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Lvov–Rogachevski

迦尔洵（Garshin）临死的几星期之前，读完了登在杂志“RusskaiaMysl”上的契呵夫的短篇“Stepi”（草原），欢喜雀跃，为新出现的天才的文藻之力，鲜活，新颖所蛊惑了。

他带着这短篇到处走，庆贺俄国文学界生了新作家，说道“觉得我心中的疡肿，好象破掉了。”

契呵夫的笔力，和那文体和手法的新颖，是杰出到这样，但那手法，却于亘契呵夫以前的文学上的两期，已加准备，在都介涅夫（Turgeniev）的“散文诗”里，在迦尔洵的作品里，在凯拉连珂（Korolenko）的作品里，都显现着的。

然而，都人士契呵夫，是最近俄国文学的富于才能的表白者。普式庚（Pushkin）专服事艺术，乌司班斯基（Uspenski）专服事真理，契诃夫则能使真理和艺术，融合起来。而政治底倦怠的氛围气和都会生活的新倾向，都在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刻了深的阴影。

真理与艺术的融合，是最近俄国文学的特色。

我大讽刺家而且是果戈理（Gogol）的继承者的萨尔替珂夫（Saltikov即Shchedrin），做完《斑斓的信札》，于一八八九年瞑目了，而契呵夫的《斑斓的故事》，则以一八八六年出世，分明地表示了是果戈理和萨尔替珂夫的继承者。

关于一八八九年萨尔替珂夫之死，他寄信给普列锡且耶夫云，“我哀悼萨尔替珂夫之死。他是强固而有威权的人物。精神底奴隶而卑劣的中性的智识者们，由他之死而失掉顽强执拗的敌手了。谁也能摘发他们的罪过。但会公然侮蔑他们者，只有萨尔替珂夫而已。”

契呵夫自己，对于带着奴隶性和诈伪底精神的中性的智识者的丑污的行为，也曾加以抗争。但契呵夫的态度，并非雪且特林的“侮蔑之力”，也非果戈理的“苦笑”，是将哀愁和对于西欧的文化生活的憧憬之念，作为要素的。而在他的哀愁的底里，则有优婉的玩笑，燃着对于疲备而苦恼的人们和尽力于社会底事业的优秀的智识者，例如乡下医生和村校教员等的柔和的同情之念。

最初，他是写着没有把握的短篇的，但在一八八七年，作“Panihida”，印许多小篇，名曰《黄昏》，在一八八八年，著戏曲“Ivanov”，一八九〇年，《忧郁的人们》这创作集出版了。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比较对照了的人物，是疲于生活，陷于神经过敏，被无路可走的黑暗的时代所抓住了的人们，以及自以为是的半通，装着安闲的假人和空想天雨粟式幸福的市人等。

如《或人的话》里的恐怖主义者，精神上负了伤，为非文化底俄国生活所苦恼的亚斯德罗夫和伊凡诺夫式人物的描写，是契呵夫得意的胜场。

契呵夫虽轻视了自己的处女作，以为恰如“蜻蜒”的生活上，缺少不得的“苍蝇和蚊子”似的东西，但渐渐也觉到自己的特色，一八八五年寄给朋友拉扎来克·格鲁辛斯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迄今所写的东西，经过五年至十年，便被忘却的罢，但我所开拓了的路，却怕要完全遗留的。这一点，是我的惟一的功绩。”

将在俄国社会的黄昏时，静静地扬了声音的这诗人，俄国自然是决不忘记的。他特记了自己所开拓的路，也是至当之事，是俄国的生活，引他到这新路上去的。

到一八八〇年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为时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内容，带着一定的党派的倾向，大抵中间是填凑，而装饰外面的体裁，作家所首先焦虑者，只在所将表现的问题，而不在将内容怎样地表现。

然而契呵夫，据戈理基之说，则是内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于表现法，那内容也并不单纯，且有意义。他在所作的《半楼人家》里，笑那显有偏倚底倾向丽达（小说的女主角），又在《鸥》里，描写颓废派的德烈普莱夫和民众主义者的德里戈林，而对比了各自不同的倾向和特色。

契呵夫自己虽然是医生，是科学者，但以可惊的自由，讲了圣夜的美观，且述圣语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写的辞句之间，寻特殊的倾向，而定我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们。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渐进论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问世事者，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没有做那样作家的才能。”

