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生产与土地利用

一、土地的负担

中国是个农业国，因之一切经济问题的打算，归根结底，总离不了土地。我们这一片土地已经养活了我们几千年的民族，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法子减轻它的负担，敌人有大炮、飞机、坦克打来，我们得向这片土地讨取招架回击的东西。前线上留着几百万大军，都市里住着比以前多了好几倍的人口，嗷嗷待哺，我们又要向土地讨取这一笔粮食。这一片老大的土地，还能应付我们愈来愈重的要求么？

一年多前吴景超先生对此很乐观地说:“我们的主要粮食是稻米和小麦。我们现在每年虽然还有数百担的米谷进口，但这个数目如与我们自己的生产数量比较，真是微乎其微……即以推广良种一项而论，如积极进行，便可以增加产量20％以上……假如生产的技术进步，每亩的生产，可以增加一倍，那么种植粮食的土地，便应减少，以从事于别种经济作物的栽培。”（《我国农业政策的检讨》，《新经济》第2卷第10期）

当吴先生提出我们可以在谋粮食自给之后尚有余地足以栽培经济作物，换取外汇的时候，正是我们需要外汇来购取军火的日子，因之，普通都注意到增加经济作物的培植，粮食方面求足已够。

隔了半年多，经济作物培植的提倡似乎并没太满人意，而且渐渐觉得老大土地的担负力也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大。汤佩松先生给了我们一些对于土地利用的具体估计。他说:“中国的战前土地利用情形大约如下：在八大农业区内，食粮作物面积占23％，牧场面积占5％，森林面积占9％，特种作物面积占4％，未耕或荒地面积占59％。”又说:“设若我们只就已耕面积来说，战前土地利用的分配比例是：食粮物产面积占61％，工业原料物产面积占37％，增加生产与土地利用乡土中国出口农产面积占2％。”又说:“根据农学家的观察，在现在状态下，耕地面积不能再有若干的增加，但是如果现有的耕地能用适当方法处理同经营，农品的产量有增高25％的可能。”（《战后土地利用问题》，《新经济》第3卷第8期）这种口气已经不太响亮了，若是要靠2％的耕地面积来换取我们所需要的外汇，当有杯水车薪之感。

二、粮食和衣着占住了土地

可是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们有了61％的耕地面积来培植粮食作物，是否已达到自给程度？若根据战前的海关报告来说，粮食自给的资格还没有得到，因为每年还有从国外输入的米麦。当然，如吴景超先生所说，为数不多，而且即有粮食进口，并不一定表示我们粮食绝对的不能自给。若是运输不便，费用太贵，很可能有些地方在把谷子当燃料烧，另一地方在闹饥荒，要洋米美麦来救济。

因之让我们问一问：全国一年中一共能收多少食粮，若是能把这一批粮食平均分配，能养活多少人呢？我手边并没有详细的统计可以作根据，只能用主计处所发表民国二十二年的数目，若把已沦陷区域除外，有调查的有浙、闽、粤、滇、湘、赣、鄂、川、陕、甘、豫等11省，其中浙、粤、鄂、豫省已有一半沦陷，故只能以半数计，这几省所产籼粳稻约有31505万公担，糯稻约有13500万公担，小麦约有8000万公担，合起约有53000万公担的米和麦。

据我们的估计，不论米或麦，每个壮丁每年约需200公担作食粮，上述这数目，应当可以供给2万万6500万个壮丁的所需，在上述几省中现有多少人口，我并不确实知道，民国二十二年左右，据主计处发表的数目（半沦陷省，以半数计），约2万万250万人，近10年来人口自有增加，而且还要加上从沦陷区撤退到后方来的人口，可是总数大约不会超过3万万。这3万万人口中包括老弱妇孺，若折合成壮丁则决不能超2万万5000万的数目，因之，若是近年的农业出产并没有比二十二年低落，则后方的食粮应当是能自给的。可是我们在现有土地利用的分配上，至多也不过做到粮食自给而已，若要有剩余，则还得推广出产粮食的土地面积或是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产额。扩充出产粮食土地面积，显然是和求增加输出农作物的政策相反的，所以我们注意的是在提高产额上打算来缩小粮食作物所占的土地，使它可以让出一些来腾作别用。

提高农产决不是一件短期间可以奏效的事，农学家虽说有提高产额25％的可能，可是没有说明要经过多少时候才能实现这可能性。有些方面比较容易，好像害虫的扫除或减少。至于品种的选择和肥料的配合，都得要较长期的试验。而且农业是十分富于地方性的，每个地方都须从头做起，即便我们已有足够的人才，急功还是不成，何况，在人才上，并不见得足够呢？25％的增产，以现在来说，还只是一种安慰自己的目标罢了。

假定这25％增产可能性已经实现，若要出产现有的粮食，只要用现有耕地面积的45％来种米麦等作物已足，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原来种粮食的耕地中取出1/4来改种其他作物。这片土地用来种什么呢？

若是从广义来说，粮食不只是饭和面包，应当包括一切营养上的需要。所谓粮食自给不只是说每个人不挨饿，而是指每个人应得到适当的营养。汤佩松先生在上引那篇文章中曾说过中国农民的健康和营养有改进的必要。

