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沉重的档案
一位文化教员交出日记的遭遇和影响
档案决定人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几乎没有人不被组织所掌握。只不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下每个人被组织的形式有所不同。最严格的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个人，他们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单位的。组织对单位社会中人的一个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为每个人都建立一份由组织上掌握、本人看不到的人事或干部档案。那里面或简或详地记录着每个人出生以来的每一阶段，甚至于重要时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个人的一生，档案如影相随，调动、升迁，甚至入团、入党，人生沉浮的每一步几乎都和档案里面记了些什么有关。由于每个人的历史经历不同，每个人档案的厚薄也不相同。但不论厚薄，只要里面有一项重要记录被打了劣评，记为污点，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免会被这样的记录所困扰。
下面是一封求援信，是一位被自己的档案害苦了的干部，改革开放后请求他过去单位的老领导帮助他撤销档案中污点记录。信称：
马政委：
您好！我有件事情，从1955年以后就一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虽不是右派，却比右派的情况还要糟些。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妻子儿女，使全家蒙受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不幸遭遇。
根据中央政策，右派问题解决了，而我的问题却没有解决（结论是思想认识问题）。数次写信到部队都未回复。现在我们单位主张解决，但因规定文革前的问题要由原单位解决，如原单位不存在，可由现单位处理。因此，已转请部队解决，但文去后也未回复。
您是当时处理我的问题的负责人，所以恳求您为我解决我的问题，我觉得符合党的精神。您是党的高级干部，我相信您会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具体详细请您看申诉附件。 [1]
随信所附附件的内容摘要如下：
我从1947年秋直到1955年肃反运动止，共写了几千篇日记。我的日记……我认为正确的认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后来，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如对部队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得有折扣、农民生活苦等等有看法。……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我认为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机会，在小组会上念过几篇之后，便主动交了日记，包括从蒋管区（1947年）至参军后的日记。由于改造不好，认识不够，对我党我军的个别问题有着错误的认识。当时组织上对我进行审查，我认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当时的审查，我认为也存在问题。虽然结论是认识问题，但在审查中采取了隔离，把一个革命者看成是不革命的，结论时又有断章取义，为观点找材料的现象。这在当时来说不很恰当。尤其是把结论中的材料放入档案后，不仅影响了我个人的进步，也影响了家庭，以致给个人造成了不应有的痛苦。几次政治运动，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落后”、“反动”等等。
根据现在中央精神，我希望……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不应当放进档案，要求从档案中撤出来这些材料。 [2]
写信人叫尚昊文，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参军，1956年转业。本人历史清白，建国后也都受过“戴帽”或管制之类的处分。他的不幸，仅仅在于其档案中收录了他的一部分日记，和原单位根据这些日记的内容所做的调查处理的过程材料。
这些日记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个人日记为什么要交给组织？交组织后又引起了怎样的后果？日记的哪些内容被记入了档案？除了日记外，还有什么足以毁掉尚昊文半生命运的内容被放进了档案里？这些内容又为什么影响重大？这些是下文想要说明和回答的。
问题日记
按照尚昊文的说法，他是1949年初从S市冒着生命危险跑到解放区去的。“到解放区后无论平时、战时，都没有动摇过。”虽然他在建国后对一些情况看不惯，有些失望和怀疑，但是自己对中共革命的理想诉求从来没有怀疑过。因此，自己一方面在日记中表达了内心的疑惑和不满，另一方面也渴望得到组织上的帮助，解决自己思想上的困惑和问题。这也是他始终坚持几千篇日记中“既有正确的认识，也有错误的认识，但我认为正确的认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原因。 [3]
但是，在尚昊文的档案中，我们没有可能看到尚昊文那几千篇日记。读档人所能看到的，只有两部分日记：一部分是“肃反”运动期间他所在部队摘录出来为尚昊文问题定性的十四篇日记的片断；一部分是当年运动中斗争小组因准备向尚昊文展开斗争抄录下来，没有列入十四篇的另几篇日记。在尚昊文从1947年到1955年所写的几千篇日记中，这个数量连1%都不到。而且，被收入档案中的全都是当年被组织上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日记，连一篇尚昊文所说的“正确的认识”的日记都没有留下。
那么，被装入档案的日记主要存在什么问题呢？现摘录主要内容如下：
1950年1月27日
……企图把白变成黑的，把联合政府变为一党专政，将人民大众活动范围缩为某一集团的活动范围，在美其名上说一套我的政策，公开的不排外，实际上是你不参加我的组织，就是不进步，就把你视为群众；你在政治上应享三分权利，只给你一分，这难道是实际行动吗？骨成山、血成河的胜利果实，难道只供你某一集团去玩味吗？
如果脑筋稍为灵活一点的人们，一定清楚这不是应该的……
1950年1月28日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很合理的、很坦白的指出了中国人民过去的病灾……被他领导的先生们，就应当义不容辞地去执行现实，就应当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为什么他们一发现别人有发挥个人的个性的时候（不是反人民的个性），就恫吓呢？为什么他们以各种制造的借口排斥别人，甚至用好听的话句塞住别人呢？难道这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我觉得新社会的人，应当有新的思想，所谓大公无私、替天行道，那样才是完满的。
1950年1月30日
虽然（农民）在这次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一个同盟者位置，由十八层地狱高升了一层，这仅仅表明了农民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民主基础。因毛先生这样说过：“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农民是中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万万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他的这一番痛切的言词正是有良心的说出了农人的伟大与作用，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要深深的感谢他。……这个总结是合理的，农民现在及将来都是必须要走这个路，单独的创出自己一部光辉的历史，这个目的是农民现在及将来的努力方向，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夺取回来，把劳动创造世界的呼喊变成自己的行动。这就是农民在改变宇宙，并所谓农民宇宙观。
1950年2月5日
……列宁是深知农民问题的人，不待说，农民就是列宁最可靠的一支力量。如果列宁事前没有握着农民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问题，他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可是苏联一般曲解农民问题的先生们偏偏转移目标，离开这个基础，轻视农民问题，并且不相信农民运动含有革命意义。