这是他自己的话，但他却比谁都积极地主张了内面底自由。

倘若以格来勃·乌司班斯基（Gleb Uspenski）为对于美景，闭了眼睛，以抑制自己的文艺欲，将自己的情操，表现于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罗夫斯基之言，不衣合于艺术家的华美的色彩之衣，仅以粗服自足，则契呵夫是将马毛织成之衣和铁锁解除脱卸，而热爱了色彩鲜秾音声嘹亮的艺术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业”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呵夫的作品中，却有思索的痕迹。他所要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从实生活的分离，而只在脱掉了一定的束缚的艺术的自由独立。他以为文艺的要素，是在“个人的自由观念”的。

对于艺术的这新的态度，和无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是有密接的关系的，当时的社会解体，人们个个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扫地一空的状态了。

契呵夫式观念，即酿成于这样的氛围气里，他是脱掉一切思想底倾向的束缚，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对于这新艺术观，旧时代的评论家一齐攻击契呵夫了。受这攻击之间，都人契呵夫便极猛烈地痛击都会的恶习，以白眼来看世事的他，却觉醒了冷淡于社会现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来，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他，又将俄国实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描写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连两个正直的人也没有之故。“俄罗斯的国基，是纪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却还未曾开始”者，是从契呵夫的一切作品中所发的声音。

契呵夫决不为要动读者之心，故意写些异常的事。托尔斯泰批评安特来夫（Leonid Andreev）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但关于契诃夫，我们却想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为探求创作上的新路径，契呵夫所作为参考资料者，是摩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摩泊桑早说过，旧式的写法已经不行了。只要试去读我古典文学家中的毕闪斯基（Pisemski）或阿思德罗夫斯基（Ostrovski）的作品就好。一读，那就会知道只是多么陈腐而常套的文句的罢。”这是契呵夫常常对人说起的。

都介涅夫、凯拉连珂、迦尔洵，都时时写了散文诗似的最小短篇，至于契诃夫，却以那短篇为主要的东西。

“我开了创作最短篇的路，但最初，将原稿送到编辑所去，往往连原稿也不看，简直当作傻子。”这是契呵夫的述怀。

在创作的初期，契呵夫之文，那简洁和速成，尤为显著。

在急遽的创作和有暇时候的创作，是全不相象的。处女作时代的他，于创作短篇，从未曾费过一昼夜以上，如格里戈罗微支（Grigorovitch）所推奖了的“Egel”，是在浴场里写的。

然而他的文体的简洁，在单句中把握要点的能力，表现刹那之感的巧妙等，在他一生涯中没有衰。

他的长篇，大抵和迦尔洵、凯拉连珂、札易崔夫（Zaytsev）的长篇一样，常常难以说是成功，在篇中出现的多数的人物，不能统一，如那《谷间》，则如他自己所说，陷于百科全书式了。

因为惯于只写“始”和“终”的短篇了，有记载“中间的事情”的必要时，他似乎觉得倦怠，省去赘辞枝句，“简短到能够简短地”者，是他的文体的基本。

而契呵夫却有发见单纯而最吃紧，并且适当的句子的才能。例如在“我们歇歇罢，歇歇罢，”“总得活，总得活，”“墨斯科去罢，”“我错了，错了，”“我用尽了精神，”“我是鸥呀，”“随便罢”等的句子里，不但他所描出的人物的个性而已，也含着暗示时代精神的深的可怕的意义。

我文豪提了这样的手法，跨进都会的新生活去了。而都人士则连不愿意听他的话的人们，也至于谛听了他的话。

他的小说“Stepi”中之所记，是或一寒夜，向站在篝火旁边以御寒的一团人们之处，来了一个和所爱的女子约定了的男人，但先为人们所看见的，并非他的脸，也非衣服，而是口角所含的微笑。在社会生活的Stepi上，夹在冷得发抖的人们中，契呵夫之所观察者，并非外貌，乃是内在的精神，即不是脸，不是衣服，而是那微笑。

倘读他的短篇《哀愁》，《空想》，《爱》和《路上》等，便明白他的观察是在那一面的罢。

莱夫·托尔斯泰批评契呵夫说——

“将作为艺术家的契呵夫，和向来的我们的文人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以及我相比较，是困难的。……契呵夫之文，具有印象派文人之所有似的，自己独特的样式。他的文章，恰如毫不选择，任取身边的颜料，涂抹起来，涂抹了的线，又仿佛毫不互相联络，但略略走远一看，便发生可惊的感触，成着出色的图画，就有这样的趣致。

对于契呵夫的手法，恐怕谁也不能再下更好适切而贵重的批评了罢。

和契呵夫交好的画家，有莱维丹（Levitan）。莱维丹不但见了自然，是感到了的，不但为了自然，是依感觉而描了的。他又察知自然的奥妙，窥见了在自然的怀里的诗底机因。我契呵夫就常常和这样的画家在Bapkin过夏，将他的素描，郑重地藏在Yalta （Krimea南岸）的别墅中。

