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治理：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思考

2008年汶川地震，让人震惊。同胞的死难、伤残、惊恐、无助、求援，无不撼动每个人的心灵，无不召唤每个人迅即加入抗震救灾的行列。全民行动起来了、全党行动起来了、各级政府行动起来了、市民组织行动起来了、专业队伍行动起来了、国际社会行动起来了。国家及时的抗震救灾动员，赢得了灾区民众的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汶川地震，是罕见的大灾大难。罕见的灾难，让执政党、政府、军队、武警、公安、医生、志愿者充分动员到抗震救灾之中，让国家与社会共同投入到心心相印的同一行动过程。我们同为死难同胞而悲泣、我们同为尚有生存机会的同胞救助而奋力、我们同为抗震救灾出钱出力、流血流泪……中华民族共赴灾难、同抗灾害的伟大精神，在赈灾这样的危机治理中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世人。民族的凝聚、民族的血脉、民族的同呼吸共患难，在在催人泪下、促人悲愤中作为、伤痛中奋起。灾难，摧毁不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脊梁；灾难，让我们再次深刻感知中华民族英勇无畏的群体精神。赈灾，就此成为国家重建契机。

我们为全民救灾而感动，我们被全民行动所催促：科学审视自然灾害的发生机理、系统反思灾害救助机制、完整构想一套多灾多难国度预防与救治灾害的可靠危机治理体系，成为我们必须从事的紧急要务。因此，汶川地震不让我们有须臾的松懈，必须紧急启动我们的大脑，理性求解我们抗击大灾大难各种紧迫问题的答案。倘非如此，不足以面对死难同胞；倘非如此，不足以化解正经受伤痛折磨的同胞手足心中之痛；倘非如此，不足以兑现我们这些生者在心中对死伤同胞做出的庄严承诺。

（一）赈灾：从突破陈规到回归常识

汶川地震造成的惊人灾难，让整个中国来不及思考，便举国动员，投入到了壮怀激烈、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全民战争之中。紧急的救灾时段逐渐过去了，回顾令全世界感叹的举国抗震救灾艰辛历程，我们在感情的跃动之余理性地发现，这次抗震救灾之所以从国家到社会都能够迅速、及时、全面、有效地动员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了四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重大突破：

其一，领导人率先突破体制对灾害的缓慢反应机制，身先士卒，及时赶赴灾区，有效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我们国家是一个单一制政体，每遇大灾大难，国家体制的运转启动，经常得经过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上报、审批，等待上级乃至中央高层的决断，才能采取救灾的应对措施。经历这样延宕的决策过程，灾害与救灾之间就有了难以弥合的时间差，救灾最急迫的时段常常因此而耽误。而这一次汶川地震刚刚发生，中央就决定指派政府首脑温家宝总理奔赴灾区，及时成立了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担任总指挥。这就使汶川抗震救灾的国家动员机制迅速启动起来，救灾急需的各种资源也就迅速投向灾区，可怕的灾害与救灾之间没有明显的时间差。救灾的及时到位，既使汶川灾害的减灾提升到了国家高度，因此减灾程度有了重要保证；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政府灾害应对迟缓的印象，树立起了中国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

其二，灾害信息传播的方式从隐秘掩蔽突破为及时公开。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度，灾害发生之后，我们常常采取一种隐瞒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经常秘而不宣。汶川这样的大灾大难，不能秘而不宣，但也得经过国家高层的慎重考虑，才向公众发布。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断定如此这般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免公众陷入灾难恐慌。其实，有效地杜绝灾害影响范围的扩大，就是将灾难信息及时传递给可能受到灾害影响的公众，所谓有备无患就是这个意思。汶川地震，没有造成灾区普遍的社会恐慌，就是因为我们突破了封闭灾难消息的传统定势，将地震信息及时传递给了灾区公众和全国人民，这不仅有利于灾区民众及时知情，也使全国了解到抗震救灾的重大、紧急。这无疑是此次灾难让中国人“吃一堑长一智”的悲壮收获。

