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路径：从左右为难到左右逢源

中国以改革开放推动国家的迅速崛起。但中国的崛起之路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改革开放的一波三折，注定了国家崛起进程的起伏跌宕：这在经济上呈现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演变的艰难性。在政治上体现为激进主义的左倾与“理性”主义的右倾之间摇摆不定、左右为难，并受到极左与极右的极大困扰。在文化上则显现为对开放精神的抵抗与文化自恋的偏执。总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进程，需要解决这些发展的动荡不定，才能走上协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真正从传统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以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安排，有效拒斥极左与极右的“改革”主张，走上中左与中右相互矫正政策选项的、左右逢源的理性发展之路。

（一）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左右摇摆？

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曲折令人瞩目。这一现象直接体现为中国30余年的改革处于不停的左右摇摆之中。对此，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确认：从改革开放的政治定位上看，当下热议的中国改革缺乏顶层设计之说，就典型地反映了政治定位问题未获解决的尴尬。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愿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表述。如果说人们朦胧地展望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宪政与法治的状态的话，这一愿望不仅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推进，相反在30余年的国家转轨中受到抑制。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严格限定在经济领域之中，对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力回避。如果确实不能回避的话，则用政治设限的方式拒斥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现代社会转变来讲，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联动机制被人为切割开来之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收到彻底打破计划经济、完整建构市场经济的效果；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回避了经济领域中的产权改革，由微观价格机制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愈来愈处于乏力的状态，改革的集权/极权政治回流成为不可避免的定势。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拒绝启动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反对政治体制的问题讳莫如深。一旦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则以刚性的维护现行政治体制姿态，拒绝一切可能的政治松动。结果就是，极左意识形态随时随地的借机还魂，就成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程，不断出现在阻挠改革的过程之中。政治体制问题，日渐成为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最大阻力。

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举措完全不配套的展开过程中，取决于庞大经济利益的积累，公平分配问题的严峻性展现在普通公民和国家决策者的面前。适应计划经济的中央控制体系，绝对没有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精细的公平分配。于是，在基尼系数达到危险的界限面前，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相互助长，造成社会普遍的不满。但掌握国家权力的机构，又绝对拒斥放权改革，结果就必定处于要么进一步强控、要么完全控制不住的悖谬状态。

缺乏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就此处在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进，则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机构性改革，实现国家权力的理性分享、建构竞争性政治录用机制、做到权力的和平交替、实行法治化的治理模式、推动国家与社会的适当分流。而这些做法内涵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右倾。退，则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刚性的革命意识形态统领一切、以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保障秩序、以强人政治凸显政治认同、以国家通吃保证社会的低度满意。这些选项，显然不符合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的长期利益，是一套人不乐见的左倾做法。当这两种左右走势都被拒斥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只好在左右之间摇摆了。

（二）缺乏宪政平台，必定左右为难

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建构与公共政策选项，在左右的光谱显示上，十分复杂。从极左到极右之间，起码可以区分出中左与中右。于是，从极左到中左，构成左翼政治－经济制度的左派光谱；从极右到中右，构成右翼政治－经济制度的右派光谱。至于左翼右翼之间，需要中间派加以折衷，促使左翼与右翼进入一个合作轨道，从而保证国家政治运行在维护共同认可的制度平台上，既避免国家的倾覆，又维持国家发展的基本样态。

这就是法国人划分左派与右派的原初意义。保王党人与革命人士有些势不两立，在议会中分坐右侧与左侧。态度模糊或秉持协调理念的人士，则端坐议会的中间。在现代政治的演进中，左派逐渐成为主张激进政治人士的代名词，右派成为维护现成制度的政治人物的定位词，中间派则成为调和左派与右派人士的政治辞藻。但是，在现代政治的复杂演变中，左派、右派与中间派逐渐包含了原初意义无法囊括的复杂涵义。如中国人熟悉的“形左实右”的说法，在价值指向上，就是指那种政治姿态上好像很左，很维护革命价值、平等理念，但其实在政治实际中偏向右派，即维护现行体制和当下强势政治群体的利益；在政治操作过程中，则指那些以表象上的激进手段，实现实质上的利益诉求的人士。就此而言，左右派的最初所指，内涵上已经完全变化，需要人们仔细琢磨了。

