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要之，新旧官僚政治的分野，在本质上有了这样的“社会的”规定：

起先，旧官僚政治完全建立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上；以与外国完全隔绝为保持其绝对主义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土气”；新官僚政治，因其不完全建立在封建农业经济上，而更直接靠近买办性商业金融业，以与外国发生依存关系为保持其“生命”与“活力”的首要条件，所以不免有些“洋气”。

接着，旧官僚政治下的人物，因为常夸境内为天下，眼界不很大，同时也许消费欲望还不很强，虽然依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原则，有时不免“喻于利”，究还有些人保有优良传统的一面，而很执着地“喻于义”；反之，在新官僚政治下的人物，早就习于资本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与买办之流周旋久了，觉得货币真个万能，利得就是一切。结局，旧官僚还偷偷摸摸不肯公然从事的牟利活动，新官僚却满不在乎地当做时髦来大展宏图了。他们个人的意向与作法直接影响到整个的国策上，于是，

再其次，旧官僚在客观上尽管是以特殊身分和农民对立，而主观上还因“民为贵”、“民为邦本”……一类政治哲学词句的熏陶和生活形态的不过于悬隔，特别是还因社会阶级关系的不十分明确，而不大肯把自己看为同胞中的“超人”；反之，新官僚是不同的，特别是受了洋教育从外国归来的人，他们因为脑子是为另外一些观念占据着，生活的享受与穷苦农民有天渊之别，社会阶级意识也较为敏锐，又加以功利精神的强烈。所以旧官僚不知道如何“革命”，他们却知道如何回避革命了。“革命为了建设”的遗教，其所以被“意译”为“建设代替革命”，那并不是他们一两个人的小打算，而是整个市侩主义、利己主义、享受主义、形式主义的综合表现。

然而，我们由上述新旧官僚或新旧官僚政治的比照，就知道由旧官僚政治演变到新官僚政治，随在皆同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利害关系的变化，保有相当联系；那并不是专由知识分子的来源、知识分子一时的高兴或经常的做作就可转移过来的。那都只算是一些现象。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就新官僚在战时及战后的特殊发展予以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