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的农村[1]

纪念这七年艰苦的内地生活

给孟吟

序

这小册子里所收的15篇关于内地农村的论文是我在抗战初期，根据云南农村的观察而写下的。我在这书的首页上就记下这时空的限制，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所作若干结论可能和抗战后期以及别地方的情形不完全相合。但是我并不因此而觉得这些结论已经失去它们的价值，因为我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受到时空的限制，都是有限观察和思考的总结；只要所说的话的确是根据事实，只要把时空的范围划清，就可以成立。所谓成立，并非说是颠扑不破的定论，而是可以做累积知识的基础罢了。观察的范围扩大了，原有的结论中有些话得加上一些条件，有些话得加以修改。但是除非是在另一世界里，另一历史单位里，时空的变异中还是有若干不太容易变的事实，而且变异本身还是有原则可见，所以一切根据事实而作的结论，对于人类知识总是有用处的。

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10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若是有人觉得我这里所说的事实，和他自己所见到的事实不同，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知识就会在大家把所见不同的事实堆积起来里得到增加。

我对于中国农村研究的兴趣并不是从学理或是政见上发生的，而是从实地接触中得来的。民国二十五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时，我念的是人类学，而且偏于体质人类学。毕业之后，我到广西瑶民里去研究，才开始对于人类生活本身要求亲密的了解。在瑶山里我遭遇到意外的不幸，把太太牺牲了，自己的脚骨也打断了。在丧余病后，我回到自己家乡——江苏吴江——去望我的姊姊。她是一个为农民工作的人，为他们改良丝业。她的热忱使我感动。因之我就在震泽的开弦弓住下。在村子里我和农民谈话接触，发现很多问题。几个月之后，我离开了他们到了英国。我的老师Malinowski教授鼓励我，要我把这几个月里观察所得的事实，作一个有系统的分析，好让西洋的学者知道一些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的情形。在伦敦的两年里，我写完了一本《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在Routledge书店出版，后来列入了“国际社会学丛书”，已经发行了三版。

这本书出版之后，在无意中，我被英美的读者看成了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对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生活知道得太少。既然有许多比我知道得更少的人要我替他们讲中国农民生活，我也就没有理由推诿这责任，所以我民国二十七年回国后，立刻到云南农村里去观察，增加自己的认识。可是愈看问题也愈多。我一面做调查，一面就写下这些短文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我实地研究的报告，《禄村农田》，以及我后来主持的研究室里很多朋友所作的报告，已有一部分出版了。但是有很多问题的提出和思考的结果并没有写在报告里，所以我还愿意把这些短文收成一个集子出版。关于事实材料部分，我希望读者去参考我们的研究报告。整理得最完全的一部分是我去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的《禄村农田》和张之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及《玉村农业和商业》（未出版）的译本（后方出版太困难，中文本反而比英文本出得迟，是一件憾事）。

我说这一段话的目的不过想讲明我并不是个农村经济学的“专家”，只是因为接触了中国农民生活而引起的一些常识性的分析。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只有很谨慎地根据所见到的说说，在时空上不能不受很大的限制了。

这些论文写成的时候，是在抗战初期。在征实征购的政策实施前，内地农村的局面和以后的一段很有差别。为读者方便起见，我愿意在这序文中把本书所提出的各个主要问题，就抗战后期的转变，约略说一说。

我在本书中第一个讨论到的是土地问题。在抗战初期，云南农村里土地权集中的现象很不多见。最大多数的农民是雇工自营的小地主。我根据农业资本不容易累积和兄弟平等继承的事实上，推想这种小农制度是工商业发达前期很容易发生的现象。我并没有太注重传统的豪强兼并的情形，因为在云南，我所到过的村子里，这情形并不显著。可是，我也并没有太忽略了“升官发财”的路线（见《禄村农田》）。自从我发表了《农村土地权的外流》一文后，我就接到谷春帆先生的信，要我注意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以权力集中土地的现象。同时，我也收到四川的朋友们的信，告诉我在四川官僚资本（从权力得来的财富）甚至单凭权力，所引起土地权集中的现象是很显著。我因为没有机会到四川去调查，所以对于这问题并没有进一步去研究。当然，我所说在工商业不发达的社区中资本累积很容易发生土地权集中这一句话，也可以包括豪强兼并现象的一部分。