1954年1月5日
……古时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而得，而现在的干部是专门学校培养；不过古时的宰相可随便随时更换，可现在的总理是一辈的官衔，决不让有才德的农夫去做总理，决不能让有才能的兵卒去任总司令。这倒不如古朝了。
1954年3月20日
我到沈阳车站票房去购票，那里睡着一大群破衣烂衫的人们，个个脸上像涂了一层黑灰。×××前呼后拥，有吃有穿，而他们躺在冷风飕飕的泥地上，多悲惨啊！
1954年10月27日
人为什么报复性那样强，比如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那一天能去掉杀人呢？照我想，那天总会来到……。反对杀人，谁要是违背了，谁就是人类的公敌，是自己的耻辱。
1954年12月25日
人民特别是农民，从他们生存那天起就充满了希望，直到今天还没有满足，反而被人用去当了利用的资本。李闯王那时是被一座紫禁城、牛金星、刘宗敏之流把他和人民隔开了，特别是和农民隔开了。农民寄予他们的希望从此化为灰了。今天，他们的希望是谁夺去了呢？是狭隘的群众路线，即组织观念。不敢面对现实，外表稳定，内部动荡等错乱的现实，把他们隔开了，因此农民的希望又化为灰了。
据郑光荣的哥哥说：“他们七口人打了十石粮，收购三石多，还剩下两（应为六）石多，怎么能够吃呢？现在吃糠咽菜，有的还杀牲畜，这是东北的情况，别的地方我想更不如东北了。因东北是老解放区，物产丰富。同胞们，我们被现实隔绝了。这就是农民的耕者所得。”
1955年1月4日
照我看来，他们忠心耿耿，终年累月埋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态度：对上级不无故的奉承、讨欢心。当服者无条件服；不当服者加以反驳，提出参考。他们对下级不以权威压榨；他们对上级不吹嘘、夸大自己的功劳。可是这样的人，他们像蚯蚓一样地在地下爬行。这还不说，反而有些讨论不到的上级说，他们什么条件不好，什么有问题，无德无才，虽不能说秦桧对岳飞，却也有点近似。当然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会拍、会吹、会表面化，伪装进步，他们一天一天得志了。
1955年3月4日
……啊！当初啊！当初啊！何等的狂热，何等的肯牺牲自己，可惜如今的事实，辜负了我的幻想，如今的遭遇让我回到了苦恼的过去。如今的人让我失望！如今啊，如今，可怜的如今，我悲伤，我苦苦思量，悔当初太天真，悔当初不应摇旗呐喊，悔当初不该学邹容，悔当初热血太沸腾。既要过艰苦生活，既要与人民共甘苦，为何不去种地，为何参加到军队里来？昊文，你为什么流泪？你为什么如此的无力？你是知识分子，一钱不值的臭人，参加革命是来投革命之机，想光宗耀祖，你是来找出路的。臭人、饭桶！人家应当轻视你、侮蔑你、诽谤你，不把你当成人，你过去尝过的辛酸，现在要你加倍的尝尝。你过去见过的白眼，现在要你再见。你在人家的旁边，要另眼相待，什么事情也避你，怕你有问题，开会不让你去，割肉给骨头，住房给坏的，发东西要挑孬的，应发的也不爱发，好像你不应得，津贴总嫌你领的多，要勒索一二个。昊文你知道吗，寄人篱下，就得听人家宰割，你那里有自主权？一说，人家就要考察你的行动；一动，人家就要研究你的思想。不是的你也得承认，再不你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为人之道，志气不可失；为人之美，良心不可违；为人之昌，人民疾苦不可忘。你们不是满清王朝，可以凭私怨杀人，随便扣帽子可以杀人。你们是生活在1955年的时代，要讲公理，要有正义。同时事实证明胜利的是公理、正义，失败的是反人民的残暴者。
1955年3月9日
你们的命运啊！多少时候能属于自己。你们的心情啊！那一天能像万里晴空，你们的苦能倾心尽吐，我的农民啊！ [4]
相信在过去那个时代，无论哪级组织想要重用尚昊文的话，看了档案中的这十几篇日记，也都会被吓得缩回去了。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尚昊文自己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被装入档案的问题日记其实主要只是1950年初和1954年到1955年初这两部分的日记。这说明尚昊文1950年以前的日记和1950年初以后到1953年底的日记，至少当年没有被组织发现有太过严重的问题。另外，从组织上摘出供批判和定性用的这十几篇日记，也可以看出，尚昊文的思想变动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建国后，特别是进入1950年初的一段时间；一个是1953年底以后，亦即政府对农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只是这后一段思想问题发酵的时间较长，从1954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了1955年交出日记前。
当然，不论怎么解释，尚昊文这十几篇日记的内容确实无法让那个时代的组织所接受。他在日记透露出来的不满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制度层面上，他对不平等、不民主的政治现实很难接受。像1950年1月27、28日，1954年1月5日、3月20日、10月27日等几篇日记，作者的观念颇有点像延安时期那个看不惯根据地内不平等现象的王实味。二是政策层面上的，他对农民的偏爱使他对建国后农民的命运深感不安。像1950年1月30日、2月5日，1954年3月20日、12月25日，1955年3月9日等几篇日记，很清楚地反映出作者对革命后农民的地位，特别是实际生活状况，表现出了相当的不满和忧虑。三是个人境遇方面的，他对所在单位的环境和知识分子政策很不满。像1955年1月4日和3月4日两篇，这方面的情绪就表露得再鲜明不过了。
揭批材料
除问题日记的摘录外，被装入档案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是运动中各种揭发批判材料。为了解揭批材料的形成过程，我们有必要先简要了解一下尚昊文的历史和他被组织揭批的原因。
尚昊文出生于1930年，1948年9月考入大学，读了一学年即跑去解放区。1949年7月考入军政大学，10月参加了南下工作团，1950年3月到部队做文化教员。其后，他虽然在具体职务上有些变动，却始终停留在副排级，既没能入党，也没得到晋升。到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已在基层连队工作了五六年，还是文化教员，当初一同入伍的同事许多已经升为正连级，甚至副营级，远在他之上好几级了。
尚昊文一直得不到提升，主要因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关。他家三口人，1949年前有地二十五亩，并有糟坊一个，毛驴一头，茅屋六间。虽然家产不丰，父亲又教书、又做生意，还兼做阴阳先生，并非不劳动，但因家里雇有长工种田，建国后土改先是被划为富裕中农，过一年多后又改划成为小地主兼工商业。如果仅仅是地主兼工商业，尚昊文的问题可能还不大，麻烦的是家乡土改运动开始后不久，父亲被拉去斗争，看押在农会时，不知怎么竟死在了农会里（有人说系上吊自尽，家里人认为是有病惊吓而死）。尚昊文最初弄不清原因，填表时只能含糊地说：“家庭出身是地主，父亲在52年土改时病故。”但在当年，凡涉及一个干部入党或提干时，相关政审部门对其家属中有人“被镇压”，都高度敏感。尚昊文说不清，反而成了麻烦。一到政审或审干时，相关部门就会提出：其父“是否被斗而死”？ [5]
另一个原因则与尚昊文自身的政治表现有关。一般情况下，在当年能够在日记里频频把自己的疑惑，甚至是反感、批评直率地写出来的人，日常生活中往往也是那种容易流露不满和爱说“怪话”的人。尚昊文正好具有这样一种习惯，我行我素，好发议论，不喜欢看人脸色和讨厌溜须拍马的个性。而这种性格的人，在纪律严格、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基层部队中难免会有点异类。特别是随着他在基层部队待的时间太长，入党和晋升问题始终解决不了，牢骚抱怨越来越多之后，他就更难被单位组织信任了。
1955年初，“审干”运动进行中，他就已经被单位相关部门注意上了。他被列入需要重要外调的人员名单的主要原因是：“该员请假回家后的表现”。
“该员请假回家”，指的是1954年春尚昊文回家探亲一事。“回家后的表现”，指的是他回来后向不少人抱怨家乡遭灾，政府不救济，农民饥饿难耐，母亲生活很苦，并到处找人想卖掉自己的手表，说是“家里饿得没有办法，卖几个钱给家寄去”。他的这种言行，据说已经影响到几个家里困难的战士，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消极了。 [6]
由档案中组织外调方案等文件可知，相关部门正是因此对他及其家庭的历史，包括对他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怀疑。相关部门想要通过外调弄清楚的问题是：（1）“据本人反映一向倾向共产党，此情况是否确实，谁可证实？”（2）“入伍动机是什么，怎样投考我军政大学的？”（3）“家庭被斗是否有不满情绪，都说了些什么，和谁说的？”（4）“其父被斗死，本人回家表现如何，和母亲谈过什么？”（5）“对我党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有否不满情绪？”等。 [7]
