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喻之二柄异边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云：“盖亦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惠洪喻本东坡《次韵吕梁仲屯田》：“空虚岂敢酬琼玉，枯朽犹能出茵芝”；山谷喻本《大智度论·如是我闻总释论第三》：“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虫食木，偶得成字。”山谷此处以“虫蚀木”为褒词，而《山谷内集》卷八《次韵冕仲考进士试卷》：“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又以为贬词，一喻之两柄也（吕居仁《东莱先生诗集》卷十一《赠益谦兄弟》：“尔来所为文，宛转虫蛀木”，亦褒词）。（582—583页）

（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第一首：“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天社注引《维摩经》：“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按是也。《次韵中玉水仙花》第二首：“淤泥解作白莲藕”，天社无注。《赣上食莲有感》：“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天社注亦引《维摩经》。盖前两诗谓花与泥即，后诗谓花与泥离；言各有当，同喻而异边之例也。（322页）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无论明喻（直接比喻）、暗喻（隐喻）皆是只取两个事物的一端（一边）或一点相似作比，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是取西施之美直接比喻；孟郊《晓鹤》：“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是取口形似月，星形类心的暗比；这两则就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又提出同喻异边和喻之二柄的说法，皆是前人所未道及者。

一、喻之二柄说。钱先生在《管锥编》论《周易正义》的《归妹》节里，对此有详细论述：“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拈示。斯多噶派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聊明吾旨，命之‘比喻之二柄’可也。”二柄者，韩非谓刑德，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亦即赏罚或褒贬的意思。如黄庭坚《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之“虫蚀木”喻，虽然句妙，却非独创，出自佛经《大智度论》的“设有好语，如虫食木”，这个“虫食木”是褒词，喻“偶得成字”，而黄庭坚学得此喻，一云“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与佛经原是褒词同义，喻“偶成文尔”；一云“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之“虫蠹木”则为贬词，同一个比喻，便有两种极端不同的意义，这就是喻之二柄。又如《管锥编》中举引两例，即王充《论衡·自纪》中的“如衡之平，如鉴之开”，与诸葛亮的《与人书》中的“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皆以秤喻人无私心，对人对事“公平允当”，属褒夸之词。而朱熹的：“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时，秤无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秤便不平了。”（《朱子语类》）与清人周亮工的：“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时为盛衰，秤者视物为低昂”（《因树屋书影》卷十），皆讥人的趋炎附势，心的不平失正，秤喻又成为贬辞。比喻的二柄，也有用来指同样的事物的，主要是写变化，例如屈原的《离骚》，先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其‘辟芷”与“秋兰”都是以好的香的草为佩；后来“兰芷变而不芳兮”，便变异其体，失去本性了；再接下去“览察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椒兰香草都已变坏，何况揭车、江离这些香草；最后在香草均已变恶之时，“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惟有自己有琼佩之美了。同是兰蕙一个比喻，在一篇文中始为香草，后变丑恶，由褒至贬，亦为喻之二柄。

二、同喻异边。即同一个比喻，可以比作多种意义，如月，可取其弯如眼、如眉、如弓，圆如面、如团、如饼，明如镜、如水、如目，等等。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有“莲花生淤泥”句，任渊注引佛经，说莲花本性喜欢淤泥，这是花与泥近；另一首《次韵中玉水仙花》有“淤泥解作白莲藕”，也是花与泥近；而《赣上食莲有感》云：“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则将莲与泥分离了。但是无论花近泥或是花离泥，都比喻得当，就是同喻异边。西方文学中同喻异边的例子不少，《谈艺录补订》中例举古希腊诗人称蜗牛为“戴屋者”，英国古小说将埃及妇女“足不出户”比作“蜗牛顶屋，不须臾离”，法、意诗人则用蜗牛讥讽比喻“墨守之自了汉”和“恋家鬼”，中国古时将蜗牛戴屋而行，看作是“曲谨庸懦之象”，如清陆世仪《五虫吟和陆鸿逵》之四《蜗以牛名》云：“引重原从利物称，如君只足戴家行”（《桴亭诗集》），“戴家”即蜗牛。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派的宗祖约翰唐善于取譬，称颂“蜗牛戴壳之无往而不自适”。皆取蜗牛作比喻，其中有褒有贬，也有无所谓褒贬的，都是同喻异边的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