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语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名家名著”丛书，把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列入其中。2005年10月，我把这个出版计划向费孝通的亲属——费宗惠（女儿）和张荣华（女婿）做了转达，他们表示同意，并委托我进行编选。经我们多次面谈讨论，先行将费孝通早期即第一次学术生命时期的《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7本著作作为代表，合编成两册出版。

1994年12月初，费孝通在《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一文中，明确地将他的学术生命历程划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30年代中至50年代中反右斗争开始为第一次学术生命时期；从80年代初开始为第二次学术生命时期。第一次学术生命是从“走到实地去”，进行农村社区调查研究起步的。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不但自己深入实际，从实求知，而且还主持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带领“魁阁”[1]学术团队开展广泛的内地农村和劳工等方面的调查，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特别培育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人才。同时，他进行了富有创意、成就卓著的理论研究。这个时期，费孝通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领域：一是对少数民族的体质、文化和社会组织的考察，其代表作是和前妻王同惠合著的《桂行通讯》和《花篮瑶社会组织》。二是对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的调查研究，《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是这个领域的果实。三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等的理论研究，代表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和《皇权与绅权》等。这个时期，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和高效地为报刊投稿，他成了名人。《费孝通传》的作者（美）戴维·阿古什评价说，“虽然他还很年轻，但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在中国学术界是一颗正在上升的星”。[2]阿古什还介绍了有关评价，“1946年初，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在连载《中国名人录》中，刊登了他的传记”。“《大公报》把他作为十六位名作家之一载入‘作者及其作品’栏内，并把他的照片同胡适及巴金的照片并列排在头版（美国的《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时代》周刊称他为“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3]1957年夏反右运动开始，他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伤和学术研究的中断。他认为“意外得到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编后语乡土中国是生逢盛世，当倍加努力，决心用10年时间夺回失去的20年。这个时期，费孝通首先承担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的重任，为此他投入了主要精力组织开办社会学讲习班，培养社会学师资和研究人员，主持编写《社会学概论》（试讲本）教材等。同时，从1981年三访江村开始，他带头深入实际，走南闯北，东西穿梭，为总结、弘扬群众创造的经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关于小城镇大问题，发展乡村工业，边区开发、区域发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自觉等思想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比他预期的加倍还多，在这个黄金时期，他的学术思想已从本土的发展繁荣延伸到对全球一体的大社会的思考。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命历程走的是从观察人们的实际生活去理解他们的创造、需求、愿望和社会变化发展的道路。他一生“志在富民”，是一位杰出的人民社会学家。[4]“我本是个教书先生，没有钱，又没有权，怎么能去富民呢？那就只能靠我这脑瓜子里的智力来为富民事业想办法，出主意，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学术’。至于我所谓的‘学术’属于通常所标明的哪一门、哪一科，我觉得无关宏旨；称之为社会学也好，称之为人类学也好，反正我只学会这一套。这一套是否够格称学术，我想还得看它是否抵用、能不能富民为断”。[5]他的这一套，就是他的学术品格，也就是具有中国学派特点的学术品格。费孝通的这段话是他学术价值观的直白，值得后人品味和学习。

本册辑录的《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和《生育制度》等5篇著作，是费孝通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