没想到，审干运动在尚昊文所在部队刚开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就爆发了。紧接着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展开，“审干肃反”被合二而一，运动性质却因此完全改变了。
“审干”的目的主要是弄清每个干部的历史和来历，以便弄清每个干部的政治面目，“清除混入党政机关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堕落分子”，并为干部的任用提拔提供可靠资料。其审查方法，主要是背对背的调查取证；除必要时，一般不开展群众性的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 [8]
“肃反”也审查，却是背对背的群众检举、揭发和组织上的内查外调，再加上面对面的批判斗争。中共中央“肃反”指示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和“大张旗鼓”，以便找到各种蛛丝马迹，挖出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9]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单位“肃反”必须经历三个步骤：
（1）学习讨论动员阶段。即要组织单位所有成员反复阅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中的“序言”“按语”“社论”，同时进行大会讨论和小组座谈，具体联系本单位实际，分析说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怎样钻进自己的部门，散布了哪些右倾思想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对党不满等等的思想言论。
（2）检举坦白阶段。即当讨论深入后，要开群众大会，首长报告，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并交待政策：“坦白从宽，隐瞒从严；自己不坦白，别人会检举，坦白了比不坦白好；知道反革命分子不检举，就是包庇反革命，将来查出来，党员要开除党籍，自己还要受牵连，对反革命分子检举了比不检举好。”
（3）审查清理阶段。即“肃反”领导部门接到各种坦白和检举材料后，按问题性质和情节轻重分类排队，进行具体的审查、甄别工作，即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区别好人、坏人，同时在反革命分子中划出首要、骨干和一般，以及可改造与不悔改者，分别轻重予以处理。 [10]
以尚昊文家庭出身地主、父亲意外死亡，包括1954年以来抱怨现实和“怪话”较多的情况，他是到不了成为单位中“肃反”对象的地步的。但基层部队原本各方面审查控制就很严格，要按中央要求找出5%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1] ，十分不易。再加上中央特别强调要通过发动思想斗争来认识和发现敌人，因此，尚昊文1954年以来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问题，从一开始就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依照上级指示，尚昊文所在部队先是大张旗鼓地组织了文件阅读与学习讨论。在对本单位中右倾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党不满等思想言论的联系、揭发、批判中，人们很快把尚昊文的问题端了出来。随着进入到检举揭发坦白交待动员阶段，各级首长关于“坦白从宽，隐瞒从严”，“知道反革命分子不坦白，就是包庇反革命”的反复政策宣讲，更进一步促使不少熟悉尚昊文的干部战士站出来揭发检举他的问题与表现，也迫使在学习阶段初期还有些不以为然的尚昊文不能不开始紧张起来了。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日记中的一些内容比大家揭发检举出来的问题严重得多，导致他一度非常困扰。因为在部队集体生活的环境下，特别是那种人人努力揭发检举坏人坏事的情况下，自己日记中那些问题言论想要完全瞒住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万一被人发现，检举出来，处理势必要“从严”。但是真要坦白，交出日记，联系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披露出来的那些通信内容，自己有些话讲得可能更重，后果如何也不堪设想。 [12]
在坦白也不是、不坦白也不是的反复思想斗争下，尚昊文最后还是选择了主动坦白。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日记主要部分思想认识都是正确的，写得太过的只是极少数，它们只是反映了自己存在一些思想问题，需要得到组织和同志的帮助。交出日记，正是向组织和同志们求助的一种表现。据此，他选择的办法是，在一次联系个人问题的小组会上，公开念了几篇反映自己内心想要积极上进，并且思想正确的日记，同时说明自己思想上也存在一些阴暗面，故想要乘此机会交出日记，把问题交待清楚，请组织和同志们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端正思想。 [13]
有关对尚昊文的揭批材料，主要集中在1955年8、9两月。这部分材料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干部战士的检举材料，一部分是小组会的会议记录。
检举材料中基本上都是对尚昊文自1953年以来错误言论的揭发。
如有人揭发尚探亲回来后抱怨说：“过去在旧社会的时候，我们家乡再穷的农民都有吃有穿，每年能杀一口猪或两口猪。可是现在，我们家乡特别苦，有的吃不上穿不上。”有人问他农民收的粮食去哪儿啦，他答复说：“你收多少，还够交的呀！”
有人揭发尚在军直首届青年团代表大会上批评说，现在组织“好像在大海中飘着一个用木头刻成的人一样，飘在水面上，脖子露在水面上，不能下去”。
有人揭发尚身为团支部副书记，对年轻战士申请入团持冷淡态度，答以“入不入团没啥，一样进步”。他并且对年轻人上党课也持同样态度，说：“上不上没关系，都一样。是不是党团员都一样吃饭。”说：“我要做一个民主人士，你看郭沫若不也是民主人士吗？但是他同样有名望。”
有人揭发尚在上课讲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时，解释总路线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就是“我们先用各种税来抽他们，税一多啦，他们就讲怪话，借这个机会，就把他们都没收了”。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时却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还不知道到个什么社会呢！”
有人揭发尚在“肃反”运动开始前夕还在抱怨，说：“知识分子在部队是没有出息的，上级也不会相信你。他妈的，我过去如果知道有今天，也不会念书，我要是个大老粗，今天也不会像这样。”“我们就是缺少两个字——党员。要不我们也早改行啦！” [14]
就连尚的女友也给部队来信，反映他1954年以来就表现出因为和教导员搞不好关系，工作不安心，并且思想非常落后的情况。因为对尚的不少看法不同意，当时她曾经一度断绝过和他的关系。她在信中坚定地表示：“虽然我和他是恋爱的关系，但是我已经在单位、在党团的教育培养下，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要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的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即使是自己的爱人，也会丝毫不留情面的来揭露他、检举他。”“现在我没将他当成同志，而是敌人。对敌人我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他还有好多非常落后的信，若组织需要的话，我可以寄去作参考。” [15]
小组会的会议记录主要记录的，也是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尚昊文的“交待”，一部分是与会者的质问和批判。
