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是人口还是人力

上帝造人，像他自己，有一口，连双手。撒旦来捣鬼，缚住了人的双手，却没有把口也塞住，世间罪恶，从此开始。

——《圣经》逸文

最近八中全会所通过的重要议案中有“奖励生育，提倡优生，发扬民族，以固国本”一案，除标题16字外，报纸上还没有见中央公布原提案人所据理由，及其拟定的实施方案。我们在这时候加以评论，当然不免太早。但正因为其详尚未确定，而又事关国本，大家就值得对这个问题，各抒所见，以供当局参考。

在本文中，我想提出讨论的问题是：在这抗战的最后关头，大家若果认真积极生育起来，这对于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会有什么影响？这问题自然不能在这短篇中充分发挥，所以我只想说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要素中人力这一方面。

一、从人力缺乏到奖励生育

目前后方经济感觉到极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人力的缺乏。家庭里想雇一个老妈子，托来托去，来了一个刚和婆婆吵嘴的媳妇。住不上几天，气平了，想念家里的孩子，她就不告而别。做主妇的便恨20年前不曾奖励生育，多生几个老妈子来帮她煮饭洗衣！工厂里的情形并不较好。街头巷尾本来张贴招租的地方，现在尽是招工广告。若是你有朋友们在厂里人事科或考工课做事，你将见到他们整天在拟招工广告，签发准假单证，以及追查逃工等事上面愁眉莫展。哪一个厂里的长期请假名单不是长到成卷？在厂的技工们早就“封了王”，谁敢不另眼相看，巴巴结结地称他们为“工友”、“师傅”，甚至于为“工程师”？粗工们也身价十倍，未便轻易得罪，为的是“物以稀为贵”。

人力缺乏的现象，据说在农村里都出现了。最近我在陪都观光了两周，至少有一打以上的朋友追问我:“你们云南怎样？农村里不也是闹着人力缺乏么？”就从这种语气里面，可以知道四川农村中缺乏人力已经是不必置疑的事实。劳工少，工资涨，米价贵，生活的压迫开源于此，釜底抽薪的办法自得扩大劳工供给。资本可以借，人力哪里去移呢？于是我们听见有人说，中国的人口还嫌太少了。这样说来，奖励生育，增加人口，不但是百年大计，而且也是目前经济战略中的重要项目了。

二、目前人力利用重于储蓄

奖励生育能否解决目前人力缺乏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不能”。说出来谁也容易明白，我们若在这时积极生育，假定一切都顺利，在一两年内所能收获的只是一大批乳臭未干的“小毛毛”，他们既不能当老妈子，进工厂，也不能够下田或赶马。要靠他们来充实人力的基础，至少也得等待10余年，也许多至20年。所以在这时候奖励生育，对于战时生产事业中的人力要素，不会有甚贡献。

若是我们看得更加切近一些，就会觉得奖励生育不但不能解决目前的人力缺乏问题，且会增加这种恐慌的严重性。譬如一年前，我家时常发生老妈子不告而别的情形，可是并不因之而即手忙脚乱，因为那时我们还有一道防线——到了必要之时，太太自己可下厨房。今年的情形却不同了，原因是在来了一个小孩。凡有孩子的人，应都知道孩子的麻烦：吃奶，拉屎，全得消耗一些别人的劳力。在最初三个月里，产妇之外再添一个“劳工”，有时还嫌不够。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小孩是会长大的，长大了就在社会上添了一个劳工，所以别人在他幼时所耗的劳力，将来可以收回；换言之，在孩子身上费些人力，有如长期存款。生育孩子可以说是“人力的再生产”；从整个的社会着眼，生育便是人力的储蓄。我们既在提倡节约储蓄，是否也得奖励人力储蓄？

可是人力储蓄不比节约储蓄。节约储蓄是延迟我们的消费：人力储蓄却是延迟我们的生产。一个本来可以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子，怀了孕，生个孩子，至少得停两三个月工作，甚至可以使她不能再进工厂。一个学校里的教员，因为太太生了孩子，半夜里被孩子哭醒三次，第二天总得加个午睡，精神才能支持。本来一天可以改完的卷子，现在得做两天工作；本来可预备得充足一些的教材，这样一睡就得减少一些。自然，我不反对你说小孩大了也许是个社会之栋梁，现在的牺牲，拉长了看，还是值得。可是，至少在时间上，这一段人力的储蓄，须延迟到下一代才能收回。

