽东语）。传统的失落与儒家的遭黜相形而在。人们纷纷以西学来支持中国现代转变的思想大厦。一切说明和论证中国现代变迁的思想资源几乎都是输入的。但是输入的思想无法以“横移”的方式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变迁。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变迁既与中国的现实诸因素关联，又紧紧地与中国传统的因素发生复杂的关系的时候，西学资源的直接借用似乎有脱离现实的隔膜感。人们就此顺势转向传统、转向儒家，寻求基于传统、起码是不与传统正面冲突的丰厚思想资源，来支持现实变迁所需要的思想基础。

其四，儒家思想结构的复杂性，提醒理性的人们，我们既不能简单地陷入历史地对待儒家与传统，也不能简单地脱离历史拒斥儒家与传统。既不能简单地将儒家视为依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观念体系，也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具有现代蕴涵的活力四射的现代性建构。既不能简单地处理它的具相命题，也不能简单地对待它的抽象含义。从而，在历史与超越历史的象限里为儒家确立起合理的位置。加之，民族之间关系的当代转变、国家之间实力的变化、文化之间现代性处境的重组之类的因素发挥的酵母作用，催化了人们无视儒家传统的僵化心灵。于是，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审视传统，就成为各家各派面对传统的共同选择。并不是说各家各派都就此进入传统、投入儒家，但起码各家各派不必以决绝的姿态来对待儒家以及整个中国古典传统了。

对于传统、对于儒家有了共同的敬意，并不等于说各家各派对于就采取了共同的价值认取立场。事实上，在他们的底线共识后面，各派在理论进路、价值诉求上具有极大的差异。这里可以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各派在同情儒家、认取传统上是有不同的特点吗？如果有，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异同从思想史看具有什么不同意义吗？进一步假设是有的话，那么第三，这种局面对儒学的现代发展会带来什么可以预期还是难以预期的影响？

问题的答案不是今天就可以给出的。但是大胆的预测是可以尝试的。无疑。各家各派对于儒家的认取具有不同的思想特点。新儒家或保守派对于儒家、对于传统的认取，最具有价值的切近性。他们对于儒家的选择，不是一种基于现代知识立场的欣赏，也不是一种简单的自我树立信心。他们的选择，可以被视为是价值择定的结果。无论是从收拾人心的内在世界审视、还是从整治“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风俗之现实的期待观察，保守派对于传统的亲和，都不是自由派和新左派所可以比拟的。当然保守派内部的差异也是巨大的，前面已经略有涉及，这里不深入讨论。自由派里对于儒家、对于传统亲和的人士，是一些试图从现代性的内在蕴涵上清理传统中相同资源的人们。他们对于传统、对于儒家的亲和，一般是具有价值先设性的。这种价值先设性就是对于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权利、限权原则的预先设定，这一设定是他们审视传统、亲和儒家的价值基础。因此，仅就此点来讲，自由派亲和传统是由于传统里包含了自由的元素。他们想保守的仅仅是那些维护人们自由、有利于支持宪政的传统因素。传统自身的整体性、完备性和自足性，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这是他们与保守派的重要区别。至于新左派亲和传统，可以说是受到西方的某某普遍法则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路的驱动，或者是受到尊重各个民族的国际主义原则的鼓舞，甚至可能是受到民族自尊心的驱使，而转向传统、转向儒家。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受到领先的政治原则的局限，大致表达着信心、浮现出颠覆性的思维特质。既然我们原来抵制传统错了，那我们今天就表现一下为传统辩护的立场——这是左派思路的大致都会体现出来的对着干的思想特点。

三派对于传统、对于儒家的不同价值择取，具有明显不同的思想史意义。保守派的切近性价值认同，具有着接续传统、秉承儒家的“中国古典思想史”的现代延续的意义。假如说思想价值的中断对于思想史的延续不是有利的假设得到人们的承认的话，那么保守派的选择就是最有延续“中国”的思想史的意义在。对于当代文化处境中极其想分辨出中国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边界的人们来说，保守派的选择无疑具有强烈的鼓励作用。问题是否是中国的、概念是否是既有的、表述是否是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否具有延续性、制度安排是否可以对接传统，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与传统和现代的接榫之思想史的“史”之维度联系在一起。自由派与新左派的选择则具有思想史的断裂价值。在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上、在划分儒家与西方的边界上，两者具有某种通约性。他们在与传统的断裂的基础上亲和传统、同情儒家，确实可以期待开发新的思想世界。

三派同时与儒家、与传统亲善，对于儒家对于传统的价值评价与现代走向，自然会发生极大的影响。可以预期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儒家与现代结合，凸显一个“中国的”现代价值蓝图。这既保证了儒家不被现代所拒斥，从而推出现代舞台。也保证了儒家价值内涵的超越时代、脱离具相的价值意义在今天焕发新义。保守派的辩护是一种具有价值的提醒。提醒人们儒家不是可以被遗忘的价值资源。左派的颠覆性陈述是一种重构，重新构造具有变幻性的传统。自由派的儒家清理是一种对复合优势的追求，它也许可以推动实现古今儒家所期待的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沟通，建立起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思想桥梁。至于三者究竟可以发挥什么实际的思想史功能，并营造出什么思想景观，那就是一个远未浮现出边界来的愿景了。不过重要的是，儒家终于可以回到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中心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