其三，我们突破了面对灾难，先行抗灾然后救灾、先行救灾然后重建、先行因陋就简然后长远考虑的旧有赈灾进路。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国家及时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资源，并总体筹划抗震救灾的大思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代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庄严承诺，不仅将动员国家力量抗震救灾，而且将整合国家力量全力减灾，并将动员国家力量为灾区民众重建更为美好的家园。这是一种理性、系统的治国思维的体现，是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国家关爱公民的贴近体验，是我们突破国家治理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零碎治国思路的重要标志，顾首而又顾尾，赈灾而又重建，大难之后生活有着，灾民有福、人民有福。

其四，这次赈灾突破了国家包办一切的陈旧思路。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受到国家的积极鼓励，国家领导人向志愿者人士、向非政府组织赈灾成员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这是以往匪夷所思的事情。大灾让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围绕抗震救灾的目标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另一方面，国家主动及时地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这不是向国际社会显示懦弱，而是显示了一个为民众尽责的政府担当责任的勇气。我们以往熟知大灾大难之际，中国政府咬紧牙关决不求助的国家行为。这次我们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友好援助。国际社会的物质援助，减缓了我们一个国家应对如此大灾大难的物质压力；国际社会的救援与医疗援助，减低了灾区民众伤亡的数字；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抗震救灾的善意理解，使我们赢得了充满友善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相对从容地谋划抗震救灾。

正是这四大突破，让我们在四个方面回归了现代常识。第一，我们回归了重视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常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习惯于以牺牲生命来彰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我们嘴上常常念叨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言壮语。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国家不尊重公民生命价值的表现。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在灾区面对死难同胞的凝重表情，温家宝总理面对灾区孩子们的潸然泪下，国家为死难同胞创设国家哀悼日，体现出国家的人情味。第二，我们回归了一个自治的社会是有利于国家行动的常识。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组织怀有深深的排斥感，认为社会各种组织仅仅是维护群体利益的小团体。但这次汶川赈灾，公民组织和志愿者行动，不仅深深地打动了灾区人民的心，感动着全国民众的情，而且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从而让人看见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的现代景象。第三，我们回归了中华民族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的自信心。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对国人爱国精神流逝的感叹不绝于耳、对于国人一盘散沙的痛斥常响耳畔、对于国人是否具有无疆大爱深觉怀疑。汶川赈灾，显示了民族团结、上下同心、共赴国难的深沉精神，让我们回归到民族自信的状态。第四，我们回归了友好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具有善意的常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受到发达国家的欺凌，因此对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极为不信任，与西方的对峙由近及远、其来有致。远的如近代对中国的侵略，近的如对中国奥运的排斥。但这次汶川赈灾，发达国家也积极行动起来，以人类精神理解中国灾难，让中国人乐于融入国际社会，回归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常识。

（二）防灾：从灾害预测到灾难救治

汶川地震，首先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突破陈规的价值、回归常识的意义。但我们的省思，绝对不应止于感动，以严格的理性精神指引，反思这次灾难，是我们内心深处责任意识发出的沉重召唤。救灾必须走向防灾，预防灾害与减灾行动必须紧紧扣合起来。因此，反思如何有效防灾，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诚如人们所知，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因此，使全民树立灾害意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建立国家预防灾害体系就应当非常紧要，领导面对灾害与面向常态筹划两种管理模式就不可偏废，面对资源匮乏的现状做好灾害救助就不可小觑，整合国家力量致力提高减灾能力就十分必须，在经济发展中强化灾难预防就是一项重大国家事务。防灾，就此成为现代国家的系统工程，而不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救急事件。