小说《农奴们》中的四月的景色的描写，不用一些美辞丽句，也不用整齐的叙述法，只有粗粗的几条线罢了。即宽广的港口，飞翔其上的雁和鹤，如火的夕阳和金色的云，春水所浸的丛莽，还有小小的教会堂，所写的只有这些物象，然而从茹珂夫市，入于广漠的自然之怀的阿里喀（小说的女主角）眺望夕阳和浩荡的水的时候，已不禁滔滔泪下了。……在这粗略的描写中，是跃动着春气的。

契呵夫涂抹了手头的颜料，描出整然的光景来，然而那捉住心绪和情调，加以表现的手段却一样，便是将一定的律动和音乐底谐调，给与小说及剧诗。

他选择了于读者的耳朵也很容易听到的句子和感叹词。

在短篇《黑教士》中，音乐冲动了主角凯惠林的错觉，而契呵夫的创作力，也因音乐受了冲动了。他和凯惠林一同，受了我们俗子所难以懂得的所谓“神圣的谐调”的影响，而将那调子，移入于自己的文章的律动中。

契呵夫的作品里，充满着乐曲和朗朗的谐音，他有十分的权能，可以将巴理蒙德（Balmont）的“和我的谐音相匹敌者，是没有的，决没有的”的话，适用于自己的作品上。

契呵夫将那短篇，并非用笔写出，是用梵亚林弹出来的。读他的作品，有并不在读，而在听着莫明其所从来的音乐之感。而这音乐，则几乎常常带着哀调，那趣致，恰如手持“洛希理特的梵亚林”的犹太的乐人，使听者感泣似的。

契呵夫在叙景中，在剧诗中，都移入音乐去，一八九五年寄给什尔谛微支的信里说，“你能感得自然，但不能悉照所感，将自然表出。你所创作的短篇中的自然的描写，到正如音乐的谐调，给人心以快感一样，那描写为要给读者以或种心情，有了力量的时候，这才得到成功。”

《黑教士》的故事的轮廊，以及身披黑衣，不戴帽子，系着绳带的中世纪的教士的出现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乐园——这是丕梭慈基似的园艺家的作工的舞台，有蓊郁的森林和湛着碧水的池之处，是戈谛克式的古寺的境内。在适于黑教士说话的这古寺里，科学的热狂者和“黑教士”在谈天。

人和自然，涌出共通的气分，生出谐调来，浮起于两者的谈话之间，就能够将这捉住。

然而契呵夫的叙景，除印象派的手法之外，即使发生气分的谐调之外，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着重于和一切环境的联络。

短篇《故乡》的女主角这样地说着，“说是自然和音乐的快感是一个世界，实际生活是别一世界呀。这一来，幸福和真理，就该在实生活以外的处所了。那么，最要紧的是不要生活。去和那无边际的又宽又美的大野融合，倘这样，是舒服的罢。”

在别的小说《谷间》里，则不辨卢布的真假，而且杀掉婴儿那样的未同化人，和断了联络的自然，两相对照着。

当深夜中，两手抱着婴儿的死尸，彳亍而行的母亲理波的可怜的模样，是到底难以忘掉的，但其时，有鹃啼莺唱，池里是交错着蛙声。

这夜，苦闷了的母亲，将隐在胸中的母性爱发露了。自然也如人的说话一般说了话，而孤独的人，则感到和环境的绝缘，仿佛被拉开了自然的Concert（合奏）。

这夜的自然，作者更这样地描写着——

“了不得的喧嚷，鸟儿，连蛙儿，也以一刻千金之思，叫而又叫，歌而又歌。因为一切生物的生命，只有一回，没有两回，所以也无怪其然的。”

嫌恶夸张的人为底演戏的观念，印象派的手法以及和环境的联络维持的尊重等，是决定了契呵夫对于旧剧，即动作的剧诗的态度的，而同时又催促了契呵夫式剧，即心绪的剧诗的出现。

莱夫·托尔斯泰伯曾称契呵夫为难以比较的杰出的文豪，但于作为戏剧作家的他，却不佩服。因此他的做戏剧作家的能否，便成了一般批评的箭垛，那批判，以锐利而有热的形式而显现了。

一八九七年他的《海鸥》上演时，他寄给了友人珂尼一封这样的信——

“观览完了的这夜和那第二天，我的朋友们便样样地批评，以为《海鸥》一上舞台，是无聊，不能懂，没意义的等等。请你想一想我的立场罢——这是连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陷阱。我抱惭衔恨，满心怀疑，离了彼得堡。我这样想，假如我写了满是可怕的缺点的剧曲而上演了，则便是我失了一切的观察力，要之，是我的机械已经坏掉了。”