尚昊文主要讲了自己的思想由来和思想问题。他介绍说自己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当时大致上形成了三种基本观点：一是孔子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二是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三是中间立场。基本倾向是进步的，但看到城市万象，也产生了想要往上爬的思想。参加革命后，这种思想还很强烈，也因此很失落。直到1954年，算是不想了，但因此“又产生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想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观点，心想当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也是一样干，郭沫若不也是一样革命吗”？他承认自己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包括极端民主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总觉得“你比我强，我比你还强”，“除了工作关系外，从不找上级；同级是，你找我，我理你，否则我不理你”。说：“我看过王安石的小传。他是个贫民，一下子就当了丞相，我自己呢？十年还当不上团级干部，羡慕他的生活。” [16]
他同时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上大学、参加革命和参军时，都是追求进步的。说参加革命前即读过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毛泽东自传、《新民主主义论》等，在学校时就开始向往共产党。胡风事件发生后，他还写过批评路翎的文章，只是没有刊登。 [17]
与会者的质问和批评都是预先组织好的。提问着重在个人历史、家庭情况，父亲怎么死的，父亲死后的思想活动与认识，以及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根源是什么等问题上。会议从1955年8月中旬开始，中间因尚昊文交出日记，停顿了近一周时间外，从8月30日以后几乎每天开会，一直开到9月7日。之后组成“斗争小组”深入研究尚的日记，小组揭批，变成了斗争会，又断断续续开了三四天。
尚昊文最初解释父亲的死，说：“一个是有病，另外怕斗争，已斗了一回，枪毙了三个人……吓的。”但他讲，自己对父亲过去没有感情，因为小时候父亲太严厉，总打骂。上大学后，父亲的态度才变了，很支持他，六十岁了还每日操劳和做生意，好帮助他学费。参军后，父亲步行五百余里到驻地去看他，想要他赶快回家娶媳妇，最后走时还哭了，他这时才意识到父亲对自己的好，对父亲的感情才好了。知道父亲死讯后，他说：“自己想，过去读书是他供的，没有他就没有我，因此同情他。” [18]
对家里的土地被分，他表示不在乎：“因为有些人没有土地，应该有土地。”他开始不理解的是，自己家原来“划的是富裕中农，为什么一下子就划为小地主了”？但他更难接受的是母亲的遭遇。父亲死后，农会把母亲弄去批斗，他觉得不应该。理由是，母亲是贫农出身，所有东西都没收掉，母亲身体差，没人照顾，差点就寻了短。这让他很痛苦：“她家过去是贫农啊！”“她没参加什么罪恶活动呀！”“为什么受这样的苦呢！”他说，1954年回去的时候，看到生活上她没有办法解决，自己也帮不上，很难过，只能安慰她说：“我将来有条件可把你接出去。” [19]
对于日记中的种种问题，他和与会者之间有很多交锋。他承认自己过去的思想是“反动思想”，但在具体交待中对自己日记中的一些想法还有坚持。
比如，对农民生活苦的问题，他就承认，一直到现在还没能改变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即认为组织上不了解基层情况，“只靠汇报，而不去了解实际情况，中央和农民隔绝了”。像统购统销就不该搞，弄得农民吃饭穿衣都困难，农民理应对自己的劳动所得有支配权。他表示，自己从来不反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我是赞成的，可是怀疑（共产党）是否抛开了农民”，“对革命是否为人民在思想有怀疑”。否则为什么建国后只重视建设城市，不重视建设农村？当然，他也说：“如真的（帮农民），我可以扭转这看法的。” [20]
谈到共产主义革命，他强调：“我知道共产事业是一定会达到的”，“我在思想上想实现共产主义，但不愿意参加流血斗争，愿意说理斗争”。说自己是人道主义者，“杀人在思想上不好接受”。他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都应当以平等的人看待，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有错误应该帮助，“不应该杀”。包括“镇反”运动，他同意，“老百姓说应该杀的，可以杀，否则应该用教育改造的方式，而不应杀掉”。 [21]
谈到消极思想，他承认工作不安心，有个人主义，喜欢和别人比，说有一次上级下达级别任命，没有自己，就觉得很难看。再加上上级说过文化教员这个岗位要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心里也担心，“认为自己的年龄逐渐大了，没有一个固定工作，将来前途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曾向上级写过信，发些牢骚”，但也没解决问题。但他同时也强调说，这种消极心理，也跟当年进步的思想包袱有关。因为自己总认为过去比很多人进步，参加过闹学潮，看过进步书籍，因此对现在的情况在思想上很难接受。 [22]
1955年9月3日晚，小组举行揭批尚昊文的情况汇报，上级领导参加并主持。会议认为一周来的进展“达到了原来预计的目的，（尚）承认自己过去是仇视诬蔑党的”，“群众已很显明的看出尚的本质，激发起了群众仇恨的心理”。但是，会议也认为，尚昊文的狂妄态度还“没有完全打下去”，其“真面目还没有全部揭开”。×政委当场“指示”称：“总起来说，尚的思想是反动的，不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人，因狭隘而产生的思想；他是地主出身，他不是真的同情农民，其实质是（1）破坏社会主义建设；（2）破坏团的组织；（3）歪曲破坏党的政策；（4）挑拨关系破坏团结。”×政委要求要把事实一项一项弄清楚，再查清其政治动机和背景。 [23]
9月5、6、9、10日，小组围绕着尚昊文此前的交待和解释，逐项细究落实每一问题的事实究竟，连尚昊文晚上说梦话骂人和给妻子在信里抱怨了些什么，都逼问出来了。会议最后甚至硬是让尚昊文承认了自己过去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对党的“不拥护”：如不拥护流血的革命阶级斗争方针，不拥护党提出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不拥护高高在上的小集团的权贵统治，不拥护脱离实际的群众路线亦即官僚主义，不拥护言论不自由的制度，不拥护先城市后农村的建设政策，不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等等。 [24]
9月12日，根据上级指示成立的斗争小组基本完成了对尚昊文日记问题的归纳整理，具体认定了日记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严重问题：（1）污蔑党及领袖为权贵和新的统治者；（2）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主张领导权归农民；（3）歪曲党的政策，宣扬极端民主思想；（4）反对统购统销，散布不满空气；（5）对现实不满导致极端悲观绝望的情绪；（6）破坏领导威信，挑拨上下级关系，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等等。 [25]
13日上午，斗争小组的质问已经转到尚昊文的思想动机和历史根源上来了，且主要纠缠在要尚昊文承认自己主要是因为同情地主父亲之死，才会如此仇恨党和党的政策的。以下是记录原文的摘录：
尚昊文：近来思想最厉害的问题，是“怕处理”：复员、劳改、管制。回家怎么办？弄到劳改、管制几年。昨天叫我写材料，怕即进行处理。
星期六（10日）时说我的问题未交待完，我只知道我还有两个问题可谈……别的我没什么讲的了。
至于说我说梦话，敌视组织，我思想并未有如此考虑。感觉领导和大家一再帮助我，为什么呢？材料已经掌握了，不谈要加重处分，但我思想上确无敌视态度。所谓经常做梦骂人，过去亦然，但不知骂谁。
过去较短时间同情父亲，但比较一下，过去感情不好，四八、四九年时才较好，因他多给钱，不叫我小名，不打骂了。我参军时他到驻地看我流泪，使我感动，但感情不深。
四九年参军，动机：（一）革命；（二）当官。父亲五二年死，半年后家中才来信，去年回家才问知，参军时父亲未死，并无报仇动机。……
根据自己的思想情况，自己应该同情父亲，但实际并没有，我只是同情农民，对父亲根本没什么感情。
问：你曾说过父亲被斗死，比枪毙好。这是同情，还是不同情？
答：他年老，不能劳动，死了也好，我没意见。这与同情没关系。
问：你说父亲老不能劳动，不如死了好，你这是怕你父亲劳动，是不是同情你父亲呢？
答：照这样来分析，是这样。
问：说你父亲老了该死了，死比活受罪好，比枪毙好，这是否还是同情？
答：观点上是同情。……
提问者念尚昊文的日记：……
“爹呀，慈爱的爹啊，从今又失去了一个亲人！……”这对父亲是同情还是不同情？
……（沉默不语）。
下午尚昊文交待和父亲的关系和感情：
父亲曾来信诉说酒房停业的事，当时回信劝说，无酒房我们生活亦可维持，也避免糟蹋粮食，政府禁止是应该的。共产党讲理，问题慢慢可以解决的。当时并无不满情绪，亦未影响工作。
