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移植

陈忠村

大树移植是我来城市后

认为最新鲜的业务

十年后砍倒 乡下父亲栽的树

给我盖一处娶新娘的瓦房

二十年后刨掉给妹妹

打一套优质的家具做嫁妆

三十年后伐下给爷爷

做一口上等的棺材

走出养我几十年的农村

眼泪，我不会让它出现

阳光的强烈却难以把我晒干

城里。移植的大树

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多少

是否像我漂泊却又留恋着故乡

选自《诗·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大树移植》是一首表现农民与土地、城市与乡村关系这一中国现当代史上重大命题的作品。首先他与臧克家《三代》中所表现的农民与土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和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或喜或悲的历史命运有着某种血缘传承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是文化与文明状态却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加上某种制度设计上的原因，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然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有了《大树移植》第二节中所描述的情景：父亲用自己亲手栽种的大树想使“我”在农村深深地扎下根；而妹妹的嫁妆则将在另一个村庄陪伴她度过一生；而大树最终成为爷爷的棺材一同被深埋在土中，从而完成了“大树”也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在文化与文明的层次上，“我”与妹妹、父亲以及爷爷在重复着《三代》里那种中国农民千百年世袭的生活方式。三代人围绕大树演绎的人生戏剧似乎是在重复着《三代》里的经典故事。因此，在这个极其具有农村特征（自给自足的而非商品化的经济行为）的情景，并且通过作者那种收敛式的冷抒情方式，我们一方面体会到在父亲无言的行动中透露出来的亲情，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一丝的凝重、伤感与苍凉。

如果这就是“我”一家的全部人生轨迹，那么《大树移植》与《三代》在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层次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改革开放大潮开始冲击着阻碍如《三代》里所揭示的那种影响农民命运的更深层次的桎梏。“我”的命运终于能够不再被动地被“大树”的根系紧紧地拴牢，“我”可以“走出养我几十年的农村”，走一条与父辈不同的道路了。这不仅对于“我”，甚至对于中国农民都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然而这条路注定将是艰难而坎坷的。“我”最终成为夹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漂泊者，丧失了归宿感和安全感。这难道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吗？以作者打过工的上海为例，几乎所有上海人的三代以上都是来自农村。他们同样也“留恋着故乡”。但是他们决没有漂泊感。故乡仅仅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是血脉的某个朦胧的源点，如今他们这棵“大树”早已在上海扎根，可能还已经蔚然成林。“留恋着故乡”不能取代他们对上海的归宿感。因此，取得农民历史上这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成功，一定要完成从大树的“移植”到“扎根”的艰巨任务。问题是，对大多数像“我”那样的农民工，他们最无奈、困惑、恐惧的就是不能扎根的无归宿感和漂泊感。农民工这一尴尬的身份最恰当地反映了他们处于农村与城市、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尴尬位置。这棵“大树”虽然有着“阳光的强烈却难以把我晒干”的心志，但是无根的大树难免也会被烤干！我们真不希望像“我”和千千万万个农民工那样的已经“移植”的“大树”以“真的不知道能活多少”的心情去“留恋着故乡”，那才是悲哀的呢。

新诗史上，表现都市中的边缘人或者陌路人形象是一个深受诗人关注的主题。一种类型是如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罗大冈的《无法投递》。它传递的是城市人对被物质主义异化的都市的迷茫与困惑；另一种类型是左翼诗人袁水拍在《理发匠》中所讽刺的那种情景：带着农村气息的乡下人如何被象征城市的理发匠“整理”得一干二净的。在夸张的喜剧性的表象下，表达了诗人对城市销蚀农村现象的担忧。《大树移植》展示了城市与农村冲突的另一视界。一方面是“乡下人”被农村城市化的历史大潮席卷而走，另一方面“乡下人”则犹如潮汐中的浮萍，很难被冲上城市的滩涂。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树移植》综合了《三代》《无法投递》和《理发匠》的诗情内涵，丰富了表现都市中的边缘人形象的诗情主题，拓展了处于在城市化历史进程中的“乡下人”命运的表现空间。

（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