后来，各报章的剧评家们同声赞美了契呵夫的编剧上的才能的时候，珂尼便驰书以祝福《海鸥》的作者；乌罗梭夫公则称这剧诗为“俄国文学上的杰作”，在给巴理蒙德的信里，叙述着《海鸥》上演之际所感到的欢喜之情。

这样子，评论的趋向就一变，契呵夫的剧曲，竟至于被看作艺术上的最近的名篇了，但要而言之，是他们评论家于个人底心情之外，自己的心底经验之外，忘却了还有别的时机，即社会发达上的别的时机在。

这别的时机，便是以大众为对手的时机，是一切社会层的集团底心理状态，各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服从和斗争等，成为新剧曲的主旨（thema）的时机，然而捉住这主旨的天才底编剧家却还未出现。

契呵夫的戏剧，是被蹂躏了的意志，无活动，忧郁的情调的戏剧，那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失了可以取法的理想，惟服从于刹那底心情的，要之，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契呵夫是厌恶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纳惠旬、古内迪支和司服林一派的作品的现代剧的，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寄给锡且格罗夫的信里说——

“现代剧是都会的恶病的发疹伤寒。这病，是必须用扫帚来一扫的，观之以为乐，真是出奇。”

契呵夫曾借了《寂寞的历史》的老教授之口，发表着同样的思想，又借了《白鹄之歌》里的优伶斯惠德罗连陀夫之口，述怀说，优伶是别人的慰乐的玩物、奴隶、小丑。然而动作剧的拥护者们，是以为契呵夫对于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的剧曲的攻击，是一向未中肯綮的，《海鸥》就恰如对于他们之说的契呵夫的回答，所以就惹起了批判的风潮。

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场，因为没有会扮《海鸥》的新演员，失败了，但在墨斯科的艺术剧场，是成功的，这剧场的幕上，飞着的《海鸥》，被象征为一个的标帜。

契呵夫自己所不喜欢的剧曲《伊凡诺夫》上，是显现着新剧曲的样式的。

这戏剧的主角，不是伊凡诺夫，也不是赛莎，乃是人烟稀少的僻壤的氛围气的寂寥和沉闷。并且并无长的独白和高尚的会话，而惟偶然说出的一言一语，和选出的句子，幻象似的扩散，使场面紧张起来。

“猫头鹰在叫”，是生肺病的赛拉所常说的话，但这猫头鹰，是表象深刻的寂静的，比起“穿着灰色衣的或人”来，更为可怕，而且富于实在性。

契呵夫的短篇的乐调，集中于契呵夫的剧曲里，剧中的各语皆发响，各句皆融合于全体的旋律中。

《三姊妹》的人物，即被遗忘；含在这剧曲中的谐调，却不能忘却，永久地浸透于人的精神的。《三姊妹》的最后之际，并非伴着雷声和裂音的平常的结局，乃是心的寂灭那样的最后的谐音。读者试记起那联队离开寂寞的小市的瞬间就好了，契勃忒威庚送了萨柳努易用决斗枪杀了为人很好的空想家的男爵的信息来，男爵的新妇伊里娜一面啜泣，一面说道“我知道了的，知道了的”，玛沙反复着自己之说，道“总得活，总得活”，契勃忒威庚喃喃地说道“由他去罢，由他去罢”，安特莱在摇那载着波毕克的乳母车，阿里喀象讲昏话似的，低语着“如果知道着的呢，知道着的呢。”……而军乐的曲子，则逐渐地离远去，静下来。……

走远的联队的军乐，地主的弦子声，街头马车的铃声，老人菲勒司的“忘了我走掉了”的断肠之语，远处竖坑里的落下的桶子声，猫头鹰的啼声，樱树园里的斧声，这些，是开契呵夫的心情的剧曲的锁匙。

曾在艺术剧场，扮演过德烈普来夫（《海鸥》中的人物）的玛耶荷里特（Myerhold），在《剧场》这一篇文章中，关于契呵夫的剧曲，说了很贵重的意见，曰，“契呵夫描写心情的秘法，是藏在他的言语的律动里的。在艺术剧场初练习他的剧曲时，在场的演员们听出了这律动了。”

所以玛耶荷理特曾以确信，说艺术剧场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契呵夫的律动。

这契呵夫的律动，亘二十年间，成着艺术剧场的传统的精神。这剧场的干部，到明白了对于新时代的新俄国的新看客，所以难于演出契呵夫的律动的原因，计费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二二年的五年间的岁月。

在乐天底创造底现代，契呵夫的剧曲，丧失了舞台上的现实性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所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