千百年来，我们国家的普通民众似乎都受着一无例外的乐观精神的鼓舞。这是自然灾害频仍而又缺乏抗灾能力的民族一种必然的精神结构。但我们民族并不是完全没有防灾的历史智慧。民众中长期流行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习惯，就是一种防灾思维习性。天地人的相关性思维，使中国人历来对自然现象抱有高度的警觉。常规认知与异象观察，构成中国人认识结构的两个界面。只不过这种预防灾害的民间思维习性，常常遭遇到政治障碍：一种政治障碍是有人借助这种民间习性灌注自己的政治意图，以至于这种民间智慧的可信度大为下降；另一种政治障碍是政治掌权者借助怪异现象为自己的统治制造根据，这也将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感知逐渐钝化。因此，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民间信赖的预测防治灾害的信任传统。汶川地震，人们同样陷入了这样的认知怪圈：人们摄下了地震云，但只被视为庸人自扰；人们发现了蟾蜍大迁移，但也被解释为动物正常搬迁；北川人在地震前几个月不断感受地面摇晃，但也被宽慰地解释为正常的地壳运动。一切异常的现象都被解释为正常的事情，人们也就丧失了防灾减灾的应有警觉，以致于长此以往，人们便安于享受绝对安全的环境条件，象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一旦发生，人们陷入惊惶失措的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

民众将灾难摈除在记忆之外，既是因为人们觉得灾难不在眼前，也是因为将灾难预测的任务放心地交给了国家。国家就此承担着为民众预报灾害的重大责任。我们中国有着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预防地震建制。从国家地震局到省市县地震局的专项责任就是监测、预报、研究地震。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期将地震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尤其32年前的唐山地震，使国家高度重视地震灾难的危害。这次汶川地震，令人遗憾的是从国家地震局到地方地震局，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地震预防信息。倒是地震灾区民众在地震前陷入人心惶惶的地震谣言恐慌的时候，地震局官员十足把握地出来辟谣。不幸的是，辟谣之后谣言成真。这当然也不是地震局的官员所愿意见到的事情，但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地震局机构，其功用究竟是什么，民众的质疑就此具有十足的理由。不得不狠心地告知地震局官员的是，地震局的功能绝对不止于辟除地震传言的功能，如此国家没有必要设立如此庞大规模的地震局机构；地震局也不能仅仅以地震预报准确率的低下来开脱自己未能预报汶川地震的责任，如此这样公民的接受程度仍然不会太高。官方与民间在地震预报上面如何更为有效地合作，恐怕是突破国家机构独断自然灾害预报权力、而基本准确预报灾害的有效途径。

促使人们思考的问题还有领导姿态与灾难危害之间的关系。无疑，我们得公允地承认，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领导阶层大多是竭力而为的。但在一个以国家推动发展的状态中，领导阶层的作为大致处于一个常态管理的情形。领导人基本上是以地理的、权力的、权利的、发展的稳态情形作为公共管理的决策依据。不发生灾害，人们对之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但这种常态化的领导局面，显然不足以应对管理复杂需要的局面。因为一套国家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应付日常管理之需，还必须应对非常状态下的国家紧急状态需要。而后者，整个中国的国家管理体系及其领导人思维的应接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与现实处于明显的疏离状态。一个成熟的现代领导者，不论他在国家领导位置、还是在地方领导位置，居安思危，不只是观念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具备应对日常管理与非常管理两种需要局面的必须。将非常状态的管理需要视为日常运转的事务烂熟于心，是领导能力的一个考评指标。在这次汶川地震后显现的领导思维，明显还存在某种令人不满的地方：反应完全意外、地方救援瘫痪、资源动员迟缓、相关发动不够。我们期待改善的愿望由此萌生。

从总体上讲，在自然灾难频仍的中国，用于赈灾的资源一直处于短缺的状态。资源匮缺与灾害救助的紧张关系，不能不令人忧虑。地震使汶川、北川、青川、茂县、绵竹、都江堰等地的受灾居民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赈灾几乎一边倒地成为拯救陷入死亡危险的人员，这绝对是正确的决断。但怎么样将伤者及时加以救治、又怎么样使灾民得到及时的物质援助、如何在全国相关物质供应地组织供货、又怎样在灾区有效予以分发，确实令人应接不暇、一股脑地摆在人们面前。此时，资源的短缺尤其显得令人难以忍受。本来就不丰富的资源，在大灾大难发生之后，尤其显现出合理配置的紧迫感。这无疑促使国人思考将国家有限资源进行精巧配置的最佳方案。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流畅运作的资源组合必须，而不是国家出现大灾大难的紧急状态一时应急的搭配。

