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836]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 1855—1888）生于南俄，是一个甲骑兵官[837]的儿子。少时学医，却又因脑病废学了[838]。他本具博爱的性情，也早有文学的趣味；俄土开战，便自愿从军，以受别人所受的痛苦，已而将经验和思想发表在小说里，是有名的《四日》和《孱头》。他后来到彼得堡，在大学听文学的讲义，又发表许多小说，其一便是这《一篇很短的传奇》。于是他又旅行各地，访问许多的文人，而尤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其时作品之有名的便是《红花》。然而迦尔洵的脑病终于加重了，入狂人院之后，从高楼自投而下，以三十三岁的盛年去世了。这篇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己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839]，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840]的著作，则实在令人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附记。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者附记（二）[841]

迦尔洵（Vsevolod Michailovitch Garshin）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842]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孱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然而他艺术底天禀愈发达，也愈入于病态了，悯人厌世，终于发狂，遂入癫狂院；但心理底发作尚不止，竟由四重楼上跃下，遂其自杀，时为一八八八年，年三十三。他的杰作《红花》，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中拚命撷取而死，论者或以为便在描写陷于发狂状态中的他自己。

《四日》，《邂逅》，《红花》，中国都有译本了。《一篇很短的传奇》虽然并无显名，但颇可见作者的博爱和人道底彩色，和南欧的但农契阿（D’Annunzio）所作《死之胜利》[843]，以杀死可疑的爱人为永久的占有，思想是截然两路的。

《贵家妇女》译者附记[844]

《贵家妇女》是从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艺术战线》译出的；他的底本，是俄国V.理丁编的《文学的俄罗斯》，内载现代小说家自传，著作目录，代表的短篇小说等。这篇的作者，并不算著名的大家，经历也很简单。现在就将他的自传，译载于后——

“我于一八九五年生在波尔泰瓦。我的父亲——是美术家，出身贵族。一九一三年毕业古典中学，入彼得堡大学的法科，并未毕业。一九一五年，作为义勇兵向战线去了，受了伤，还被毒瓦斯所害。心有点异样。做了参谋大尉。一九一八年，作为义勇兵，加入赤军。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席成绩回籍。一九二一年，从事文学了。我的处女作，于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报》上。”

《波兰姑娘》是从日本米川正夫编译的《劳农露西亚小说集》译出的[845]。

《食人人种的话》译者附记[846]

查理路易·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 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

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这一篇是从日本堀口大学[847]的《腓立普短篇集》里译出的，是他的后期圆熟之作。但我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喻，至于首尾的教训[848]，大约出于作者的加特力教[849]思想，在我是也并不以为的确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

《农夫》译者附记[850]

这一篇，是从日文的《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四卷里冈泽秀虎的译本重译的，并非全卷之中，这算最好，不过因为一是篇幅较短，译起来不费许多时光，二是大家可以看看在俄国所谓“同路人”者，做的是怎样的作品。

这所叙的是欧洲大战时事，但发表大约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了。原译者另外写有一段简明的解释[851]，现在也都译在这下面——

“雅各武莱夫（Alexandr Iakovlev）是在苏维埃文坛上，被称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则译在这里的《农夫》，说得比什么都明白。

“从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一端说，他是智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他是禀有天分的诚实的作家。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他的作品中的农民，和毕力涅克作品中的农民的区别之处，是在那宗教底精神，直到了教会崇拜。他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而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将这见解，加以具体化者，是《农夫》。这里叙述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但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还有中篇《十月》，是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

日本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丛书》第四篇，便是这《十月》，曾经翻了一观，所写的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内，用中国现在时行的批评式眼睛来看，还是不对的。至于这一篇《农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没有革命气，而且还带着十足的宗教气，托尔斯泰气，连用我那种落伍眼看去也很以苏维埃政权之下，竟还会容留这样的作者为奇。但我们由这短短的一篇，也可以领悟苏联所以要排斥人道主义之故，因为如此厚道，是无论在革命，在反革命，总要失败无疑，别人并不如此厚道，肯当你熟睡时，就不奉赠一枪刺。所以“非人道主义”的高唱起来，正是必然之势。但这“非人道主义”，是也如大炮一样，大家都会用的，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852]，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再想一想，是颇有趣味的。