节约储蓄，“功在国家”；人力储蓄，要不是生出汪精卫那样的孩子，或许“功在后世”。在这抗敌到了经济战的关头，突然奖励起延迟生产来，不是有些像在战斗正酣之际，忽然下令储蓄起子弹来吗？

奖励生育若能生效，不但会转移一批可以动员在生产事业中的人力到“人力储蓄银行”的家庭中去，变成呆债，而且若要保证这笔储蓄不致本利全失，还得天天贴上一些保险费呢。吃代乳粉的孩子不用提，他可吃去高级公务员的全份薪水。即以母亲自己奶大的孩子来说，他至少也要抵过半个成人的消费。不说别的，只是尿布一项，已超过了父母一年所需添置的衣料。当然，你在小孩身上苛刻一些，暂时也并不会遭受啼哭以外的任何严重抗议。但是营养不足，皮包骨的黄脸儿童，即使长大成人，能否配做一个合格的健全的现代劳工，也有问题。若是不配的话，父母所下的“人力本钱”就不容易收回了。只要孩子能够长大，能在马路上擦皮鞋，父母预费的人力，至少还能收回一部分，只怕半途夭折，或仅能放“信号枪”，那就糟了！

人力储蓄在中国本是一件危险事业。在乡下，若去问问那些老太太，她们会使你惊异：她们在生育上真是能干，七八胎是常事，十几胎并不足奇。可是能长大的孩子有多少呢？乡下人在世兄弟能排行到老四的就不多了。少说些，至少一半是夭折的。查查我国的婴儿死亡率，据说是275。这就是说，1000个一岁以下的婴儿中要死去275个。一岁以后死去的不在这数内算。如果我们真要凭着奖励生育来增加人力的总量，当然不能够以仅仅多些产妇，便可认为满足，总得要使已生的孩子能有充分的机会来长大成为有用的人。若要这样，则对婴儿的保育，产妇的看护，营养的改良，教育的推广，均得尽力去办。这笔费用，十足是长期投资，一时没有利息。试问在这因为事业扩充得太快而致发生人工缺乏的年头，在这抗战紧张，万事要求节约的关口，这笔账从何开起？

道旁的树木还是不住地被人砍作柴烧，“十年树木”尚谈不到，我们凭什么来大规模地实施“百年树人”的计划？

三、增加人口的代价

苟有人能担保今后20年内世界必再大战一次；战一次，狠一次；动员的人数也必多于这一次，则我们在这初次抗战的末期，就开始大量制造下一批的战斗员，那是谁也不敢哼出半个“不”字的。即使我们不得不抽一批直接生产的劳工和资本来促成其事，也是理所当然。可是20年后必再大战之说，究竟还是一个预言；关于国际政治的预言，有多少是曾经兑现过的？若是20年后没有大战，则今积极生育之结果，对于国计民生将有什么影响呢？

依现时估计，我们的人口自然增加率如果不变，则约138年增加一倍。若因奖励而使生育率加倍，又不因贫弱愚而使死亡率减低，则约70年后，中国的人口就可以满10万万了。从现在起，过20年，中国就有五六万万的人口。人口增多而耕地面积并不扩大，则在20年后，平均每人所有的耕地，也许不满8亩。这个数目和美国现在每人的平均耕地相比，相差约40倍。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活程度，到那时候要比美国现在的人降低40倍。

凡是注意中国农村经济的人，除了极少数外，没有不把现在人多地少的现象作为农民贫、弱、愚的基本病因。以现在的情形来说，每人平均只有可耕地10华亩弱，每户平均只有可耕地约30华亩，在这样小的农场上，尽你怎样努力，也不过图一温饱，哪里谈得到其他的生活需要。Tawney教授形容得好:“中国人好像都站在水里，水已齐肩，只要略有一些风波，就有大批的人惨遭灭顶。”水为什么这样高呢？那是因为人太多，地太少。我们所有的资源，本来有限，人多了挤着争这一点资源。在中国，一般人民的生活，只能说是“还没有死”。生和死在这里真的只差一口气。在这一口气里，尽你高谈富国强兵，国怎能富？兵怎能强？在这情形之下，我们若再加上1万万的人口，终会表现怎样的穷相？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我们一方面奖励生育，另方面也得改良生产技术。若是我们能在20年内增加农产量一倍，上述的情形自然可不发生。我不敢说20年内农产量加一倍是不可能，虽则很多学农的人曾经屡次向我这样保证。我想，即使这是可能的话，最好也是先等成了事实以后再来增加人口吧：“麻雀尚在天空里飞，忙着先在厨房里砍葱蒜”，究竟是件拿不稳的事。何况一旦农产未增而人口已加，那就够麻烦了。说不定世界大战过了20年没有重演，我们却已抢米抢得酿成内乱！