这就进一步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与减灾能力关联起来。面对汶川这样的大灾大难，赈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工程。直接用于拯救地震被困在瓦砾中的灾民，就需要各种专业人员的投入、各种救灾专业工具、有效的专业配合、高度权威的专业指挥、依循专业要求的救助进路，稍有不当，需要援助的灾民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同时，面对汶川赈灾，需要各种后援物质的及时供应，死难灾民的后事处理、重伤人员的及时救治、轻伤人员的有效自救、灾民的居住与饮食安置、吃喝拉撒等起码条件的提供、社会秩序的有效保障，也都一时成为汇集在一起需要解决的问题；再者，各种需要及时回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手段必须想方设法供给：灾后防疫的问题、灾民心理的疏导问题、救助者的心理辅导问题、救助队伍的有序退出问题、以及学校复课的问题、灾后住房的重建问题、余震的预报与防治问题、社会秩序的保护问题，也就一下子摆上了台面。无疑，这次赈灾的相关动员已经创造了奇迹。但是，国家的综合动员能力还不能适应灾后的各种需要，一时显示出某种混乱无序。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紧急应急演练还处于空疏的状态，纸上谈兵的紧急应急筹划与综合动员的紧急应急实际还有悬殊的差距。

赈灾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近30年的经济发展，给予这次汶川赈灾以有力的经济支持：国家财政数百亿专项拨款及时到位、各地价值数百亿的捐款捐物迅速聚集，有效地缓解了灾区救灾与重建的资金和物资的紧张。因此，经济发展与灾难预防的关系成为人们考虑问题的节点。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此前经济发展呈现的单兵突进现象，反思经济发展对于相关问题造成的某种忽略，反思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并由此建构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关联的发展体系，促使人们将经济发展的单纯眼界扩展为相关关注的宽阔视野。这样，才足以在遭遇灾难的时候，更好地处理社会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次汶川地震造成的惨重损失、以及救灾需要的大量资金与物质投入，使我们醒悟，作为常态的经济发展与作为异常的救灾重建之间，应当有一个更为深入、全面和理性的认识。

（三）国家：从举国体制到制度流程

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整个中国立刻动员起来了。从国家力量到社会机制，没有不为汶川所牵动的，救灾就是强有力的号召。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两个视角，我们可以观察到抗震救灾中显现的令人赞叹的国家精神与使人感佩的社会气质。自然，我们也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总结赈灾的国家经验与社会教训。

这次汶川赈灾，在体制上和举措上都有重大突破。但从总体上讲，整个赈灾体系还是沿循旧有进路，那就是领袖垂范与举国体制。灾害甫一发生，中央政府总理就奔赴灾区查看，指挥救灾。但人们也看到，中央层面的动员因为国家领袖的直接参与，显然快过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的赈灾组织，也快过地方官员和地方驻军投入灾区救灾的速度。领袖的垂范，为国家层面的赈灾提供了充分保障，也为整个国家即时进入紧急状态发出了信号，更为各级官员树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样，这给灾区人民带去了政府的关怀、领袖的关心和救灾的资源。领袖垂范连带着国家发动，举国体制的运转为赈灾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供应链条、举国关注目光和全国支持力量。但不能不看到，领袖垂范使各级官员的感召能力处于冰点状态，各地民众对灾区各级官员的质疑不绝于耳就是明证。而领袖垂范对于体制力量的发动也产生了“过犹不及”的两种不利。同时，领袖垂范推动的举国体制，虽然及时地动员了赈灾的各种资源，但资源的有效利用反而成为难题：堆积如山的救灾物资如何及时分发给灾民成了问题、天文数字的资金捐助如何有效使用引起了人们的疑问、流离失所的灾民如何有序安顿成了集中关注死伤灾民之外的社会盲点，如此等等，是领袖垂范与举国体制自身无法连带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不在大灾大难发生后，真正以理性的精神筹划科层制度、国家－地方运转程序，这样才足以避免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体制力量总是被人格魅力所掩蔽。

