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治理整顿期间的改革开放

从价格闯关转向治理整顿，给人们造成中国改革遇阻的印象。然而，治理整顿的目的不是放弃改革，而是为改革更顺利地推进创造经济环境，这在指导思想上是明确的。①真正对改革进程形成影响的不是治理整顿，而是国内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思想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激烈争论，使许多人一度失去方向感，以至于徘徊观望，改革停滞不前。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个体私人经济。当时有一种言论，认为个体户、私人经济是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领导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讲过一句话：“对于非法经营的个体户就要罚得他倾家荡产。”②传达下去一度造成思想混乱。经济特区也处在风口，外商没有大规模撤离深圳，但是投资信心不足。特区民营企业家心态更为复杂，华为公司负责人说：“现在因怕国家政策有变，特别是最近听说中央有关领导讲私营经济是国家和平演变的基础，顾虑更大，同时又得不到国营、集体、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尚不敢扩大生产规模。”③

①见《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公报》（1988年9月26日）。

②据时任国家工商总局个体司副司长梁传运的记录，1989年7月12日，江泽民在听取金鑫关于个体税收征管问题汇报后讲话中有这句话，发正式文件时删去了，但讲话已传到下去，对个体工商户发展有负面影响。鲁利玲对梁传运的访谈，2007年11月1日。

③《一位民间科技企业负责人的心态》，《深圳信息》1991年11月16日。

不过，我们发现一个现象，诘难改革的声音更多来自意识形态部门，经济职能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许多人仍然有很强的改革愿望，艰难地推动着某些改革，在三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这多少有些出乎人们意料。

首先，价格并轨取得突破。或者可以说，治理整顿不经意间带来双轨制价格并轨的结果。一般的印象是，治理整顿意味着放弃价格改革，其实不尽然。事实上，治理整顿的三年在价格调整上迈出了不小的步伐。据马凯提供的数据，三年间价格调整包括五大类产品：一是大幅提高了铁路、水路、航空和公路客货运价以及国内邮政资费；二是提高了能源、重要原材料价格；三是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四是调整了涉外价格，包括调整汇率，扩大进口商品代理作价的范围等；五是提高了生活消费品和服务收费价格。①据初步匡算，上述五大类十几个系列产品的价格调整，调价总金额近千亿元。调价品种之多，某些产品调价幅度之高，调价规模之大，是1979年改革以来所没有的。特别是过去不敢动的城镇居民定量粮油价格，第一次实行了大幅度调价。口粮购销价格倒挂差额缩小，口油实现了购销同价。这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定量粮油价格的第一次大幅度调价，迈出了深化价格改革的重要一步。②

①（1）交通、邮电等基础设施价格方面，铁路、水路、航空和地方公路长途客运票价分别提高112％、96％、77％和60％，铁路货物运价提高44.5％，水路货物运价提高29％，国内平信邮资本埠由4分提高到1角，外埠由8分提高到2角。（2）能源、重要原材料价格方面，三次提高原油出厂价格，累计提高80％，重油、汽油、柴油等成品油也先后相应提了价；计划内统配矿煤两次提价累计30％以上；对鞍钢、本钢等九大钢铁公司及上海、重庆、天津等钢厂的部分钢铁产品制定临时出厂价格两次提价；铝、铜、锡、镍、铅等有色金属计划内价格，提价幅度24％～42％；北方国有林区统配木材出厂价格平均提价40％；原盐出厂价格提高112％，纯碱等盐化工产品的计划内价格相应调整。（3）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棉花收购价格提高53％；花生油、菜籽油等6种食用植物油定购价格提高28％，甘蔗、甜菜收购价格提高12％；烤烟收购价格提高10％。（4）涉外价格方面，两次下调人民币汇率。1989年12月16日起，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比价由3.7元调为4.7元，下调21.2％；1990年11月17日起，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比价由4.7元调为5.2元，再下调9.6％。以后又实行适当浮动。1991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比价浮动为5.3元左右。两次扩大了进口商品代理作价的范围，先后对中央外汇计划内进口的钢材等15种商品和纯碱等6种商品取消财政补贴，改为代理作价。（5）生活消费品和服务收费方面，由中央统一部署，先后提高了食盐、棉纺织品、洗衣粉、肥皂、食糖、民用燃料（民用煤、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等产品价格。经国务院特批和在地方管理权限内，各地也陆续调整了一批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全国大多数城市陆续提高了自来水价格和公共交通票价。特别是1991年5月，国家抓住市场物价平稳、农业连续两年丰收、粮源充足的有利时机，顺利推出了提高粮油统销价格的措施，全国平均每500克成品粮提价1角，提高68％，食用植物油每500克提价1.35元，提高170％。马凯：《我国价格改革历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一页—对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1期。

②马凯：《我国价格改革历程中值得认真总结的一页—对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思考》，《价格理论与实践》1992年第1期。