对父亲的死，接家信后，觉得父亲无血债，亦不知其有罪恶，觉得不应被斗死。父亲罪恶回家才知道……剥削、帮人打官司、游手好闲。
在驻地时，父亲步行五百余里来看我，觉得父亲怎么对我这样好。当时扯家常，我告诉他参军的情况，他想要叫我回家结婚。父亲来看我，使我很感动，感觉到父爱子心切，过去打骂，全是为我好。
父亲死时，心里觉得父亲白养我了一场，没享我一天福。另外也觉得父亲无罪恶，是被屈死了。后来回家时，母亲哭诉，因旁人多，怕说了传出去，故制止了她，说比枪毙强，不要说了。母亲要我给父亲烧香，我说烧香不行，走走可以，后来和哥哥去看了他一趟。当时心想，没想到驻地一别，就见不着面了。你也空养我一场，连水也没给他倒过一杯，没有尽点孝。
参军后受过几年革命教育，但还有同情父亲的思想，也怕人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怕分析根源，说我坚决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不敢交待，怕交待后给我扣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父亲有罪恶，同情他加重自己的罪。因此，大家越追，我越怕。
对父亲同情就是那样了，无新问题，归队后亦未敢向人谈，同情母亲方面向人谈过。昨天我怕法办，现在同情父亲方面已谈完了。大家不相信，要法办，就法办。做梦问题并无为父报仇思想。 [26]
交待材料
尚昊文档案中交待材料很多，在会议记录中相当部分其实也是交待材料，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在揭批和斗争会后提交的几次书面交待材料，以及专门小组对其交待所做的归纳和结论。
由上述所引13日上午的会议记录可知，尚昊文被要求开始写书面交待材料的时间应该是9月12日。第一次被要求写书面交待材料，也意味着他的问题应该要进入到处理阶段了。目前所见尚昊文三次书面交待材料，正式成文的时间，大约应该在9月底10月初。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具体交待了家庭历史和个人历史。在谈到父亲的职业及“罪恶”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父亲的职业，主要是教书，做生意，次作阴阳。他的罪恶，据我所知，帮人打过二次‘官司’。一次是与姨父同事，胜了；一次是为×××工厂，未胜。剥削是酒掺水、大斗进小斗出。他干过类似今天文书样的工作（伪地方政府）。”
对于自己参军后的思想问题，他写道：“参加到部队，开始对我们的一切新事物是充满了热爱，但是对革命的具体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及一些具体方法（政策）、阶级斗争、谁领导革命，是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是歪曲的。因而我未参加革命先中了一些空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毒，即认为革命成功后马上一切都是‘天下为公’，消灭了阶级、人人平等。因为有这样一个思想基础，就是把革命实际情况用幻想代替了，把革命的现实歪曲的理解了。因此，在革命实际问题上自己有了相反的认识。比如工农联盟，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自己错误的认为农民被领导是不平等、不公平的，认为农民在历史上比工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农民不应当被领导，应当去领导工人。即便是不领导工人，也应互相平等，即谁也不领导谁。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自己到处找革命领袖的著作读，读到关于领袖对农民的评价时，自己就认为革命领袖也承认农民在革命中是领导地位。因此当时想，革命领袖承认农民是领导地位，为什么底下人不执行呢？”这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在整党运动学习时，读了革命领袖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问题的论述，明白了农民和工人落后和先进的区别所在，因此已经得到了纠正。
对于不满农民生活状况的思想问题，他也做了检讨，称：这两年“看到农民生活苦就同情，自己总自问为什么苦呢？并错误的认为农民一年辛勤劳苦得来的果实，应当自由支配，结果没有自由支配，被国家套过去了，当作了资本，因而也就错误的以为，我们革命是不是抛弃了农民，开始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怀疑。自己又想，农村这种情况，国家为什么不了解呢？应当了解的，而又为什么没了解呢？因为没有下来了解实际情况，光靠各级组织向上反映情况了。我那时认为，各级组织反映情况不见得真实，因为它反映时经过了研究、分析，不是原始材料，所以也就认为因为这种关系把中央与乡村隔开了”。他后来承认，“这是一种反人民、不相信组织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他自问自答道：“难道我们的各级组织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执行党的政策的吗？绝对是的。我们的各级组织正是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它一点也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府和组织。这是观点上和立场上的错误。”
但对于小组会上大家一再逼问他的因父亲被斗致死产生的阶级报复的情绪，他矢口否认。他写道：“土改后我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反映，没有也无法写。组织上可将我与家里通讯要来了解。父亲死后，我曾不正确的想过：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他我也读不成书。其次，我感到读大学后他对我还不错，参军后又去看了我一次，所以这时在思想上有些留恋。可是又一想，他肩不担，手不提，钱是从那儿来的？还不是剥削！表面上是他供我读书，实际上是人家（劳动人民）供我读书，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再说他到了死的时候（年老）了，也值不得留恋。这样一来，也就不留恋了。不过，我对待母亲，确实同情。这是阶级上的错误，正说明我阶级觉悟不高。为什么会产生同情？因为没有从她剥削行为去认识，仅从她娘家的出身，在家对我的好处，就是说用母子关系代替了阶级立场。这是我应当改正的。” [27]
尚昊文的第二次书面交待材料，主要是给自己的思想问题上纲上线。说共产党的敌人有两种，一种是公开被打倒的敌人，一种虽然在行动上没有敌对的行为，而思想却是反动的。他们拼命地对我们的新事物加以顽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好像只有他才是。他说：“我就是这后一种反动范畴类的，实质就是反动，目的就是破坏革命。”
为什么呢？他分析自己对流血斗争的看法称：“我认为人都应当把人当人看待，人人平等、自由，谁也不压迫谁。生在一个国家的人就等于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凡属于国家内部问题（蒋贼王朝除外）都用说理解决，互不动武；对敌人也不杀……”他说，现在我认识到：“不是我们不把人当人看待，不是我们犯了什么杀人病，而是敌人要杀人，像过去我们的同志，敌人杀的难道数得过来吗？……敌人不把我们当人看待，可以随便辱杀我们，我们就不应当杀死过去那些幕后人和刽子手吗？……世界上只要阶级一天不消灭，阶级斗争就会持续存在；阶级斗争存在，必然就会是流血斗争，因为不流血阶级是消灭不了的。我否认流血斗争，就是否认阶级斗争。什么人才否认阶级斗争呢？不承认有阶级存在的，只有资产阶级和蒋贼王朝。我的这种荒谬的主张，正好站在资产阶级及蒋贼王朝方面在讲话。”“这是为敌人创造反革命的条件，就是要永远保存剥削，就是反对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
