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那些现象中第一个表现得大家都十分明了的，就是分立割据的局面。由汉末的群雄崛起，三国鼎峙，甫经司马氏混一宇内，不旋踵间就由八王之乱、五胡之扰演出南北朝的长期分立。到隋代统一未久，接着又是一度群雄崛起；混乱割据之局直到唐代才算扭转过来；

至于此种局势的造成，历史家曾形式地指述过许多表面的原田，但稍一仔细考察，就会知道那与我们上述的门阀保有极密切的因果关系。比如，汉末崛起的群雄，几乎没有几个不是出身豪族、郡望或“世官”的；也没有几个不是由于他们利用其社会经济上的地位，招收或集中有大量的宾客、部曲，以为角逐争衡的政治资本。象袁绍初起时声势喧赫，无非因为他的“宾客满天下”，只汝南一郡，就达二万人；又孙坚父子崛起江东，无非因为他们“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群，郡吏常以千数”（《三国志》朱治传）。因为“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三国志》邓艾传）其他如刘表、公孙瓒、马腾等，殆无一不是靠着宾客、部曲的力量，各霸—方。迨三国被统一于晋室，晋武帝又袭曹魏故智，明令许九等官吏各得庇荫一定额客户，各得占有一定额田地，所谓占田制，实质上，虽在企图藉此予豪贵们以荫户占田的限制，但施行不通，却使前此非法领有国家公民方式，得到合法的保障。于是，在整个晋代乃至以后各王朝，豪族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都分别立下了深固的基础。

本来，在统一局面下，专制帝王的权力是无限大的。一到群雄割据现象发生，那在一方面是表示王纲不振，同时，却又正因为王纲不振，而使偏安朝廷更不能不受制于据地称兵的豪族或地方势力。汉末献帝变为野心割据者相互争衡所挟持玩弄的牺牲品，实为此后每一代亡国亡朝君主提供了悲惨可怜的榜样。司马氏之欺凌曹魏孤儿寡妇，完全是依照曹丕父子欺凌献帝母子的作法。可是当怀愍蒙尘，偏安江左局面一经形成，晋元帝迁都建业，吴之士族，竟毫不理会。后经王导、王敦多方诱导，始肯与之周旋。王导当时劝元帝好好接纳江东士族的论调，充分反映出了那些豪右们的声势。他说：“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在“天下丧乱，九州分裂”的场合，当然更是真理！可是巨室之间往往利害冲突，靠巨室撑场面的君主，这时就不能不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了。东晋初渡江时，江左豪族，以人与地的便利，声势显赫；迨北方豪族联袂东下南渡，拖带大批宗室部曲，益以政治上之传统因缘，和流寓者的团结需要，很快就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威胁南方豪族的力量。介在南北两豪族斗争中的君主，既不能抛开患难存亡与共的北方豪族，又不敢开罪南方豪族，于是就以所谓“宽大为怀”的政策，掩饰其“两姑之间难为妇”的苦衷。此后直至候景乱梁，蓄意屠戮蹂躏侨寄大族，对“富室豪家，恣意袞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于是土著家族特别显露头角，正所谓“村屯坞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长，恣凌侮而为暴，资剽掠以为雄。”（《南史》贼臣列传论）由东晋以至宋齐梁陈的半壁江山，殆无异巨姓豪族的势利角逐场。而同时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朝，入侵时的社会组织，原为氏族部族，而对于当时劫后的汉族豪右巨姓，又不得不利用为统治工具，结果世家右族权势之大，竟至自行树立州郡，如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七年诏云：“魏自孝昌之季，禄在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託迹勤王，规自署置……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本纪）当时州郡在南北朝均兼武职，南朝郡守加都督衔，北朝令长皆以将军居之。这种场面，已显然表现是中国古典封建的一种变局，而在某些方面逆转为中国初期封建形态的复活。至于我们将在下面述及的官爵世袭情形，那不过进一步显示官僚贵族化的深度罢了。

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封建制无论采取向心的形态或离心的形态，统治者无论是用官僚的名义或贵族的名义，被支配者无论是被称为农民或满含有农奴性质的荫客或部曲，对于他们相互间所结成的提供农业劳动剩余和占有农业劳动剩余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说，并无何等本质的改变，有所改变的，在被支配的农民方面，不过是每经历一度上述的转变，他们的痛苦就加深一次，而在支配者官僚贵族方面，那种转变内容，乃意味着全社会农业劳动剩余在他们之间分配比例的变化，并意味着他们全支配阶层对于农民统治经验和技术的增加。所以，结束中古封建变局问题，既统治者内部来说，在一方面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田制税法的变革，在另一方面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科举制的采行，而这两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