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度，依法防灾、减灾、救灾是不能不认同的大思路。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国家紧急状态法律的基本缺位，使得国家面临灾害的时候，总是处于法律动员不足、道德动员有余的状态。也总是出现科层发动不足、中央介入有余的情景，并一直显示出综观考量不足而单一灾害应付有余的定势。汶川赈灾唤醒我们，必须及时建立国家紧急状态法律体系：在宪法层面，国家应当具有更为明确和合理的紧急状态法条，既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有基本法律的保障，以便行政力量可以及时整合社会力量、军事力量投入到赈灾过程；在专门的国家紧急状态法规制定上，必须迅速推进制定进程，而不能任由国家紧急状态专门法律建设处于事后及零散应对的状态，比如SARS发生后便出台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条例，而这次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便又仅仅推出地震灾害防治条例等等。国家应当有一部对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进行综观法律治理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在各种与国家紧急状态有关的部门法规建设方面，也应当对相关法律进行补位——缺失的法律应当加紧制定，现行法律缺少相关匹配条文的要及时修改补充。发达国家防灾减灾的法治建设值得我们参照。只有在依法治理灾害的国家框架内，像汶川这样的大灾大难才能有序有效地加以救治。

同时，在国家层面还必须调整体制安排和运转方式，在整个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让灾难记忆扎根国家治理进程。汶川赈灾，使我们对中国国家治理中灾害记忆的缺失与国家发展的轻快心理的鲜明对比感到震惊。由于长期以来国家治理中遭遇到的灾难被作为伤痛记忆、悲伤情结和不堪回首的悲壮事件，人人似乎遗忘而后快。因此，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必然会遭遇到的灾害缺少记忆——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辉煌的发展成就一直萦怀于心，发展的光明灿烂前景是人们积极投入发展的动力，而发展既是满足延伸人类手段也是避免遭遇不测的两重性，显然没有全面进入国人的大脑。与此同时，过去发生灾害总是在国家记忆的层面被抹掉，不是国家故意如此，而是人们不愿意长期直面过去的悲壮处境、伤痛事件。从来没有机构、也没有专业人士致力提醒公众对历史上的大灾大难铭记在怀，因此对大灾大难的救治经验加以普遍吸取。中国人总是乐意“报喜不报忧”的国民心态妨碍了我们在推动发展的时候形成更为健全的享受成果与预防不测的社会心理。仅就地震而言，30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差不多被国人遗忘，今天的汶川地震如果不由国家设置唤醒人们灾害记忆的地震博物馆，也许人们在伤痛一阵后也就从记忆世界中清除。可见，一次大灾大难，需要我们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基本定位上，以便建构起社会记忆深处的灾难应对意识。因此，我们应当呼吁在汶川、北川、青川、茂县、都江堰、绵竹等地建立国家地震纪念馆、博物馆，让这次死难同胞的血不至于白流，让他们为全国同胞所记忆、缅怀，并为国家的健全精神成长提供悲的动力。