《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和先前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与前妻王同惠合著）是作者认识事物第一阶段对农村实地调查、直接观察、亲身体验的产物，彼此是个别，是特殊。怎样由此达到一般、普遍的规律性认识呢？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认识的任务。费孝通在微型农村社区研究的基础上，自觉地进入了人类认识事物第二阶段的工作，即理论研究。费孝通是一位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学者，但他并不满足认识具体的事实，而是把观察与思考结合起来，根据事实进行总结，把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提高到理论层面。从1940年初开始，他就开始在《星期评论》、《今日评论》、《东方杂志》、《当代评论》、《自由评论》、《世纪评论》和《大公报》（天津）等期刊上撰文，持续到1948年初秋，发表乡土社会和城乡发展方面的论文近百篇。这些论文广泛地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和内地农村的诸多问题，根据论文的系列和内容，作者进行编选、修订，先后出版了《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和张之毅、张华群、袁方合著，1946.5）、《内地的农村》（1946.7）、《生育制度》（1947.9）、《乡土中国》（1948.4）、《乡土重建》（1948.6）、《皇权与绅权》（和吴晗、袁方等合著，1948.8）。这些论著不是一个具体社区的描述，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观点、理论。其中《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是作者运用功能主义学说，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著作，社会影响深远。《乡土中国》一书的14篇文章，是作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气呵成，在《世纪评论》连载完的。1948年4月出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当年6月到次年1月平均每月发行2000册，这在当时是少见的。相比之下，作者认为《生育制度》是自己最感满意的著作，富有创见，理论最为系统。事实也正是这样，该书以其独特的理论创意，获得了社会学界前辈的高度评价。社会学家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等问题上常与费孝通进行论战，但在读了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一书后，撰写了《婚姻向何处去？》一文，评论道：“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平之上的”。他的老师潘光旦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中国之家庭问题》一书，此后不时有婚姻家庭方面的文章发表，但潘光旦注意的是问题，用意是寻求一些改革的意见与方案。而费孝通的《生育制度》注意的是制度本身，用意是在就种族绵延和制度的完善，其尝试是学术性的。《生育制度》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东方杂志》、《当代评论》和《自由论坛》上，从1941年延续到1944年，在潘光旦的建议下修改成书。潘光旦高兴地为该书作《序》，赞扬说，“本书的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不离其功能论的立场，章法井然，一气贯串，未始不是一家言的精神的充分表示，在学殖荒落、思想杂的今日，也正复有它的贡献，初不因我的期勉的话而有丝毫损色”。[6]

本书没有按各篇出版时间的先后排序，并取《乡土中国》为总书名，意以其为总纲，可以引领后面各篇的阅读和理解。《乡土中国》虽然是作者在“乡村社会学”讲稿的基础上撰写的，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已高于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层面。“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7]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这种特具的体系，也就是特具的社会结构，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将引起差序格局、道德观念、社会秩序、社会制度、权力类别等等的不同。若将中国社会结构剖析透了，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征、变迁和人们的彼此关系、人际互动与生活方式等等也就易于理解了。费孝通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围绕中国社会结构这个中心展开，是很有洞见的，但这是一项艰巨与宏大的选题，需要学界不懈的努力和积累。他尽其所能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贡献了许多见解，启示着后人朝前探索。《皇权与绅权》是社会结构中政治结构的分析，他偏重绅权及其与皇权关系的研究。《内地的农村》汇集的17篇（包括“序”和附录）文章是根据云南农村调查的事实而进行的理论分析，切合实际，深入浅出，多有独到的见解。文中讨论了土地问题、农村里的雇佣关系问题、农村的人口问题、乡村工业问题等。他关于在农村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的主张引起了很多批评，但他却坚信这将是历史的主流。“我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作争论，不如让农民自己去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8]《乡土重建》对中国（城乡）经济结构、政治（基层权力）结构、文化结构、阶层结构、城乡关系等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视角进行了阐述，并对乡土复员后的未来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生育制度》中的“生育制度”概念是作者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一套活动规范。[9]作者在《生育制度》中娴熟地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把婚姻家庭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从种族绵延、双系抚育、家庭结构的基本三角形态、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及其扩展等进行多层面、立体的论述，创建了生育制度理论体系。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实际出发，借鉴欧洲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布朗和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理论，揭示了生育这一社会自然现象的社会意义，并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简而言之，本书的各篇都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并且贯串了一个主题，即社会结构分析。其中许多新概念，如“差序格局”、“团体格局”、“生育制度”、“社会继替”等，至今仍然是分析中国社会的重要工具。费孝通晚年所说的“身后事”——为21世纪的全球一体化铺平一点道路的思想，早在1947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一次学术演讲就有了，他在讲演中论述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结束语是：“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10]

