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竟陵出于公安。《列朝诗集》丁十二《谭元春传》引金陵张文寺云：“伯敬入中郎之室，而思别出奇”；袁小修《珂雪斋近集》卷三《花雪赋引》亦谓：“伯敬论诗，极推中郎。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翁覃溪《复初斋诗集》卷七十《俪笙和予白斋之作、因论白诗、兼寄玉亭协揆》：“白苏斋渐启锺谭”，则误伯修为中郎，欲与“初白庵”、“白庵”凑合耶，抑于公安、竟陵家法道听途说也。观谭友夏《合集》卷八《东坡诗选序》、《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则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小修《珂雪斋近集》卷二《答须水部日华书》、卷三《蔡不瑕诗序》、《花雪赋引》皆于乃兄几如阳明于朱子之作“晚年定论”，亦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矣。中郎甚推汤若士，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锺谭”。中郎又亟称王百穀，《诗慰》选百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夏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众”。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靳；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惑。（417—418页）

竟陵、公安，共事争锋，议论之异同，识见之高下，乃如列眉指掌。凡袁所赏浮滑肤浅之什，谭皆摈弃；袁见搬弄禅语，辄叹为超妙，谭则不为口头禅所谩，病其类偈子。盖三袁议论隽快，而矜气粗心，故规模不弘，条贯不具，难成气候。锺谭操选枋，示范树鹄，因末见本，据事说法，不疲津梁。惊四筵而复适独坐，遂能开宗立教矣。（425页）

贺子翼《诗筏》颇左袒竟陵，一则云：“《沧浪诗话》大旨不出悟字，锺谭《诗归》大旨不出厚字。二书皆足长人慧根。”即谓沧浪、竟陵冥契同功。徐电发《南州草堂集》卷十九《云门厂公响雪诗序》云：“自严沧浪以禅理论诗，有声闻、辟支之说，遂开锺谭幽僻险怪之径，谓冥心静寄，似从参悟而入。一若诗之中，真有禅者。”尤为发微之论。焦广期以渔洋比锺谭，窃疑邓孝威已隐示斯意，《尺牍新钞》二集载孝威《与孙豹人》：“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所不必言。然近日宗华亭者，流于肤殻，无一字真切；学娄上者，习为轻靡，无一字朴落。矫之者阳夺两家之帜，而阴坚竟陵之垒；其诗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也。”“华亭”、陈卧子也，“娄上”、吴梅村也，皆七子体而智过其师者也；“夺两家帜”者，岂非王阮亭耶。计子发《鱼计轩诗话》载凌缄亭《偶作》第二首亦云：“新城重代历城兴，清秀赢将牧老称（自注：时谓王阮亭为‘清秀李于鳞’，钱牧斋亟称之，何耶）。细读羼提轩里句，又疑分得竟陵镫（自注：新城有绝似锺谭者）。”然渔洋作诗，讲究声调，自负盗古人不传之秘；竟陵于此事却了无解会，故《尺牍新钞》二集卷十五雷士俊《与孙豹人》云：“大抵锺谭论说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仅见，而略于音调，甚失诗意。诗以言志，声即依之。锺谭《诗归》，譬之于人，犹瘖哑也。”则渔洋说诗堪被“蕴藉锺伯敬”之称，而作诗又可当“响亮谭友夏”之目矣。（425—426页）

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坛上的几个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反对杨士奇、杨荣、杨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饰的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更把复古拟古推向高潮，严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摹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

这里三则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时间上后于公安。钱谦益选辑《列朝诗集》，撰《谭元春传》引张文寺的话说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说锺惺论诗极推中郎，这说明锺惺的诗论是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里来的，清代文学家翁方纲也认为袁家“渐启锺谭”。再看三袁的后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坚守公安派的主张；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戏曲家汤显祖，其子季云“酷嗜锺谭”，诗亦“赫然竟陵体”；王稚登之子亦房诗，亦与谭诗难分难辨。这些例证说明竟陵诗论是从公安来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后人也不满意，所以多化于竟陵。因此，袁中道称锺惺论诗极推宏道的话：“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不尽符合上述例证的事实，应当注意后来的发展变化，已是愈来愈转向竟陵。

（二）以往论明诗，总是说公安、竟陵与七子三足鼎立，论其贡献，弊端和影响不相上下，这个说法似也不准确。因为竟陵诗论出自公安，后来超越公安，便成了与七子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谈艺录补订》），而“公安无足比数”。清邓显鹤在《岳归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诗凡三变”，“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而其中一变是七子的拟古体，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讼纷纷堪一笑，谩推王李折锺谭”（《读唐宋元明人诗》），将王世贞、李攀龙与锺惺、谭元春对举；贺贻孙《诗筏》也是将竟陵与七子相提并论，“度长诘短”，参之以公安者极少。这是就诗论说的。这些清人的言论，反映了竟陵的影响确实比公安深远。

（三）为什么公安派反对七子最为猛烈，反而没能成为七子的对手，而让位于竟陵派，这里指出有几种原因：第一，锺谭合作编选过风行一时的《古诗归》、《唐诗归》，凡是公安派欣赏的“浮滑肤浅”之作和搬弄禅语的超妙之作，锺谭一概摈弃不选，通过选诗和评诗，亮出自己的主张和识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公安派多是发议论，没有树鹄示范，后人又多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所以“规模不弘”，“难成气候”。第二，在文学观点上，清人贺贻孙极推竟陵，将其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诗论相比；在创作实践上，世称雅颂领袖的邓汉仪称“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指出其诗风的特点；晚明陈子龙、吴伟业，于七子与竟陵之中，期望能矫其偏，补其失，实则仍是未离竟陵，陈吴的诗不过是“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这也就是说竟陵诗风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与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诗坛上有一代宗匠之称，善为古文，兼工诗词，著述丰富，诗论与诗作均可“夺两家帜”，还有选本《古诗选》、《十种唐诗选》、《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等，是兼学士与文人于一身的大家。实际上，他只是“清秀李于鳞”，“响亮谭友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