他进而也对自己同情农民生活的立场进行了解剖。他说：“在我看来，同是一个人，为什么生在乡村赶不上生在城市里的人的生活，原因是乡村没有像城市那样（学生时代及现在我均有此想法）。所以我主张要把乡村建设得跟城市一模一样，城市有什么，乡村就有什么。目前我看到建设的大半是城市，而没有建设乡村，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产生了对党的不满。特别是去年回来及营建中见到了乡村人民的实际生活，就更加加强了这种反动思想的程度，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极不应有的歪曲，反以为党没有照顾农民，抛弃了农民，以为农民‘受骗’了。比如粮食的统购统销，我就说是农民的劳动果实应当自由支配，即用在建设乡村上。一统购统销，农民即失去了自由支配的权利。棉布的统购统销，我又认为穿衣服也受限制了。显而易见，土改后农民的新生活我没去发现，而不及城市这方面我却发现了。这说明什么呢？正像敌人不提我们政权的优越，却在我们工作上夸大我们的个别的缺点一样，我的这种态度，正是敌人所采取的态度，正是对我们的事业一种阴毒的挑衅。一个出身于地主恶霸家庭的我，怎么能有同情农民生活的思想呢？这不明明是在美其名而实质可能是同情已被打倒的地主家庭生活吗？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据此，他又进一步检讨了自己对“地主恶霸家庭”的“同情”问题。他写道：“父亲被斗死后，家里来了信。当时接到这封信，我产生了两种想法：（1）父亲据我了解，没有血债，也没打人、骂人，照理不应该斗。在我看来，凡是被斗的地主，必然是有血债的。因此，我当时想，农村里是怎样个斗法？（此问题去年回家搞清了）（2）我们过去感情不甚好，但我与他（指父亲）比，他对我比我对他好。再怎么的，他养了我一场，供我读了书，他在时，我一点孝心没尽到，像有些对不起他。因以上两点，我认为他死的有点屈。去年回家后到他墓上去，产生了两种想法：（1）想不到1949年一见，以后就见不着了。他真想不开，事情不大，何必吓死。不然，我们不是可以见面谈谈吗？（2）我对他物资上、精神上都没有尽我的责任，即‘孝顺’他一番。除此，我母亲在直到他死时，我怕因她的言语引起我的同情，故说：‘说它干吗？总比枪打死要好吧！’这是我对父亲的同情。对母亲的同情更为露骨与严重。在未回家以前，我还不怎的，回家后就不同了。看到她的生活遭遇时，马上就想使她摆脱。同时那时的着眼点，主要认为她娘家出身好，在家对我好，我应当报恩。因此，当时给了她一番安慰，说将来够了条件，把她接来养活。在不能接时，我每月给寄点钱。她听了这番话非常舒服。”
他解剖自己的思想说：“一个人既然同情恶霸地主家庭，当然就不会对穷苦人有同情。为什么不自问一下，像这样的‘父亲’有什么值得同情的？那千百万穷苦人，他们过去在地主恶霸的皮鞭下、刀枪下送掉了自己的性命，难道那千百万人就不值一命，为什么对他们的死不同情，偏对自己的地主恶霸父亲要同情，这又说明了什么？很显然，自己剥削思想仍然存在，地主阶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封建道德仍然存在。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父亲的罪恶？很显然，是在掩盖这种滔天罪行，好为自己的同情找个借口。什么人才认为他死的屈？地主家里的人，如我。这且不说，对地主婆子，不从她从事的剥削行为加以清算，反而夸大她过去的出身，以此为她的生活设法，难道过去过了好生活，现在从事劳动生产不应当吗？过去她剥削了人，如今不能剥削了，要自己劳动，难道这叫生活遭遇吗？只有地主阶级的人才这样诬蔑，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自己是道地的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
上纲上线至如此，自然要深挖思想根源。他认为自己一系列反动思想的根源主要在两方面。一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的教育，被灌输了一套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因而在观点上、行动上有了可能造成错误的基础，有了可能走上反动道路的条件”。他为此追溯到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说“我读了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认为他的主张非常正确，人应当生来就平等、自由、有权利，不应当有人压迫人、人杀人的现象。因此，在那时，我就认为这是我追求的理想，把这种理想一直保存到现在”。并且说自己“孔子的毒也中得不浅。他的‘天下为公’、‘学而优则仕’，在我脑子里装得是很牢固的，把他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解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我那时认为革命一成功，就该一切‘天下为公’了，即共产主义社会了。‘学而优则仕’，我从心眼里是同意的，认为当官就得读书人当，因为读书懂的道理多，当官也就合理。所以我总希望参加革命后能混到一官半职。由于有这样一种幻想，一旦到实际与幻想不一致，就产生失望”。
他认为自己另一个反动思想根源是“反动地主阶级”：“最鲜明的例证就是我同情父亲的被斗，母亲被斗后的生活。关于建设乡村、同情农民生活、关于工农联盟的问题，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而提出的，是值得怀疑的。难道这些是为革命不成？显然不是。既然不是，这就说明是为地主阶级服务而提出的，因为它的实质不是巩固革命，而是破坏革命，挑拨工农联盟，企图使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体，而建设乡村又是抵制党对农民的领导，这是一方面。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怎么会有为人民着想的作法，假定说有为人民着想的作法，又为什么对党不满？这就充分表明了自己立场的反动。这是另一方面。故我想，像我这样的反动思想，应当看成是阶级出身所决定的，才是正确的。因为这些反动思想的本身，就反映了它的反动本质。”
光分析思想、挖根源还不够，思想反动、言论反动，还要讲出自己“反动”的目的和动机来。对此，他的分析是，自己既不满于旧社会，又不满意新社会，因而就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现在还没有产生更先进的理论指导社会、改良社会”，“于是我就想作这一阴险的反动工作”。说“我的具体计划是这样：拿出十年至廿年，写成农民革命失败及胜利的原因一本书。写成后就可以得到大批稿费，有了这批稿费，我可以连中学教员都不当了，单纯的找个地方搞学术研究工作，设个小图书馆，与外界彻底隔绝”。
他想创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写道：“在我看来，目前进步的哲学是马列主义，但有它的不足。我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丰富与扩大马列主义。就是说，使得它更圆满。当然它的道路有两条：（一）可能在马列主义里添进去一些东西；（二）也可能完全在它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新的体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理论，解决社会的冲突、压迫问题，“使人活在世界上没有人为的死亡恐怖，没有政治压迫的威胁，在集体范围内想作什么即可作什么”。他认为像党现在这样下去，能否把人民领导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个问题。“你不能领导，总有人来领导。这意思就是说，我的反动理论研究成功后会有人来行动的。至于谁来行动，我也无法预测。动机是这样，目的是反对党现在这样的领导方法，想制造出新的理论，推翻党的领导。这个动机产生在1954年下半年，引起的因素是流血斗争、言论自由、农民生活等问题。” [28]
10月3、4、5日，斗争小组再度开会，就尚昊文的书面交待进行质询与批判。可以看出，接连几天无限上纲地写书面交待材料，给尚昊文造成了极大的内心压力和痛苦。3日的会上，尚昊文还勉强能够平静回答与会者的质疑。4日接着讯问，他对这种无休止的重复回答和“扣帽子”明显地不耐烦了。他再三讲：我的问题已经交清了。但仍有人拍着桌子大声指责他的态度，说他的思想言论和杀人放火的敌人一样可恶。他当场发了脾气，冲着发言者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杀人了，我杀我自己了，我就是杀了，把什么问题都给我按上好了。”有人大声斥责他的态度，他也大声回应道：“我没有问题了，就这样了，你们处理吧！好吧，定案吧！”随着与会者七嘴八舌地开始吼起来，记录称“他特别仇视，并咬牙（切齿）”道：“我尿尿都臭，你们尿尿都香；我一举一动都不对，我没有对的地方！” [29]
4日的会没有开下去，5日接着开会，他的态度还是一样。先是闷头不说话，等到主持人再三呵斥他回答提问时，他说：“我没问题了，也没有态度了。我的态度就那样，结论吧。交待清了。我再有脸皮，也不能把没有的问题拿出来说有问题！”有人厉声告诉他必须要为自己的这种行为负责，他冷冷地回应说：“对！这是对我负责，对我负责的态度！”有人威胁他要考虑这样顶撞斗争小组的政治后果时，他答复说：“要杀也行，杀就快杀！”“我没问题了，你们爱怎么就怎么吧。” [30]
传讯材料
尚昊文公开顶撞的态度，不可避免地激怒了他所在部队的领导，导致他的问题进一步升级。上级机关的五人小组很快批准为他的问题成立专案组，按“现行反革命”案进行专案审查。因此，尚昊文历史上虽然从未被戴上过政治帽子，但在他的档案里却保存了由部队专案组记录的专门用于犯罪嫌疑人的“传讯口供材料”。
收入档案的传讯口供材料总共三次，即1955年11月17日，12月1日和3日。从这三次传讯记录看，尚昊文的问题虽然升级了，但经历了10月份的冲突后，他已经不再顾虑要不要上纲上线了。同时，专案组的讯问方式也大不同于群众小组的面对面声色俱厉的质问与批判方式，影响到尚的心态，包括对问题的回答，也较前变得实事求是了一些。
