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我记得那是条长长的走廊，大理石铺就，再柔软的脚步踩踏上去，都会听到厚重的回声。声音堆堆叠叠，来回在走廊里滚动。冷色的灯光静静地敷在上面，显得走廊更长、更深了。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他们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脑外科……疾病掌管着这里，疾病就是这里的规则，疾病也是这里的身份。
无论他们是谁做过什么，可能刚从一台典礼中被请下来，又或者刚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来，他们就在这里。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们，即使他们当时身处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们共同的地方，统一把他们赶到这么一个地方圈养。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某种病的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们讨论着身上唯一，也是现在最本质的共同点，小心比较着各种细微的区别：“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气，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脚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还不行，但感到有股热流好像慢慢流到那……”
意识在这躯壳中爬进的一点点距离，发生的一点点小障碍，他们都能感觉到：在这里，灵与肉的差别第一次这么清晰。在这里，他们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灵魂一样，那么尊重自己的肉身。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抵达了这里。
这个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于这医院的顶楼。电梯门一打开，就是这走廊，以及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疾病名字。他们各自占据了几个病房，以俘虏的数量来显示自己的统治力。到了这最顶层，我才知道医院的秘密：原来在疾病帝国，也是用武力统治的，谁最残忍最血腥，谁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医院一楼是门诊大厅和停尸房。可以随意打发的疾病，和已经被疾病废弃的身体，比邻而居。生和死同时在这层盛放。
这都是最无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尽可能占有身体，用自己的秩序统治那身体。所以简单的死和简单的创伤都是最低级的疾病。
因为常要出外买些补给品，也因为我需要经常性地逃离病房的气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几乎都要从一楼经过。
从顶楼下来有两种选择：一部电梯就在父亲的病房旁边，虽然是直直通到门诊大厅，却因为使用者众多，几乎每层都要停一下。从顶楼一路往下，路过不同等级的疾病。这一层是脑科，这一层是内科，这一层是外科……然后抵达最底层，一打开，嘈杂的生气马上扑面而来。
另一部电梯是医院工作人员专梯，因而人特别少。这专梯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属可以使用——每次搭这部电梯，医院工作人员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战友：我们有共同的秘密，我们曾感受过死亡的气息。
这电梯位于医院最僻静的东南角，要从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经过那一个个病房。我最恐惧走这段路，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总要一个个去数，每张病床上，原来的那人是否在。然后，一不小心，会发觉某人不见了。
我厌恶这种感觉，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记忆走一条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后突然哪里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坠。
所以我一向选择那部通往门诊的电梯。虽然需要从门诊大厅经过，依次穿过拥挤的人群、暴躁的声响，和潮湿的汗味，但我享受这种人间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这各种声响偶然组成的某种音乐感，还有那各种浓度的汗味，将会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电梯打开，感受着这声响和汗味扑面而来，会忍不住兴奋，猜测自己将寻找到哪段乐曲，将被击中哪部分的感官。这是人间的乐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这里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认识。
有种东西，隔阂着彼此，注定无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彻的目光。这里的小孩脸上都有双通透的眼睛，看着你，仿佛要看进你的心里。我知道那是双痛彻后的眼睛，是被眼泪洗干净的眼睛。因为，那种眼睛我也有。
和拥有这种眼睛的人说话，会有疼痛感，会觉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说的，这么薄的问题，在这么厚的目光前，多么羞愧。于是会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时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说过一次话，你就不想再和他说第二次了。
同样，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许还有个原因，作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内心如何悲伤，如何假装，他和你说笑话的时候是想很刻意地遗忘，但他的这种遗忘又马上会催生内心的负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弃在这里交到任何同龄的朋友。
渐渐地，当新来的小孩试图越过划定的距离，试图和我亲近，我会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们吓跑。
但，除了守着父亲的疾病，我还必须有事做。在这里，你一不小心留出空当，就会被悲伤占领——这是疾病最廉价、最恼人的雇佣兵。
比如，在帮父亲换输液瓶时，会发觉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来插针；比如医生会时常拿着两种药让我选择，这个是进口的贵点的，这个是国产的便宜的，你要哪种？我问了问进口的价钱，想了很久。“国产的会有副作用吗？”“会，吃完后会有疼痛，进口的就不会。”我算了算剩下的钱和可能要住院的时间，“还是国产的吧。”
然后看着父亲疼痛了一个晚上，怎么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属偶尔会怪我：“对你父亲好点，多花点钱。”
我只能笑。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一样。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来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另一个房间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肤，精瘦的个子，常会把往事以开玩笑的形式挂嘴上。他是个心脏病患者，说话偶尔会喘，除此之外似乎是个正常人。
一碗米饭吃不下，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给我。扶着他去上厕所，他自己到那格子里，抖了半天抖不出一点尿，会大声叫嚷着以便让门外的我听到：“怎么我的小弟弟不会尿尿，只会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他的亲人都骂他老不羞，边骂边笑，后来整个医院里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过来讲个笑话！”
他正在啃着苹果没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会大声地答：“在，老子还在，老子还没死。”
父亲很妒嫉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和我主动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三不五时往隔壁跑。然后以这个阿伯为榜样，教育父亲：你看，人家从心底开心，这样病就容易好。
父亲放弃竞争了，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顺便给漳州阿伯带块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电梯上来先经过他在的那个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竟然不让我跟。”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后安静地回到父亲的病房，把躺椅拉开，舒服地摊在那。假装，一点悲伤都没有。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医院阿姨一般来自乡下，身上还带着土地的气息。她说话的嗓门大，做事麻利。
说起来她并不是那么好的人，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点好处，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她说话非常刻薄，偶尔有刚来的孩子在走廊开心地嬉闹，妨碍了她的工作，她会把拖把一扔，大声地喊：“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还有心情在这闹？”
孩子哭了，声音在走廊一起一伏。过一会儿，一个大人跑出来，做贼一样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后隐隐传来啜泣声。
其实她好人缘的根本原因来自，重症病房里太少可以交往的对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担心，要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坏脾气恰好是个优点：确保你不会很深地和她发生情感。
我见过太多家属，一离开就像逃离一样，恨不得把全部记忆抹去，走出去的人从不见有回来的，仿佛这里只是一个幻境。
我尝试理解她的市侩和不近人情。她应该曾经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过，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让她慢慢学会了自我保护。无论当时多么交心，那些亲属也不会愿意再在尘世见到她。
理解之后，我突然对她亲近了许多。
我努力挖掘她让人开心的部分，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四楼骨科的那个老王，上厕所的时候跌倒，把另外一条腿也摔了，两条腿现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楼妇产科，生出了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我趁着打扫的时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庙里的神灵。”她习惯张牙舞爪地说话。
这个消息像是只跳蚤从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几天，整个楼层都在讨论，并开始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
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双胞胎男孩子该高兴坏了。”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说了：“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
众人开始纠结了。“哎呀，一辈子要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睡觉。”
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