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起源与人祭文明

使华夏文明突然转向的根源，是周公一代人无法言说的恐惧，就 像武王周发的惊梦。他们可能都在殷都生活过，不仅目睹了商人的血 腥献祭，甚至兄长伯邑考的惨死。恐惧使武王更加依赖人祭宗教，而 周公则极端憎恨人祭宗教，势必将其彻底灭绝。这是兄弟二人截然不 同的解脱路径。

后世人对周公的认识，有事功和制度文化两方面：事功，主要是 周公辅佐成王、平定三监之乱，为西周王朝奠定开局；制度文化，主 要是周公“制礼作乐”，确立西周的政体，包括诸侯列国分封格局和 贵族等级制度。在考古发现商朝的遗址与人祭文化之前，人们对周公 的理解只能达到这种程度。

但事实上，周公最重要的工作是消灭商人的人祭宗教，以及与之 配套的弱肉强食的宗教价值体系。他不仅阻止了周人模仿和继承这种 宗教文化，也在殷商遗民和东夷族群中根除了它。尤其关键的是，周 公还抹除了与商朝人祭有关的记忆，甚至也隐藏了自己禁绝人祭行为 的种种举措。这是为防止人祭宗教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也是为掩 盖周人曾为商朝捕俘人牲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

为了填补人祭宗教退场造成的真空，周公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历史 叙事、道德体系和宗教理念。这主要体现在《尚书》的几篇诰命中：

一，淡化商人对“帝”的崇拜。在商朝末期，“帝”已经和商王 身份重叠，商王具有“帝”的神性。但周灭商后，王已经不能身兼“帝” 之名号，对周人来说，帝在高高的天庭之上，不会化身为世间凡人。

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个原则就是由周公确立的，但从《尚 书》的几篇诰命可以发现：在对殷商遗民讲话（如《多士》）时，周 公会频频引用上帝的命令来威吓和诱导商人，这是因为商人格外信奉 上帝，只能因势利导；但在对周族自己人讲话时，如册命弟弟周封为 卫侯的三篇诰命，周公却极少谈到上帝，尤其是对族人谈论现实和规 划未来时，他从不动用上帝进行论证，更不涉及其他的神灵。这显然 是一种有意识地“敬而远之”，让现实和神界保持距离。从这些迹象看， 周朝人“疏远”上帝或其他诸神的传统的确是由周公奠定的。

二，为减少神界对现实的干预，周公会尽量用“天”的概念来代 替“帝' 因此，上帝发布的命令（“帝命”）变成了含糊的“天命”。

天命的观念在后来的中国一直存在，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缘 起。一‘天"无形无像，无言无行，不容易被赋予拟人化的个性。在《诗 经》里，上帝曾频频给文王下达命令，如命令文王攻打崇国，武王灭 商据说也是来自上帝的意旨，但后世周王已经无法接收神界的具体指 示，所以改称为“天命”后，它变成了一种更为抽象的、近乎隐喻的 道德规训。

当然，周公时代还不可能有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认知，神界即使被 放置得比较远，也不会和王朝政治完全绝缘。比如，西周的王就被称 为“天子”，也就是天的儿子，而这是连商代甲骨文也没有的词，但 无论怎样，“天”还是过于含糊，周人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从未给“天子” 增加更具体的神性定义与功能。即便秦始皇使用“皇帝”尊号，其直 观用意也是强调自己和六国之王的不同，虽有强调王者尊贵的这一层 神性之意，但也使“帝”落入凡尘，并不比“天子”概念更神秘。

三，周公宣称，王者应当爱民、德治和勤勉，这样才会受到“天 命”青睐，长寿享国；如果王者残暴对待庶民和小人，天命就会转移 到更有德的候选君王身上，从而改朝换代。2

本质上，周公的这样一种政治-道德体系是一种“性善论”的社 会模型，回避了统治者对民众的征敛和暴力统治，认为王者的使命是 护佑和教化万民，进而把道德伦理推进到一切人群中。3商朝人对此 则是直言不讳，承认暴力的必要性。

按照周公的理论，夏商周都是根据“天命”建立和更迭的，夏朝 和商朝的多数君王，特别是开国君王，勤政爱民，得到天佑，只是因 为末代的夏桀和商纣道德沦丧，这才天命转移，改朝换代。经过周公 改造，商朝残酷的人祭行为被隐去，由此，周人之前的暴力时代也成 了和周朝同质的德治王朝。

和周公的理论相配套，周人还重新创造了一套上古圣王的历史， 尧舜禹的温情禅让从此成为华夏世界的标准版历史叙事，更早版本的 商人的“创世记”和上古史则被取代和湮没，未能流传下来。当然， 也可能有某些与周公原则不太冲突的内容被纳入了周人的历史叙事， 但这些已经不易分辨。

孔子和儒家最推崇周公，而周公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周公思 想的产生和形成，主要源于对人祭宗教的恐惧，以及消灭人祭宗教的 需要。这是后人从未堪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