汶川的赈灾，还使我们看到了国家资源综合、理性配置的极端重要性。国家资源的及时动员与迅速投入，一直是我们国家应对灾害为人称道的地方。无疑这需要发扬光大。但资源的及时动员必须与资源的有效利用配合，迅速的投入必须与理性的配置相互结合。就此而言，我们国家的灾害治理还大有改进的余地：从政治资源的配置上讲，政党、政府、军队、市场、社会等等相关领域，应当有一个相对均衡的资源占有状态。在应对灾害的时候，政治因素应当降低到社会因素之下，而不应采取过强的政治姿态，并不能将相对均衡的政治资源配置给绝对占优的政治力量。从行政资源上讲，一个既推动发展又有效防灾减灾的资源配置模式，应当是现代的官僚科层制度。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以对官僚作风的批判替代了对官僚科层制度的建构，因此，各级各类政府组织究竟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实在是一笔糊涂帐。一旦遭遇大灾大难，行政资源的配置简直就陷入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混乱状态——政出多门不说，究竟该听从说的指挥也一时茫然不知。为此有必要将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加以清晰的规定，防止那种为我们熟知的任何事情都直达中央层面的举国体制成为常态体制。同时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加以清晰界定，对政府各个部门在日常管理与危机应对中的责任加以明确，以避免出现一忙便乱、乱中出错的行政状态。更为关键的是，应当建立资源配置的多头体制，让行政力量、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各自发挥它们的功能——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家保障、组织保障、社会保障和公民个人保障高效结合起来，强化公民的灾害应对能力；建立市场自身调节的危机价格机制，避免简单粗暴的行政干预，促使危机时期价格机制的市场化稳定，避免将危机时期的稀缺行政资源配置到社会与市场可以自身调节的领域，造成行政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个法律保障、制度维系的有效行政流程，足以将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人祸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

这次汶川赈灾，国家武装力量的核心功能发挥得及时到位，赢得了公民对国家武装力量的敬重。但国家武装力量的调动机制、武装力量的危机救助机制与武装力量的自身力量分布成为人们理应关注的问题。在现代国家，武装力量具有多种功能。从日常功能上讲，武装力量中的常规力量，比如公安队伍和武装警察，担负着维持国家日常秩序的职责。不是对外御敌和国家发生重大危机事件，军队则不介入国家日常生活。但当国家发生像这次汶川地震一样的大事件时，公安、武警、军队则必须全力投入。这是国家供养武装力量的必须。但军队、武警与公安如何投入、谁来指挥、怎样调遣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危机治理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做出规定。同时，由于武警、公安主要是用于维持国家日常秩序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因此它们还得在赈灾时期发挥维护日常秩序的职责，因此军队赈灾的功能更形重要。但我们在此不仅遭遇紧急状态下军队调遣的问题，而且也遭遇到军队军兵种完整设计的问题。我们为军队官兵赤手空拳前往汶川灾区救灾而深深感动，但我们也觉悟到军队建立专门救灾部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为救灾实在需要专业的技术配备才能有效发挥赈灾功能，赈灾确实不是满腔热情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这也需要制度流程的精心设计，紧急时期才能发挥关键作用。

遭遇大灾大难，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事务，而是国家层面的紧急状态。无疑，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时代，赈灾始终还必须主要依靠国家力量。但国家力量在大灾大难发生的时候也有短缺的可能，因此国家救灾与国际援助的问题便不能不为人们思考。由于国家间关系历来有疏密之分、敌我之别，在一个国家遭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受灾国家总是乐意向友好国家求助。但遭遇到象汶川地震这样的罕见大灾时，富有勇气地打破意识形态敌对气氛、突破国家敌友界限、吸纳一切有利赈灾的国际力量，就成为超越国家界限筹划国际赈灾的必然选择。我们国家这次救助汶川地震灾民，就显示出了国家救灾与国际援助关系处理的新气象。但同时，我们需要事后进一步筹划寻求国际援助的更为合理的方案——在国家遭遇灾害需要国际援助的时候，国家机密如何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怎样不受侵害？国家权威性怎么受到维护？当国家需要在拒绝外国进入的区域不得不引进国际救助时如何处置引入与拒绝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在平时进行研究、设计，制定合情、合理、有效的实施方案。以免不得不及时引进国际援助时手忙脚乱、手足无措。

（四）社会：从道德激情到组织动员

这次汶川赈灾，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现象是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积极互动，形成了一个公民自愿者、自愿者组织与社会组织（新闻机构、医疗组织、企业家群体）积极投入赈灾的感人景象。中国社会力量以富有道德感、牺牲精神和忘我工作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毕竟中国“社会”还属于新生力量，还需要在赞赏其发挥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进行认真的检讨，方才能够期望它们在将来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