A.Lunacharsky[853]说过大略如此的话：你们要做革命文学，须先在革命的血管里流两年；但也有例外，如“绥拉比翁的兄弟们”，就虽然流过了，却仍然显着白痴的微笑。这“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是十月革命后墨斯科的文学者团体的名目，作者正是其中的主要的一人。试看他所写的毕理契珂夫[854]，善良，简单，坚执，厚重，蠢笨，然而诚实，像一匹象，或一个熊，令人生气，而无可奈何。确也无怪Lunacharsky要看得顶上冒火。但我想，要“克服”这一类，也只要克服者一样诚实，也如象，也如熊，这就够了。倘只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狯，那却不行，因为文艺究竟不同政治，小政客手腕是无用的。

曾经有旁观者，说郁达夫喜欢在译文尾巴上骂人，我这回似乎也犯了这病，又开罪于“革命文学”家了。但不要误解，中国并无要什么“锐利化”的什么家，报章上有种种启事为证，还有律师保镳[855]，大家都是“忠实同志”，研究“新文艺”的。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856]云。

十月二十七日写讫。

《恶魔》译者附记[857]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858]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859]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860]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861]，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862]，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彩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863]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864]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译讫附记。

《鼻子》译者附记[865]

果戈理（Nikolai V.Gogol 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866]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867]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

他的巨著《死掉的农奴》[868]，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日本还有三种，现在又正在出他的全集。这一篇便是从日译全集第四本《短篇小说集》[869]里重译出来的，原译者是八住利雄。但遇有可疑之处，却参照，并且采用了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里的Wilhelm Lange[870]的德译本。

《饥馑》译者附记[871]

萨尔蒂珂夫（Michail Saltykov 1826—1889）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872]的所谓“倾向派作家”（Tendenzios）[873]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绍介到外国的就很少。但我们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底论著的时候，却常常看见“锡且特林”（Sichedrin）[874]的名字，这是他的笔名。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875]，专写亚历山大二世[876]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馑》，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877]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从日本新潮社《海外文学新选》第二十编八杉贞利译的《请愿人》[878]里重译出来的，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后来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炭画》[879]，还颇与这一篇的命意有类似之处；十九世纪末他本国的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也有结构极其相近的东西，但其中的百姓，却已经不是“古尔波夫”[880]市民那样的人物了。

《恋歌》译者附记[881]

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但不单是韵文，连散文也有大进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Mihail Sadoveanu）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Bukharest）[882]的写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但据怀干特（G.Weigand）[883]教授说，却并非幻想的出产，到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例如这一篇《恋歌》，题目虽然颇像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Pascani），曾在法尔谛舍尼和约希（Faliticene und Jassy）进过学校，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写穆尔陶（Moldavia）[884]的乡村生活的《古泼来枯的客栈》（Crî ma lui mos Precu，1905）；有写战争，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Amintirile caprarului Gheorghita，1906）和《阵中故事》（Povestiri din razboi，1905）[885]；也有长篇。但被别国译出的，却似乎很少。

现在这一篇是从作者同国的波尔希亚（Eleonora Borcia）女士的德译本选集里重译出来的，原是大部的《故事集》（Povestiri，1904）中之一。这选集的名字，就叫《恋歌及其他》（Das Liebeslied und andere Erzählungen），是《莱克兰世界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的第五千零四十四号。

《村妇》译者附记[886]

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Ivan Vazov，1850—1921）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大约十多年前，已经介绍过他的作品[887]；一九三一年顷，孙用[888]先生还译印过一本他的短篇小说集：《过岭记》，收在中华书局的《新文艺丛书》中。那上面就有《关于保加利亚文学》和《关于伐佐夫》两篇文章，所以现在已经无须赘说。

《村妇》这一个短篇，原名《保加利亚妇女》，是从《莱克兰世界文库》的第五千零五十九号萨典斯加（Marya Jonas von Szatanska）女士所译的选集里重译出来的。选集即名《保加利亚妇女及别的小说》，这是第一篇，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迷信，固执，然而健壮，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为民族，为信仰。所以这一篇的题目，还是原题来得确切，现在改成“熟”而不“信”[889]，其实是不足为法的；我译完之后，想了一想，又觉得先前的过于自作聪明了。原作者在结束处，用“好事”来打击祷告，[890]大约是对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

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891]的压制之下。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却写得很分明，里面的地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