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然而，我们如其从这些方面来评论科举制的流弊，那就同流俗历史家昌言科举制的“平等”优点一样，太失之支离了。

一个把专制君主顶在头上，还需要各种封建势力来支撑场面的官僚社会，它如何能允许真正选贤任能的考试制度！它又如何能允许全国的用人大权，都交给旁人去执行！专制君主及其大臣们施行统治，没有用人的特殊权力，没有任意拔擢人的特殊权力，就根本无法取得臣下的拥戴。任何人走上仕途；如全凭考试，他们就不会对上峰表示特殊恩遇，这与以前经九品官人法安流平进的人士，不肯“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一样。所以，任一施行科举制的王朝，都必得为专制君主保留亲自钦定的制举方式，必得为其他大官僚保留诠选、选授、衡鉴一类的拨用方式，所有这些，再加前述的荫补、捐纳，不但会影响到科举的名额，并会多方限制已录取待任用及已录用待升迁者的做官机会。一面昌言科举取士，一面又用种种方式抵消科举取士的作用，不是非常矛盾么？

然而更矛盾的却在科举考试内容与科举制宣扬的选拔人材的目的，完全不相符合。如其说科举及与其伴行的学校，在为了养成或鉴定从政文官，则学校所习，科考所试，应针对其从政所需。笼统的经义，特别是以特种文字格式讲经载道的八股，可以说是与实际政治毫无关系，而抒情言性，吟花弄月的诗赋，更是相去十万八千里。这种离奇现象的解释，真如有些人所说，是由于当时君主大臣们，都相信“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都相信经通一切皆通么？不是的。清康熙颁贴各地学宫圣渝十六条中，有两条答复了这种疑问，即：“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

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于把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于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于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模糊知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如其说，它对于前一目的的达成，过于有限，但对于后一更大目的的成就，就确不算小了：试想，纲常教义自中世分立局面以后，不是重复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么？社会进步了，文化也逐渐开展，一般“居仁由义”、吟诗作赋的有识人士，不是日益薰心于利禄，而不复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安危死活为念么？统治者是异族，他们就忠于异族，（虽然其间也有少数不仕异族的坚贞人士），统治者是同族，他们就做同族的官。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基础，但其充分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做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