让我们惊叹的是遭遇大灾大难的中华民族在灾害面前的空前凝聚、团结、友爱和互助。这是一个社会具有压不倒、催不垮的精神脊梁的鲜明体现。同时，灾区民众自发行动的抗灾救灾，以及灾区民众表现出的面对灾难的惊人勇气和坚韧意志，也使人感佩不已。汶川地震，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了一个重新锻铸，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升华。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受这样的大灾大难，灾区的受难者与积极救灾的其他地区的民众，对于灾难中的民众处境的认识还显得不足，人们大多敬重灾区民众的勇敢和互助，因为媒体充满着战胜死亡和拯救伤病的成功故事，而且对于勇敢地逃出灾区的事迹积极描述甚为翔实。这绝对是正确的抉择。但灾难痛苦与精神升华的两重精神结构，是我们准确认知受灾民众精神处境与实际状况的两个视角。两者不能偏废。刘汉希望小学的几位老师带领几十位同学翻山越岭逃出灾区，实在让人认识到生命的奇迹、老师的伟大、学生的顽强、人类的能量。但我们真切地知晓几十位师生在翻山越岭遭遇黑云压顶的时候，他们内心充满了害怕、惊恐、担忧和茫然而一同“叫魂”的时候，我们内心才真正觉悟到人类在求生的时候，总是与死亡的畏惧相互伴随的。并不能因为几十位师生的叫魂，我们就对他们求生的伟大行动产生一丝丝的轻蔑。相反，我们内心对他们的尊重增加了许多。我们人类总是在充满畏惧心理的同时充实自己坚强的信心。没有畏惧的坚强是虚假的坚强、罕见的坚强、神式的坚强，但那不是人的坚强。汶川地震受灾师生给我们上了全面认识人性特征的极富教益的一课。这使我们对灾害处境不仅仅生发一种悲壮情怀，而且还携带着一种悲惨记忆。恰当此时，地震就被我们理性地记忆为人类灾难而不是救灾凯歌，赈灾的道德激情也就净化为深沉的反思。

汶川抗震救灾召唤着中国公民的公民精神。全国民众踊跃无比的捐款捐物，体现了“大爱无疆”、“民胞物与”的崇高精神。但少许的杂音也让我们沉潜反省中国公民责任的普遍有效建构问题，辽宁出现了一个女性辱骂灾区人民而被逮捕的个案、广东出现了网民对死难灾民表示轻忽的帖子，这些事例与全国民众积极赈灾慷慨捐助的主流相比，实在是可以忽略的极个别的事件。但就是这些极个别的事件，推动我们认真思考“何谓公民”这个问题的正解。一般我们总习惯于在公民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何谓公民这个问题，因此如何保护公民利益成为主导性的选择。公民也就在权利神圣的角度获得了基本内涵。但岂不知对公民还有另一个理解视角，那就是作为同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公民成员的人士之间，具有相互关爱、互相协助、患难与共的公民精神规定性。后者甚至是界定一个人足不足够成为公民的先设性准则。可见，那些自认为自己仅仅是自由地发表了对灾区民众的看法、因此应当得到法律与社会保护的人士，已经超越了公民行动的道德底线，不能得到人们的些微认同。一个对他人生命价值缺乏关怀、对他们伤痛完全冷漠的人，不足以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平等成员，对他们进行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乃是维护人类基本价值的必须。