在抗战初期，云南内地还保持着小农的特性。就是在通货膨胀的初期，资本逐渐集中，但集中的资本还是向囤积货物方面发展，并没有向利润很低的农业里流，也没有向村子里去买田。一直要到抗战后期，云南也似乎有一点土地集中的趋向，这趋向并不很深刻，因为征实征购的政策增加了一辈没有特权的地主们的负担，地价不能跟其他货物一般的上涨，所以吸收不了资本。可是土地权确在集中，集中在有势力可以逃避耕地税的官僚手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豪强兼并的实例。这一部分调查我们还没有分析完竣。

我在本书中曾特别注意农村里的雇佣关系。原因是在我在江苏所看到的情形，在这一点上和云南农村太不相同。江苏的村子里很少有无产的雇工，而云南农村里，在抗战初期，却有很多专门靠出卖劳力谋生的单身汉子。这“无产农民”阶层，在我看来，又可以说是内地农村的一个特色。

我看到这特色（也是造成雇工自营农田经营方式的主要因素），使我想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这是人多地少的现象。人多地少是相对而说的。一块土地能养活多少人是要看土地的生产力，生产的技术，和出产分配的方式而定。在中国现在的生产技术和分配方式来说，土地不但不能单独养活农村里的人口，而且也不能利用农村里所有的劳力。

有些批评者认为我太注重自然因素，而忽视了社会条件，尤其是分配方式。我承认：若是雇工自营的方式改变了，土地就可以减少一部分担负，可以使从事于耕地的人得到较高的报酬。但是，现在寄生在无产农民身上的有闲小地主们到哪里去谋生活呢？我问这话并不是顾惜这辈躺在床上抽烟的小乡绅们，而是要指出，若是我们在农业之外不开辟新的生产事业，同时又不控制人口，地主和耕者之间总是会分化的。所以我对于农村人口问题特别关心，而且竭力主张：一方面要在农村里增加农业之外的生产事业，一方面要合理地控制农村人口的继续扩大。

在抗战初期，征兵和公共建筑曾一时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压力。我正在这时候，住在农村里，看见闲着的劳力开始动员，工资上涨，都给我很大的乐观基础。内地农村因为人口压力的暂减，确曾露出一点生气来。但是这是短期的。因为从农村里吸收出去的人口并没有安顿在生产事业里，他们成了职业的残杀者，他们的消费还得由农民来供给。而且他们有着武器，武器又回头来做剥削农民的工具，农民不但要养活从他们自己阶层里抽出去的士兵，而且还要供奉有着士兵拥卫的长官们的挥霍和置产。结果，农民的担负增加不已，所谓农村繁荣，只是昙花一现，紧接着的是凋疲和灾荒，我在这里几篇文章中的乐观气息可以说完全落了空。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说农村人口压力的减低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说农村人口压力的减低并不是等于农村里少几个人，而是说土地所供养的人数必须减少的意思。怎样减少呢？大概还得积极地发展工业和消极地节制生育两条路。

在发展工业一层上，我是主张就农民的所在地推广现代化的小工业。这一种主张的理由我已在《中国乡村工业》一文中说明，后来，我又为时代评论小丛书写了一本《人性和机器》。这两篇文章又引起很多批评，甚至有人说我是在“开倒车”。其实我并没有反对利用科学所给我们的技术，非但不反对，而且极力主张要乡村工业变质的。我也不反对有重工业，有大规模的工业在中国发生，但是我同时主张为了中国农村的性质，为了使工业利润分配得更广，农村里必须有很多科学化的副业。我作出主张也并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这实在是我的姊姊二十几年来在江苏农村里所试验而已有成绩的计划。当然，有很多地方还要我们改善，但是方针上是适合于中国农民的需要的。关于这个试验的分析和批评，见我的《江村经济》（英文本）。我觉得这问题在理论上作争论，不如让农民自己去选择好。中国将来工业化的过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决定，我相信乡村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关于这问题，在Earthbound China的结论中曾有一点发挥，在这里不再重复了。

我这篇序言已经写得相当长。我在结束之前，只想附注一个插曲，我那篇反对奖励生育的文章，听说曾引起发表那篇文章的刊物的编者很多的麻烦，甚至有人说，这刊物也就因这篇过于露骨的文章而受到停刊的处分。刊物是的确停了，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也不愿去证实。假如是的话，我应当趁这篇文章再行刊出时，向那位编者表示同情。这一个小小插曲，也可以说明在后方写文章的，在那一个时间，不能不特别含蓄的理由。这里也说明了本书中有些问题不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中国的读者是素来有训练的，这一点我倒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