对于现代国家来讲，存在一个选择左倾的政治－经济体制，还是选择右倾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决断问题。一般而言，选择左倾政治－经济体制的，要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不是宪政民主国家的左翼政党（如英国的工党、美国的民主党以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选择右倾政治经济体制的，要不是极权主义政权（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要不就是宪政民主国家的右翼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比较而言，在一个国家没有确立宪政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平台的条件下，左派政治势力与右派政治势力之间，会处于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状态，左派与右派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敌我指认特征：右派以国家暴力扑灭左派的革命异动；左派是毫不妥协的暴力革命，推翻右派反革命政权。而在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活动的左派与右派，则对国家基本制度保持尊重，不过左派倾向于自认代表社会底层、以公平分配为诉求，右派倾向于代表创造社会财富的上层、以维护私有制为取向。在当代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左派以所谓“第三条道路”，羞涩地承诺了右派的基本制度选项（如英国工党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而右派也以明确的姿态，实行新的社会激励机制（如英国保守党现任首相卡梅伦）。因此，左派右派之间的基本政治主张明显趋同，差异仅仅表现在具体的政策选项上面了。

就中国的政治而言，由于缺乏宪政民主的基本制度平台，左派与右派只能处在一种没有共同政治承诺的对峙状态。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家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却未能启动以宪政民主制度保障的公平分配机制的时候，悬殊的贫富差距，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由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引发政治制度选择的对立。改革开放前那种极左的政治－经济－社会情景便借助人们的怀旧情绪，成为一种让人们期待的“美好”制度：那是一个由理想主义而非平庸观念主导的激情年代、一个平等而没有特权的社会、一个廉洁而没有贪腐的时代、一个充满人情味而没有贫富对峙的人间、一个人人严谨自律而违法犯罪罕见的好社会。于是，有人借助人们对文革的幻想，试图以文革的方式为改革补偏救弊。左倾思潮卷土重来，就在意料之中。与此同时，当人们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误归咎于改革的不彻底的时候，认定导致贪腐横行的原因就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与非法治的政治制度时，便断然指出，保护私人产权、推行宪政制度、推动竞争性民主、实行以法治国、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结束一个政党控制国家资源的状态，就是国家步入理性发展轨道的必须。这又成为人们难以接受的极右政治主张。可见，没有左右派共同接受的宪政制度平台，国家走向必定陷入左右为难的泥潭，注定要在极左和极右的主张之间迟疑徘徊，甚至是在两极之间跳跃。而无法寻找到国家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答案。

（三）为左右确立政体边界

中国的发展，必须跳出左右为难的进退维谷窘境。应当说这是中国左右不同光谱的政治势力都可以认同的现状。问题在于，如果避免左右为难导致的左右对立，以及由这种对立引发的改革停顿、社会危机甚至国家分裂。关键的问题，恐怕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斗争能够解决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两者共同承诺、理性互动和积极建设的政治制度平台。从而化解两者的对立情绪，共同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

这就需要确立能够化解左右对峙的制度平台究竟为何的共识。如果一下将宪政民主政体作为左右双方承诺的政体前提的话，左派和右派都不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中国当前的问题之源在哪里，在此基础上，确立解决一系列难题的领域归属。其次需要将左右取得共识的观念基础与制度条件凸显出来，从而厘清左右建设性互动的政体形式。再次需要将左右各自的自我约束边界显现出来，从而拒斥那些瓦解共同承诺的政治基础的极左或极右的政治主张。

就第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从经济体制上讲，无论是经济改革存在的产权模糊引发的激励不足、或者是导致的市场机制残缺、抑或现代企业制度的无法落地，分析起来，都是因为政治禁忌促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所注定的状态。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异化形式，都是政治体制阻碍经济体制彻底现代转型所塑造出来的怪胎。而从社会体制上讲，整个社会存在的浮躁不安情绪、对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对权贵阶层享受特权的愤懑、对未来状况的无从把握、对公共资源无法平等分享的怒不可遏，都是因为没有建设起一个足以保证社会每一个公民平等地享受公民权利所注定的状态。如果国家的政治制度足以打破特权、足以保障政策的公共特性、足以在庞大的经济利益积累基础上公平分配资源、足以扼制寻求特权的特殊阶层的冲动，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就可以降解。而从种种政治怪现状上看，不管是社会向上流动的严重不足，或者是控制国家权力的权势群体的凝固；还是国家无法落定在法治的平台上，国家资源被用来支持特定政治组织的僵化统治，抑或是国家无法显现软实力或巧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捉衿见肘；甚或是国家制定政策毫无公共性可言，被权势集团牵着鼻子走，或则权势集团之间在经济政治资源的分配上盘根错节相互利用，国家权力私利化……在在都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建立的障碍。因此，政治体制不改革，不建立起现代国家制度体系，不以宪政民主法治的治国方式对改革开放难题进行化解，一切发展经济、安抚社会、稳定政治的努力，都是白搭。可见，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领域归属，毫无疑问地属于政治领域。