提倡奖励生育固然是有道理的，但要所加的人口多数变成充实国本的人力，则决不是不付代价而能办得到的。让我们先在代价上打算周到了，再谈奖励生育，你看如何？

四、人多了仍然会缺工

或者有人这样问我：若是中国人口已嫌太多，如今怎会感到人力不敷分配？因此，我得再写一段来说明人口和人力并非一事。

我们说人口太多，是从现有的资源分配上说的。资源不变，人数增多，各人分得的数目愈来愈少，生活程度越降越低，低至人过狗的生活，我们不能不说人口太多。人力缺乏是从现有生产事业和人力的比例上说的。技术不变，人力不增加，新事业扩张，找不到人来做工，此之谓人力缺乏。

人口的总数若等于人力的总量，那就没有问题。困难是在人的生产能力并不相等：有些等于零，有些且在数字前加个负号。在计口授粮之时，一人必定一口；而在计手派工之时，决定不是一人两手。让我们看看事实：有些嚷着雇不到老妈子的主妇，自己很可以每天约集三四个人陪她在麻将牌上消磨她们的“人力”。同样的，在农村里，我确知道还有不少全家躺在大烟榻上为找不到长工而致发愁的地主。撒旦用着麻将牌、烟灯，甚至一部分衙门里的办公桌来缚住了这样的人手。他若彻底捣鬼，连口也塞住，我们的世界便会多么丰富！现在所要解决的是人手问题，不是人口问题！

再进一步说，生产事业中所需劳工的总数，是依每个劳工的工作效率如何而定的。若我们去看看那批造路的“役工”，动手挖了三锄头地，就得撑着腰说三句闲话；过一刻，又得找个阴凉地方，抽三筒烟，悠悠自得地做，10天也不过做勤快工人一天的工。后方工厂里的“师傅”们，自己就说这里做工比较轻松，在上海一天得做完的，在此可做三天。同样数目的劳工，做同样的事业，效率减低了就会发生人力缺乏现象。人数多寡和劳工总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那就是技术。这里，我又想到每天早上闹得我不能熟睡的舂米声音来了。我现在所住的村子里是怎样舂米的呢？每家门口有一个高约2尺的石臼，舂米时把谷子放在臼里，舂米的双手举起一个石锤，一上一下地向石臼里舂，他们的一举一动，全赖两臂肌肉动作，不借一些别的力量。这种技术，比瑶人都不如！瑶人还知道利用杠杆作用，减少体力。他们把石臼埋在地上，旁边搭个架子，作为支点，搁根木杆，木杆一头是石锤，另一头用脚踏，一上一下地舂。同样一个人，费同样的劳力，可以多舂不少的米。在禄村就没有用体力来舂米的了。他们利用山沟里的激流，冲动一个木轮，木轮上安一个碾子，谷子放在石槽里，碾子转动，谷子碾成了米；人只袖手在旁说闲话，或是抽烟。在江南，连这一种碾子都看不到，有碾米的船航到四乡去兜生意。船上安了个柴油发动机，一两天就把整个村子的谷都碾完。

在用两臂来舂米的村子里闹人力缺乏，不是自作自受？他们若是为了舂米的劳工不够，而想多生几个孩子，没有人不会不笑他们愚蠢！为什么不利用一个简单的杠杆，而一定要女人们到“血污池”里去翻身受难？让我们平心静气，反躬自问：为要增加中国现在的人力，而去奖励生育，是否也有一些说不过去？