然而，这次大幅度价格调整并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显得悄无声息。究其原因，一是治理整顿创造了过去几年没有的宽松经济环境。进入治理整顿阶段以后，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市场由紧张转向“疲软”，前几年最为紧俏的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突然之间出现大量滞销，持续了几十年的卖方市场第一次转向买方市场，部分商品市场价格回落，导致计划内外两种价格差别缩小，使得价格调整比较顺利。二是鉴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教训，这一时期的价格调整是只做不说，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从而没有刺激涨价预期。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即人们的消费心理发生了变化。国家实行保值储蓄，居民对存款贬值的担心降低；物价趋于平稳、市场供应充足，消费者也得到了教训，不再非理性抢购，统计数据证明，这几年居民收入增长仍然较多，但大部分转化成了储蓄存款。这也说明，在较宽松的经济环境下，价格改革的风险是可以降低的。

其次，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标志性事件是洋浦开发和浦东开发。海南洋浦开发起步并不顺利，1989年初的一场“洋浦风波”震惊海内外。洋浦位于海南岛西边儋县北缘，其港靠北面南，西则石山围绕，是个天然良港。但它是个千年荒芜之地。海南成为大特区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海南省委决定仿效深圳“蛇口模式”，让外商成片承包开发。拟以2000元/亩（相当于国内在洋浦征地价的2倍）的价格，将洋浦30平方公里基础设施成片开发权转让租给熊谷组（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并由“熊谷组”负责招商，引进项目，把洋浦这个一片荒凉的海岛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海南自由工业贸易区。1989年1月17～20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队到海南考察，与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认为海南选择洋浦作为重点开发地区是可行的。总体方案要抓紧报国务院审批，由中央、国务院决策。①

①田纪云：《怀念小平同志》，《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工作组到海南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认为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借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①在1989年3月25日全国政协会议上，张维等5位学者提出异议和反对，认为这可能出现新的租借地，更何况是租借给日本企业（其实不是，该公司多数股权由香港华人持有），“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随后，10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批准海南省开发洋浦的请示报告。国内舆论界就洋浦模式展开激烈的交锋。上海、西安等地学生游行，打出“还我海南”、“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口号。遇此风波，许士杰等海南领导人倍感意外和震惊，他们联名上书给中共中央、国务院，说明事实真相，据理力争。

他们的信首先得到王震的正面回应，他在批示中说：“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的开发由熊谷组承包事，完全可行。仅建议：中央、国务院批准……”杨尚昆也答应将报告送达邓小平。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连续刊发3期有关洋浦的资料，以便让中央领导人了解事情真相。在4月6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中央和上海等其他省市负责人的支持。4月28日，邓小平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按照邓小平的批示，谷牧亲自到政协讲话，说明洋浦开发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不涉及主权，主权还是我们中国的。至此，“洋浦风波”终于尘埃落定。②但洋浦的成片开发还是受到影响而推迟，因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对外商投资处于怀疑观望的状况，有关部门领导人心有余悸，比较慎重。直到1992年3月9日，国务院才正式批复：“原则同意你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洋浦地区约三十平方公里土地，建设洋浦经济开发区。”③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海南省终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一点没变，但耽误了四年。

①田纪云：《怀念小平同志》，《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②芦生：《震惊中外的海南“洋浦风波”》，《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

③《关于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洋浦地区的批复》（1992年3月9日国务院公布）。

开发浦东作为上海的发展战略，已酝酿多年。上海历来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然而在8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和发展都落后于珠三角地区。导致上海改革开放滞后的，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即担心上海受外来影响外，还有财政上的原因。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1/9，财政占1/6。1983年上海财政收入151亿，上交131亿，地方只有20亿元，大大低于全国各省市。上海是中央的钱袋子，改革之初不可能搞财政包干。到1984年，中央才有了改造和振兴上海的考虑。这年8月，国务院听取上海汇报后，派调研组到上海，与上海共同提出《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目标是力争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成为开放型的具有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城市。上海老城区已十分拥挤，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开辟新区势在必行，开发浦东就是这时提出来的。1987年6月，以市长汪道涵为总顾问的浦东开发研究咨询小组成立，着手研究制定《上海浦东新区总体规划》。1989年5月，新任市长朱镕基赴北京、天津考察回来，表示要加大上海开发浦东的力度。上海市领导人一致认为，要振兴上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像深圳那样办经济特区。然而，当时对特区政策争议很大，上海市不敢向中央提出。1989年初发生了“洋浦风波”，后来又受到政治风波的影响，“浦东开发的日程推后了”。①

