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诗序》曰：“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馀《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按即Jung：psychologisohs 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乃尚有老宿，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学旬卿之法后王。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于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用。”《读书后》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东坡“闻遭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周栎园《因树屋书影》卷一皆记弇州临殁，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仓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若陈抱碧、程十髮辈，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固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

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禀性。钱先生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关系，但都关系不大。

（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衰故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