就第二个方面来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左左右右的政治观念，本是观念竞争的常态体现。但左左右右的观念却让国家运行在一波三折的轨道上，则是因为这些政治观念丧失了理性竞争的制度基础，因此造成国家发展道路的曲折、不畅。无疑，从现代国家运行的惯常体制来讲，国家必须拒斥瓦解社会团结、影响国家稳定、导致政制崩解的各种极端政治主张。在左左右右的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秉持极左与极右进路的各种政体是必然自我崩溃的政体形式。但是极左与极右的政体，总是因为它们具有极为有力的煽情理念和群众动员技巧，常常成为艰难时世中的政治出路“选择”。不过一无例外的是，现代政治史上出现的极左或极右的国家政权，都在制造一时的辉煌之后，归于覆灭。只有在拒斥极左或极右的政体建构基础上，实现中左或中右共治的宪政民主政体的顺畅运作——简而言之，中左是在宪政民主平台上凸显平等价值，中右是在同样的政治平台上张扬自由理念，但二者并不寻求颠覆或推翻宪政民主政体，且尊重这一政治基本制度。两者的政治基本价值、政治基本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差异只出现在具体的政策选项上面。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善政良治、长治久安。

就第三方面来看，现代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谱系，本身是具有相互矫正的功能的。从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讲，国家不适宜用暴力的手段禁止哪怕是极左或极右的政治主张，这不利于国家的成员们辨识政治观念的竞争性优势，也不利于人们理性拒斥偏执的极左或极右观念。国家应当诉诸成员们的理性辨别能力，让各种政治观念呈现自己的优势与缺陷，从而让那些足以激活公民们政治理性意识的理性、节制和合作的政治理念，成为国家的主流政治理念。

比较而言，极左借助高亢的道德热情、绝对平等的价值观念、均贫富的经济机制和反对特权的政治煽情，在国家处于现代转变胶着状态的时候，最容易俘获人心；极右则借助于人们心仪的英雄情怀、隐秘的政治密谋、小团体的精英自认，以及独会心门的哲学王的期许，让人们怦然心动、为之倾倒。

但是，极左与极右都无法建构稳定的国家政体形式，前者总是以激发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宣泄一种无目的的超越理念。从而处在一种短时间让人们畅快淋漓地发泄情绪，长时期将人们引入混乱的政治境地的紊乱状态。后者则总是处在引颈期望英雄出场的苛求状态，在观念上对自己深怀无奈、无能的失望感，在行动上对自己抱持一种搭便车、得好处的观望者态度。因此，从长期效果来看，极右的政治主张除了发挥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我麻醉效果之外，则将人们引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反政治境地。可见，极左与极右都不是理性政体的观念供给者。当然，政治应该处于一种观念竞争、制度选优和不断改良的状态，否则政治本身就会陷入死水一潭的可怕状态，从而给极端的政治观念留下巨大的作用空间。为此，让中左与中右的政治观念有一个理性竞争的政治空间，就成为拒斥极端的政治理念，塑造理性的政治氛围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左与中右都是具有自我约束力的政治观念，都对现代主流政体有一个明确的承诺，都对对方怀有一种尊重的态度，都乐意以商讨的方式理性借取有益的政策举措。因此，将政治理念和制度竞争合理规范在这样的左右互动局面中，是最有利形成理性政治的政体建构基础的。

（四）寻求现代政体平台上的左右逢源

毫无疑问，无论是成熟的现代西方宪政民主国家、还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新生民主国家，甚至是尚未展开转型旅程的非民主或反民主国家，都曾经或即将长期处在探寻促成政治共同体成员理性而稳定的政治认同的政体形式的过程之中。因为，对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讲，成熟的政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长期摸索的结果。这样的摸索，非经长期的成败曲折，不足以发现宪政民主政体对于所有国家之作为基本政体选项的独特价值。