附录 疏散与生育——给某杂志编者的信

编者：

纵使政府当局并不“奖励生育”，我也未尝不想试试那做爸爸的味道。人生有如走马看花，世间种种，管它甜酸苦辣，总得遍尝一下，才不枉此一遭。

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孩子据说是有了，方庆此愿可偿。不料敌国的空军却找到了昆明是个最好的演习场所，于是不三不四的飞机便来满天飞了。昆明的警报是要“逃”的，一逃就得远走五六里，虽则不必定要翻山越岭，可是郊外的阡陌也不怎样平坦。我一面担心着尚未出世的孩子，一面要扶时常呕吐的太太，一脚高一脚低地在那坟山里乱爬。这时的情景也许可说狼狈得很，然而每一念及自己快做爸爸，也就可以咬紧牙关，鼓起勇气来了。10月13日，远足回来，发现我的小小的院子业已变成一座荒废了千年似的古庙。屋面开了一个天窗，满院子飞来了一地栋梁，还有一本旧书店里难觅的无线电手册。若是炸弹再重50磅的话，隔壁的七位无名英雄，准会飞临这个道场！

昆明是住不成了。冒了炸弹的危险，绕过飞机场，把家“疏散”到乡下。有话则长，无话即短。在乡下住了不久，太太的肚子更大了，有一天房东突然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警告。他说我的孩子决不能在他的家里出世。他接着声明：这并不是有意为难，而仅为了遵照本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家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血光一冲，则这人家的子子孙孙，也就完了。房东自己有年纪，并不十分惧怕这般秽气，可是他不能不稍为子孙打算，所以希望我能原谅他的苦衷。当然，我是一个将做爸爸的人，自己也很想做一个负责的“光前裕后”之人，怎能拒受他的事实教训？

我们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警告便把预定计划全盘打破了。省城是去不得的。要不然，当初何须疏散？郊外医院索价过昂，穷产妇只好望门兴叹。交通不便，路又难走，倘若孩子等不及，要在半路上溜出来欣赏阳光，怎么应付？这决不是杞人忧天，我有一个表嫂，半夜里就在城门口那个！

或者你得问我，“入国问禁”，古有明训，为什么不先打听打听？我的答复是：你得原谅我是一个“名教”中人！在此以前，政府早已下令，不准郊外房东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该保护孕妇。我想我已有了保障，毋庸提心吊胆。

闲话略过，言归正传：当我接到了房东的警告以后，就去找一相熟的局长，责以春秋大义，请他执行政府法令，破除本地陋俗。他唯唯称是，答允派员去和房东交涉。可是事隔三天，音讯杳然！朋友们劝我另谋出路，于是转向卫生院去接洽。但是卫生院设在文庙里，那是一县的圣地，当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人民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

行政法令既不发生实效，卫生机关又怕圣地被污，我急得团团转，想托一个本省的同事去和房东商量，“挂挂红”就算了事。谁知他说:“这还要看房东对这风俗究竟认真到什么程度！”他自己的太太也曾在乡下生产，也是弄得没有办法，结果把房子买了下来，才算解决。又说他有一个亲戚，生产得太急，来不及出门，引起纠纷，终以改造大门为条件，费了很多的钱，尚未能使房东的心事完全了结。听了他这许多报告，我当然不必再请他去做那劳而无功的疏通工作。幸亏天无绝人之路，最后终找到了县城里的一个广东太太，肯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白天黑得看不清楚钞票数字的房间给我，孩子总算可在屋内出世了。

满月回家，房东送了一份礼来。他的确和我很讲交情，至今还没有提加租的事。他是一个可敬的老人，对于世事看得非常清楚。他对子孙负责——为了他们的利益，半点不肯让步。即使他不送礼，我也没有理由怨他。

我怨谁？怨自己罢，像我那样年纪已过三十，而又娶得“优秀妇女”的人，即请潘光旦先生来检定，似乎也够为父资格，至少我的太太是有为母资格。

怨风俗罢，也不成。因为我是读过文化人类学的，而且还有一个老师是属于“功能派”，对于任何风俗，都能寻出它的道理来的。生孩子决不是件苟且随便的事。为了这，人们才把婚礼看得异常隆重。在任何民族里，每当文化鼎盛之时，添丁总是一家之庆，它象征着家运亨通，保证着香火绵延。凡为家主的人，自应在他治下，留出一个地位来给新生的宁馨儿。而且亲族制度最重血统，最忌“杂种”，所以孕妇应在家人的监视之下，明白“交货”，不许偷偷摸摸地产在别处，致生以女易男或伪装膨肚一类弊端。对于这种杜绝流弊的风俗，如果明白了它的作用，当然也不应该抱怨。

时代已是变了。如今是在“发扬民族，以固国本”的大前提下“提倡优生，奖励生育”。

法律既承认了“非婚生子女”的利益，则对所谓“杂种”的观念，亦必随之改变。安得广厦千万间，庇尽后方产妇尽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