这次汶川赈灾体现诸多的中国进步。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进步就是国家对于灾区民众的心理救助和干预。在中国，长期以来心理救助和干预不是一个被人认可的问题。因此每遇大灾大难，国家总是仅仅关注有形物质和人体安危，对于无形的心理健康往往不经意地就忽略掉了。而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的纵深地带推进，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所意识。这次汶川赈灾，与救助队伍随行的就有一支人数不少的心理救助与干预团队，为灾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心理救助，以免灾民陷入物质、身体灾害之后再次陷入精神灾难。现代社会心理的疏导瞩意人的身心一致，因此在心理治疗中对身心互动状态尤为关注。汶川赈灾的心理救助，使灾民心理、救助者心理、社会心理共同受到关注。这也是关注心理健康的另一个进步标志。因为不只是灾民心理救助是救灾的重要环节，救助者也需要心理干预。因为大灾大难中的救灾者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场景，生命的脆弱、伤者的苦痛、救助行动的艰辛、体力的巨大支出与心理的空前挑战，也使救助者容易陷入心理危机，而一个受伤的社会，也是一个需要心理抚慰的对象。这次汶川赈灾启动了心理治疗，是一个重大进步。但心理治疗的全面性还需要周全考虑。

汶川赈灾引导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中积极行动起来的体育明星、演艺明星让人感动。企业家的慷慨解囊也让人改变对他们“为富不仁”的印象。尤其是港台企业家的大力资助，超越了政治与地域的隔阂，使中国人深切体会到同胞情谊。但见诸媒体的一些事件，诸如“国际铁公鸡名单”、王石事件、章子怡募捐事件、姚明捐献多少之争，也都启示我们需要对名人、富翁赈灾发挥作用的事情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识。虽然前述议论真假参半，不足为臧否人物提供充分依据，但人们对于赈灾名人效应的关注，其实就是对于他们作为公众人物是否克尽公共职责的较真儿。这其中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这次企业家的角色引起人们聚焦式的评论。一方面，人们对灾区建筑质量的高度关注，引发了建筑商的尴尬与欣喜，中小学与医院房屋的大面积倒塌，与党政机关建筑相对的完好形成人们难以接受的对比。刘汉希望小学的挺立让人们对负责任的建筑商赞赏不已。另一方面，房地产商的捐助表现为人们注意，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灾区建筑质量，也是因为他们捐助的姿态与数量，实在与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王石关于捐助的博客，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本来王石是一位善于公关的企业家，但这次却“大意失荆州”，竟然狂妄宣称自己的捐助足够，在中国频仍的自然灾害面前似乎克尽了道德职守，而且对员工讲捐助十元就已足矣否则就是负担的声称，挑激人们的道德神经。人们对王石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说不能强求王石捐献多少，这样有违公德的理性诉求。但王石在大灾大难面前拿出的姿态，显然显现了中国企业家的不成熟。赈灾捐献的多少本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体现自己对生命、友爱、互助等价值看法的时候，不能拿出一幅无所谓的姿态。

汶川赈灾，专业人员的无私、忘我、投入使人们深怀敬重。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报道灾区新闻促使人们伸出援手的记者，消防官兵发现需要救助人士的专业技能，都使人们铭记在心。但也不能不看到的是，专业人员的技能尚有提高的空间。其中，医务人员的救灾技能是一个话题。这不是苛责医务人员，而是想通过一个悲剧事件总结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深刻教训。比如人们指出，那位在水泥板数天挤压下被救出的地震受害者陈坚，在救出两小时之后却令人万分惋惜地去世，这就是因为救助者对挤压综合症的懵然无知造成的。参加赈灾的医务人员，大多是在常态下从事医疗治理的专家，但非常时期的救助与日常状态的救治，具有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和特殊要求，这就需要对医疗专业人士进行特殊救护的训练。而传媒人员的职业操守也成为人们议论的问题。有记者占据宝贵的直升机救命机位、有记者对准数天从黑暗废墟救出的伤者大按闪光灯、有记者以蔑视灾民痛苦进行的无良提问，都显示出记者还需要提升灾难现场采访的基本素质。自然，这些都是在宝贵的道德献身精神之外的枝节问题，无伤赈灾的伟大壮歌。

汶川，你以自然悲剧书写了民族精神悲歌，你也永远因为这次书写，成为国人理性思考问题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