在一切非宪政民主政体中，人们总是刻意或不经意地回避政体选择的决定性作用，甚至不惜以政道问题遮蔽政体问题，以为对权力来源不予追问、只问行权正当与否就是政道致思。其实这是对政道问题的严重误解。政道不是与政体对应的概念。政道是与治道关联在一起的概念。政道追问权力来源，治道讲究权力运用的恰当。政体理论要解决的恰恰是政道问题。以政道致思遮蔽政体选择，恰恰是对政治理论逻辑的严重混淆。这样的思路，要么是基于论者的价值取向做出的故意歪曲，要么就是论者对政道和治道的古典蕴含和现代所指不清不楚所致。

在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体形式中，人们总是认定当权者是否怀抱民本观念，就是判断其政体形式好坏的标准。确实，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尚未发现现代主流的宪政民主政体的时候，一种为人们所广泛迷执的政治观念。但只要审查一部人类政治史就会发现，缺乏正当性保障和合法性机制的古典政体形式和现代非民主、反民主政体，总是无法提供给政治成员认同或反对政体机制的价值判准和行为指南。因此，在古典时期，治乱循环的非秩序化状态，是政治的常态；在现代时期，非\反宪政民主政体的国家，总是处在激亢的左倾政治泥潭、或者处于愤激的右倾英雄崇拜的异常状态中。一个国家的协调、稳定与持续发展，则总是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的结果。而且在宪政民主的国家中，成员的政治价值认同稳定、制度权威性具有保障、心理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长期绵延。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既很少亢奋地拥抱极左的政治理念，也很少兴奋地接受极右的政治价值。就前者言，极左成为极少数人自认为超越令人极为不满的现状的价值取向，但不为社会所广泛认取，且绝对上升不到国家基本制度的层面。极左政治主张的群众政治、运动模式、暴力打击、激情取向、超越方案，不为人们所认同。但作为一种政治主张，人们将之视为理性政治的有效参照，成为政治观念世界的博物遗存。就后者言，极右成为那些仇视团结、蔑视公众、怒视民主、宣泄郁闷的人士的精神鸦片，但其绝对不会赢得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喝彩，且绝对不能成为国家基本制度重建的选项。极右观念对人们心中的敌我辨认的竭力夸张、对哲学王的极力张扬、对制度化取向的极端敌视，一旦成为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选择，那就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政治的卷土重来。而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极左政治，以及支撑这一政治形式的极端英雄主义之极右做法，也让人们难以广泛接受。

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将国家制度稳定地落在宪政民主的政体平台上的。在国家间的竞争历史中，从来不缺少一些依靠专制政体瞬间崛起的个案。远者如古典时代的东方专制制度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征服。近者如法国专制君主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兴盛、苏联斯大林式国家创制的世界霸权。但是，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以自己近代的国家理性建构，创造出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奇迹，从而以英国、美国那样的现代制度体系，以及后起的德国、日本的宪政民主政体的重建及其对扭曲国家的宪政重构，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政体形式的优越性。缺少宪政民主制度支持的苏联，在极左的斯大林主义与改革的赫鲁晓夫之间踌躇徘徊，结果断送了国家前程。而在宪政民主的平台上，英、美、德、法、日等国逐渐形成了足以容纳中左与中右政治共舞的巨大空间，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积极互动，左右之间保持了一种政策矫正的张力，但却不以颠覆和推翻国家基本制度为代价，简单划分而出的右派维护自由价值与左派维护平等价值，在两者间的互动中，成为双方共同维护的国家基本价值和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政体选择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稳定的宪政民主政体，以支持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上的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间的相互团结，政治上成员对于国家的理性认同和长期忠诚。除开这一政体选择，一切极左与极右的主张，都会瓦解成员间的团结感和对于国家的忠诚感。当国家运行在宪政民主平台上时，极端的政治价值与“制度”选项，就会为理性的公众所拒斥；而国家拒斥成熟的制度建构，极端的政治理念与反制度冲动，就会成为公众乐意吸食的精神鸦片，国家也就处在极其危险的紊乱状态，国家的心理秩序与政治秩序就会随时遭遇颠覆的危机。改革开放取得的国家发展成果，就会断送于一时。近年中国高调的极左价值宣泄与极左政治做派，提醒人们，中国发展之路的断裂，并不是一种危言耸听的言辞，而是一种善意提醒的告诫。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乃是对执政政治组织、对国家、对人民一种负责的态度。否则，我们就必然不断经历极左与极右威胁中国现代转型光明前景的担惊受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