据董时进先生的估计，中国人每年平均食肉量当不能超过10斤（《食料与人口》第59页）。我固然不知道从营养上讲，每人每年应吃多少肉？但依我在农村中的观察，一个不常吃肉的中等人家大约每人每年要吃40斤。若是要使每个国民每年都有40斤肉吃，我们就得扩大现有供给肉食畜类的土地面积四倍。其他如鸡蛋如蔬菜，大都也是和肉食的情形相似。惟一的例外也许是辣子，而辣子在营养上的贡献，还是问题。因之，若我们为谋国民营养的健全，还得拨出一片土地来充这方面的应用。在稻作麦作等技术改良上所挖出的16％的耕地面积也许全部用在提高营养上还不一定足够。

在工业原料物产方面，能不能匀一些土地出来用作种油桐等输出的农产呢？这里所谓工业原料大部分是棉花。吴景超先生说:“棉花的产额，已由民国二十一年的490万公担，增至二十五年的840万公担，因此我们进口棉花，也由二十一年的220万公担降至二十五年的40万公担。可是那年我们出口的棉花也有36.8万余公担，可见那年我们的棉花，已能自给。”

据主计处所发表二十二年产棉量中。沦陷区除外，有皖、浙、湘赣、鄂、陕、豫等7省（中有皖、浙、鄂、豫半为沦陷）共产棉150万公担，在这些省区内（沦陷者亦以半数计），共有10900万人，每人每年分不到一公斤半。

估计每人得需棉花量比粮食为困难，因为衣被耐用，没有办法时可以几年不添置，而且气候及社会地位等均影响每个人的消费量，可是每人只能有一公斤半的棉花似乎是不够的。以华北说，有一句俗语，一人每年得6斤花，才能过得过冬，即以气候没有很大变动的云南中部说，一个普通的农民，依我的估计至少要两公斤半棉花。所以除了比云南更温暖的地方，后方的棉花似乎尚没有达到自给的程度。产棉区的华北沦陷之后，工业原料所占的土地也决难再降低了。

三、经济作物的需要

德国要它的附庸国家恢复它们的农业，欧洲的工业集中到它自己的怀里。日本所希望的是棉花的华北，桑麻的吴越和稻米的安南，没有半个烟囱——这是个十分毒辣的手段，因为农业可以困住人，使他们永远不过得一个平庸的温饱。即在美国，什么可以用机器的都用了，可是在棉花田上，你却能找到成千成万的黑人，林肯解放了他们奴隶的名义，棉花田却还不曾宽恕他们奴隶的实质。至于那稻米，前途更是暗淡，阡陌纵横，沟渠如网，再加上烂污的泥，梯形的田，机器的应用似乎还不能想像。这是双手文化中最高的表现，它需要大量的人力，而能给人的却也不多过恢复为它而消灭的体力，和稻相配地活着。稻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稻。

若是我们一定要求衣食的自给，我们就离不开稻，离不开棉花。不离开稻，不离开棉花，耕地中总得拨出60％给粮食作物，30％给纤维作物，这是个贫弱的象征。

董时进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吃自己种出来的米，穿自己种出来的棉花？这些东西我们尽可向别人去买，只要我们有钱，而我们这片土地可以给我们充分的钱，若是我们不在粮食一定要自给上转念头。在他《中国农业政策》一书中，说了一句警语:“中国农业的出路不是在使一担谷子的地面出两担谷，而是在使一块钱的地面出几块钱。”

不幸董先生把这意思提出不久，我们却碰着了两个逆转的势力，一是外债有了把握，一时不必亟于以农产品来换取外汇；一是米价高涨，似乎时有粮食不足的恐慌。这两个势力使我们又回到了扩大种植粮食作物的老路上去了。

若我们细心看看这个逆转的势力，就会使我们觉得维持或甚至增加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绝不是一个基本的打算，而且也救不得急。外债到底还是有本有利的债，而且这笔债是用来买军事上的消耗品，不是用来生产的，这只增加了我们以后输出的担负，试问我们可以拿什么东西去输出，来偿还这笔债呢？去还这笔债也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还得清。因之，我们得及早推广经济作物的土地面积。

当然，粮食问题这样严重之下，再说要减少粮食作物的土地面积，不是荒谬么？可是在政府能公布粮食产额和人口数字之前，我觉得确有理由相信粮食恐慌并不是出于粮食的绝对缺乏。若果真是粮食绝对缺乏，像日本一般，那我们决不能在扩大或维持作物的面积上想法来应付这个问题。因为理由极简单，农业增产不比工业，决不是短期内可以见功的，米价的涨风也绝不会因秧田里多插了几把秧而停止的，粮食问题的解决是在囤积的绝迹，洋米来源的开辟和运输机构的调整。在土地利用上打算是最末的末策，而且这正可因之使我们比较健全的农业政策受到意外的打击。

在此增产增粮闹得极响的时候，提出我上面一篇话也许是不太动听，可是作为基本的农业政策，如何去利用我们这片土地确实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