怎样评价费孝通的学术研究成果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常态，限于篇幅不作赘述，这里只说费孝通的自我评价。1947年9月18日，他在为《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的《中国社会学的长成》文章说：“这些工作如果从科学水准估价也许并不能认为有重要的贡献，但是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上去检讨确可认为是一步重要的迈进。他们不是单把西洋的理论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翻译，不是专注于西洋理论的系统介绍，也不是素白地胪列中国的社会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洋所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及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进一步地想对中国社会怎么会这样的问题提出解释。他们所提出的解释，因为观察范围的有限，很可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能从可以证实的现实生活中去求概然性的解释，使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有了去认识的兴趣，以及继续研究的基础了。”[11]

本书的文本依旧，《中国乡村工业》一文是为张之毅《易村手工业》作的序，最早收入《内地农村》，现依1946年7月初版的体例编入《内地的农村》。编辑过程中仅对其印刷中的个别错漏进行了订正。在本册编选过程中，香港大学刘勇硕士协助做了一些具体工作。

费孝通的亲属——费宗惠和张荣华委托我编选本书，这是对我的信任，使我为费孝通编一二种书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丁荣生社长以及陆宗寅主任为本书的策划、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作为编选人在此表示谢意。如有不当，请读者直言批评，重印时当予改正。

值费孝通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经内部协商，并征得费孝通亲属的同意，本书纳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为已故的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出版其一生中的代表著作，是一项传承、弘扬中国文化的巨大工程。我为此以微力参与其中而感到高兴。藉此，我对“编后语”进行了一些修改。

费孝通先生逝世了，我们编选出版他早年代表性的理论著作，是追思，是怀念，更是学习和传承。

刘豪兴

2006年4月于复旦大学中心村

2007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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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41年为躲避日机轰炸，研究室迁到昆明郊区呈贡老城的魁星阁坚持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迁学校，因之研究室获得了“魁阁”称号。

[2] （美）戴维·阿古什著，董天民译：《费孝通传》，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

[3] 同上书，第109、111页。

[4] 参见刘豪兴：《人民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术价值观及其实践活动》，马戎等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8年，第96~121页。

[5]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6] 潘光旦：《生育制度·派与汇（代序）》，见本书第387页。

[7] 《乡土中国·重刊序言》，见本书第4页。

[8] 《内地的农村·序》，见本书第133页。

[9] 《生育制度》，见本书第421页。

[10]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见本书第252页。

[11] 《中国社会学的长成——给〈日本社会学年报〉写》，《费孝通文集》第5卷，第415页。

珍藏版编后

纳入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理论著作《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的这部作品，2006年至今已重印8次，说明这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本好书。

去年秋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兴康和原审读室主任陆宗寅、原第四编辑室主任孙瑜提出，考虑出版费孝通《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两书珍藏本，并约我一起策划搜集史料图片。我即向费孝通女儿费宗惠和女婿张荣华说明了有关建议，并希望他们提供有关资料。今年6月中旬，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薛彬和副编审毛志辉，就有关事宜与费宗惠、张荣华进行了具体协商。

在《乡土中国》珍藏版中增加一些史料性图照，包括作者旧著初版或再版封面、版权页照片和有关场景照片，以增进对本书的历史背景的理解。从《乡土中国》版权页，可以窥视该书1948年4月初版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接着6月、7月、8月和11月连续以罕见的速度四次重版，共发行11000册。同样，《乡土重建》于1948年8月出版后，是年一再重版，发行7000册，也成了畅销书。这一时期，作者的著作透彻地剖析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探索了解中国社会和改造中国社会，对读者很有启迪。作者文笔流畅，深入浅出的阐释，也深得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如今细读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社会学理论学习，也有益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习，对中国社会生活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分析也有所裨益。

珍藏版插页中有关费孝通活动的照片由费宗惠和张荣华提供，费孝通著作封面与版权页等由选编者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刘勇搜集。内地农村生产和商业活动的照片，是费孝通的学生张之毅在云南玉村等实地调查中留下的文化遗产，由他的儿子张石林提供。云南大学姚铁军提供了费孝通在魁阁的图片。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对费孝通旧著资料给予了大力帮助。在此我们对策划出版《乡土中国》珍藏版的王兴康、薛彬、陆宗寅、孙瑜和责任编辑毛志辉，表示诚挚的谢意！对给予搜集资料帮助、提供图片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豪兴

2013年7月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