第一次讯问的问题集中在家庭和个人历史方面，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以前讯问过和尚交待过多少次的问题。如：“你把你家庭在解放前后经济情况、人口、政治面貌详细交待”；“把你入伍前的经历作详细交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过什么等”；“你把你1949年回家的经过及回家后组织学友同乡联谊会的目的交待下”；“你在学校都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你在大学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你在大学听说都有什么进步组织”；“那时什么思想促使你想找我们的进步组织”；“你在大学时都看过什么进步书籍”；“你看过的进步书籍都是在那里搞来的”；“你在学校还看过什么书，都对你有什么影响”；等等。 [31]
第二次讯问的问题就大量地集中到他的日记问题上来了。
如问：“你在1950年的日记中为什么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呢？”
他的回答是：“我刚参加革命时，对我们的革命究竟是怎样革命法，是不了解的，谁领导我也不知道。后来听说由工人阶级领导，这个问题我闹不通。因为从历史上看，过去闹革命都是农民起来干的，他们的作用最大，人数又多，当时我认为应该由农民来领导。……后来经过两次整党，才解决了这个问题。知道工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他革命坚决，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农民这个阶级也没有，所以解决了。”
如问：“你在日记中为什么说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缺少一个农民党，说列宁说农民在革命中起领导和推动作用呢？现在你看看毛主席和列宁的著作中什么时候讲过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这样写呢？”
他答复说：“这事我是记不清啦！如果没有，那是歪曲了马列主义。不过当时我确实想找一些领导著作来解决这种思想。”
问：“为什么你在日记中说，好像你们已经理想了，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今天的社会还不是你理想的社会。那些地方不是你理想的？”
他答称：“我主要是觉得过去农民生活苦，革命胜利好几年农民的生活还是那样苦，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党光建设城市，不建设农村，农村老百姓生活还是苦。我认为党在言论上仍不给自由，在报纸上光看到好的，没有看到坏的一面。在我们这里批评不多，说话如果不注意，就要当成嫌疑分子来审查。党也不应该把我们知识分子当成试验品，用着了，就照顾，用不着就不管了。我在旧社会也向往革命呀，可是现在不应该不相信我。在旧社会我不能说话，现在我还不能得到说话的自由。在我们部队里，谁也不接近我，也不给我解决问题，所以我就悲观。”
问：“你为什么把我们的作家骂为屈从于权势，骂为‘狗’呢？”
他答称：“我觉得他们光说过去怎么不好，在今天也应该不管好坏都写。高岗在未揭发前，谁也没有批评过他。我认为只有言论自由，科学才能发展。通过争论，才能最后取得正确的结论。光看到批评谁不对，看不到不对的那一面。不对的那一面也应该叫大家看见。我并没有骂作家为狗，我不过举那么个例子，那不能算骂。”
问：“你在日记中说农民始终被他们当成利用的资本，农民的希望又化为灰了，这是什么意思？”
他答称：“这篇日记当时主要是对我们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看到乡村生活仍然那样苦引起的。过去农民闹革命总是被一些野心家利用，今天我们党又这样，不了解农民，农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
问：“那你是认为农民又被我们党当成利用的资本啦？”
他答称：“我没有这样想，我是说的过去。不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走狭隘的群众路线，光靠各级组织汇报，农民生活苦的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
问：“你说农民的希望直到今天都没有满足，反而被人们用去当了利用的资本，这怎么能说不是这个意思呢？”
他答称：“你们那样看法，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反正我当时没有那样想法。”
问：“那你对我党统购统销政策是怎样认识的？”
他答称：“我感到农民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自己不能自由支配，是不自由的。而且不但不给农民留够吃的，连喂猪、喂牲口的粮食都不给留。农民一年辛苦生产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自己支配，甚至连穿衣服都不自由呢？这个思想从三定政策宣布后，就没有了。但过去的政策我是反对的。”
问：“你还在日记中说农民们你们的命运多会才能属于自己，你们的苦多会才能倾心尽吐，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他答称：“这主要还是对农民生活苦不满。”
问：“命运是指什么？命运多会才能属于自己是什么意思？”
答：“命运就是指农民生活苦，他们的生活多会能好呢？”
问：“我们认为你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农民们你们的命运现在还不属于你自己，为什么呢？因为领导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没有当主人。多会当了主人，命运就属于你们自己啦！”
答：“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们这样认为，我也没有话可说。我就是上面的意思。算啦吧，组织怎么给我结论，我都没有意见。”
问：“你说你反对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思想很早就转变了，可是为什么在1954——1955年两年内又严重的暴露了这样的问题。这能说你转变了吗？”
答：“这些事不能和1950年联系起来看。这种思想确实转变了。1954年以来的这些思想是由于对干部政策不满，再加上看到家庭、家乡农民的生活苦，也没建设而产生的，不是反对我们的工农联盟而引起的。”
问：“你骂党为‘权贵’，这难道是拥护党吗？说党利用了农民，农民的命运多会能属于自己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不是足以说明你那种思想是没有转变吗？你应该老老实实交待这些问题的真实思想。”
他答称：“如果组织这样认为，我也没有办法。组织结论处理好啦！我没有任何意见。反正我当时就是那样想法。如果分析起来看，确实像你们说的那回事，但不能把两件事联系起来。” [32]
第三次传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尚昊文父亲的死，以及1954年探亲回来后的表现方面。
对于父亲死的影响，尚昊文的说法没有变化。对专案组讯问“探亲回队后在群众中散布了什么不满言论”一点，他表示自己只是讲了一些实话，“没有散布什么不满言论”。
他说：“我只是说我们家中生活苦，目的是叫指导上知道我不富，很苦，好得到救济。后来干部救济没有我，我很不满意，认为我家生活也很苦，为什么不救济我呢！”
专案组问：“连里战士检举你曾说过政府光说救济，也没有救济，粮食也不知道哪去了。这是事实吧？”
他答称：“我哪能在战士面前说那个？我没有说。我就是说我家生活苦，过去在小组斗争逼我时，我想如果我没有说，战士为什么说我说过呢，可能我说过，所以我就承认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想起来我说过这样话。”
专案组问：“你过去说过入不入团一样进步等话，是事实吧？”
答：“这个我确实是讲过。我不是有意不让他们入团，主要因我要求入党而不准，我不满，才产生了这种思想。我给他们讲的意思是说安慰他们不要忙。”
问：“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反动思想呢？”
答：“开始参加革命时主要是对党对知识分子另眼看待的干部政策不满。后来看到的与个人想的不一样，就更不满。这主要是自己在学校学到的一些旧的教育很深，特别是受‘天赋人权论’、‘孔孟之道’等影响。再就是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到家庭的一些影响。不过家对我的影响不大。虽然有那些反动思想，但我对党是拥护的，我没有反对。过去我交待说我反党，那是胡说，是大家逼的，没有办法才说的。”