①李佳能：《浦东开发的准备、研究和早期开发》，《东方早报》2016年8月30日。

浦东开发重新提上日程，来自邓小平的直接推动。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给邓小平拜年。邓鼓励朱镕基说：浦东开发建设的报告应该赶快给中央报，“不用怕，报嘛”。他说：“我一贯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回京后，2月17日，邓小平找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人谈浦东开发问题，他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江泽民同志是从上海来的，他不好说话。我本来是不管事的，我现在要说话，上海要开放。”他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邓小平再次对江泽民、李鹏等人说：“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比如抓上海，就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①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国务院给予浦东新区的政策共10条，比开发区和经济特区更为优惠。其中包括：浦东新区新增财政收入在“八五”期间不上缴，用于新区建设；浦东新区内的生产性外资企业，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实行“二免、三减”（二年免税、三年减税）的优惠政策；允许外商投资兴办第三产业，对现行规定不准或限制外商投资经营的金融和商业零售业，原则上可以在浦东新区试办；等等。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邓小平再次敦促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②开发开放浦东从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90年代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浦东开发与“洋浦模式”不同，不是土地成片批租，由外商招商引资，因而没有引起争议。不过，成片土地批租后来在苏州工业园区也搞了，但没有再次引起争论，当然，苏州工业园在做法上与洋浦也有所不同。

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08、131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最后，证券期货市场建设取得突破。1990年12月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先后开业是一个重要标志。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凡尔霖仔细地介绍了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邓小平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邓小平把上海公开发行的飞乐音响股票送给约翰·凡尔霖。这一举动即刻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注意。日本的《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企业即将全面推行股份制，中国经济终将走向市场化。

1988年7月，由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召开了一个“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中国人民银行计划司司长宫著铭主持。座谈会虽有民间色彩，却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人员，其中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更为积极的是官办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会上确认，研究筹建证券市场的问题是时候了，刘鸿儒说，问题重大而敏感，中国人民银行做不了主，需报中央做决策。会后，由王波明、高西庆①、周小川等人起草的《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建立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三份文件呈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1月9日，姚依林、张劲夫主持汇报会，周建南、吕东、安志文、高尚全、项怀诚等30多人与会。张晓彬、高西庆、王波明和周小川汇报了设想。会上决定，有关研究和筹划工作归口到体改委，由安志文牵头。姚依林采纳张劲夫的建议，决定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张晓彬、王岐山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的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负责人开会，确定与会的九家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一个民间机构，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家机构称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最初，设想把股票交易所设在北京，后来为什么选择了上海？原因之一，是上海正在筹划开发浦东，预算几千亿。这对于收入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联办”的宫著铭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写信建议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搞个股票交易所，借全国的钱。引起了朱镕基的重视。1990年初，“联办”成员被邀请到上海，共同推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办，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①

①王波明、高西庆198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有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从业经历。

①王波明：《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财经》（周刊）2008年3月3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更具有地方先行先试的特点。据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他在深圳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受到世界银行报告的启发，并得到张劲夫的支持。1986年，深圳出台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验条例，决定有6家大的国有企业进行试点，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搞证券市场。1988年，李灏到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邀请伦敦一大型金融性基金到深圳投资。该基金负责人说，我的基金不能直接投资你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的股票。李灏意识到筹建证券市场是到时候了。回深圳后即成立证券市场领导小组，邀请日本大和证券、香港新鸿基证券的人当顾问，帮助起草建立资本市场的总体方案和各种法规，并举办了四期证券培训班培训干部。到了1990年，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当时场外交易已经不可控制了。12月1日，在得知上海证券交易所即将开业，未经中央正式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先行试营业了，批准手续是后来补办的。李灏的体会是：“深圳的改革，不是事前有一个很完整的方案推开的。发展中的事情摆在那里，需要去解决，实践最重要。任何一个改革，要等大家都认可，或者得到批准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②

②杨继绳、萧冬连对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访谈，2007年10月14日、15日。

商品期货市场的筹建情形也类似。1987年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议论价格改革怎么避免风险，想到了一个期货市场，随后成立中国期货市场研究小组。1988年下半年，一份《关于期货市场试点的建议》以体改委和发展中心两家的名义报送国务院。最初提出的方案是在郑州、芜湖、武汉、成都搞四个交易所，都做粮食和肉类期货，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被搁下来了。但河南省和郑州市非常积极，在他们的不断敦促下，国务院批准郑州粮食期货市场于1990年10月12日开业；1991年，上海金属交易所开业；1992年1月18日，深圳金属交易所开业。许多地方包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都搞了交易所，最多时达30多家，大都没有报国务院审批。这虽推动了期货市场的形成，但也造成了不少混乱，促使国务院加快制定条例予以整顿和规范。①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出，证券、期货市场的建立是民间与官方、地方与中央共同催生出来的，是先试验后规范，边试验边规范。80年代的重大改革大都具有这个特点。

①萧冬连、鲁利玲、余希朝对乔刚（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流通部副部长）的访谈，2011年2月16日；萧冬连、鲁利玲、余希朝对杜岩（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司长）的访谈，2011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