问：“那你为什么骂党为‘权贵’，说生活在冷酷的世上，对党的政策也反对等。这一系列说明什么问题，这能说你对党是拥护的吗？”
答：“你们那样看法，怎样说我也是对党拥护的，至少我是不反对的。组织上看着办吧，爱怎样结论就怎样结论，爱怎样处理都行，我没有意见。” [33]
定案材料
尚昊文的问题日记，以及在小组斗争后期表现出的不妥协态度，放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注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了。但是，他所在部队军直五人小组没有对他下重手，而且对他的处理过程还有些戏剧化。
1956年初，专案组将他的定案材料上报后，几位军师级主管领导，包括军直五人小组曾分别与他谈过话，听取了他的解释。他也承认了自己的主要问题，保证以后要认真学习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军直五人小组否定了专案组要求给他严厉处分的意见，甚至做过不予处分的决定。
有关这种情况，在档案中保存的定案材料中即可看到。材料显示，该案在1956年6月19日经五人小组正式定案，定案文件详细附列了其日记中的问题言论，却没有将他的这些言论上纲上线到“反动”或“反革命”的高度去，而是认定：其问题性质属于“由思想不满发展到对我党我军部分政策有反对的思想与表现”。五人小组认为：该同志“入伍后有几段工作表现不错，完成了任务，有一定成绩”。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狂妄自大，入伍后个人目的未予得逞，由不满情绪发展到对我党我军的部分政策有反对思想与表现。其次也是和同情地主家庭被分被斗，父死，母苦的思想分不开的”。意见称：尽管该同志有些问题还认识不足，但经“一再谈话与座谈，反复进行教育，以后有显著进步”。结论是：“综合其问题实属思想问题，多只有在日记中表露，不给处分。” [34]
但是，这一结论上报军党委后，有人提了不同意见，认为仍应予以一定的处分。结果，第二天，即6月20日，五人小组又拟定并通过了一个修改过的处理决定，“反对的思想”被改成了“反动思想”。尚昊文的问题性质也就从“有反对的思想与表现”，一步升级到“有反动思想”，具体解释成了“狂妄自大，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未得重用’，由思想不满发展到有反动思想”。如此一来，五人小组的处理意见也变了。现将档案中这一最终结论照录如下： [35]
当天，依照上述决定，团委也做出了对尚昊文的处分决定。称：
（前略）根据上述事实，证明该员入伍后，虽受到党与上级的教育，但未能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仇视人民政权与党的政策。为严肃教育本人，特决定给予留团查看一年之处分。 [36]
不久，尚昊文即被迫转业到地方工作去了。虽然，转业去地方一直是他所希望的，但是，带着这样的档案和处分到任何单位去，工作再努力，都难有出头之日。在此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无论是反右运动，还是“大跃进”中“拔白旗”运动，抑或“四清”运动，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昊文档案中记录的处分决定，包括问题日记等内容，常常会被负责审干、政审或运动中政治斗争积极分子拿来作为思想斗争，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参照物。就连和政治运动不沾边儿的劳动锻炼，一碰到鉴定之类的东西，人们也一定会借用尚昊文档案中处分决定中的文字来给他做评鉴。比如，1960年夏天尚所在单位下放农村劳动三个月，尚昊文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小组鉴定也肯定他劳动、工作、学习以及群众关系等各方面都表现不错，却还是要写上这样一笔：“因尚昊文同志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现有病后，思想负担较重，情绪不够正常，以致影响了劳动锻炼。在接受意见上不够虚心，严格要求自己不够，不能很好地依靠组织，并有急躁情绪。” [37]
所有这一切压在尚昊文身上的重负，一直到1980年，即尚昊文写了本文开篇提到的那封信之后，才迅速告一段落。当年6月，尚昊文所在部队做出决定：
肃反运动中，尚昊文同志主动向组织交出日记，这是向党交心，相信组织的表现。日记中反映出的一些不正确看法，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故将原结论予以撤销。 [38]
这一天对已经年届五十的尚昊文来说虽然来得过晚，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划时代的改正。也只有到这个时候，那些左右着中国无数个人及家庭政治命运的档案，才变得不那么沉重了。
[1] 《尚昊文致马政委信》，1980年5月4日，《尚昊文档案》，第154——155页。
[2] 《关于申请撤销档案材料的报告》，1979年12月6日，《尚昊文档案》，第156——158页。
[3] 同上引注，第156、158页。
[4] 《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肃反结论附件》，1956年6月，《尚昊文档案》，第71——72、81——82、86、148——149页。
[5] 《初审排队登记表》，1955年2月12、22日，《尚昊文档案》，第7——8页。
[6] 《搜集资料》，1955年9月1日；《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档案》，第33、76——77页。
[7] 《外出调查方案》，1955年2月24日，《尚昊文档案》，第9——10页。
[8]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53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保卫部编印：《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1——2页。
[9]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8——16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7月1日，《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12——15页。
[11] 5%的标准规定，见同上引，第10页。
[12]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9月30日（非本人补填的日期），《尚昊文档案》，第99——100页。
[13]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21——22页。
[14] 《有关尚昊文现时活动的检举材料》，1955年8月1、24日，9月1、23日，《尚昊文档案》，第28——36、95——96页。
[15] 《×××致部队首长同志的信》，1955年8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156——157页。
[16]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30日，《尚昊文档案》，第14——17、20页。
[17]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日，《尚昊文档案》，第17——19页。
[18]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23、30日，《尚昊文档案》，第18、20页。
[19]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3、5日，《尚昊文档案》，第41、60页。
[20]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0、31日，9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22——24、40页。
[21]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8月31日，《尚昊文档案》，第24——26页。
[22]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无月日），《尚昊文档案》，第93——94页。
[23] 《会议进展情况汇报会记录》，1955年9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36页。
[24] 《肃反运动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4、5日，《尚昊文档案》，第49——61页。
[25] 《斗争小组整理之材料》，1955年9月12日，《尚昊文档案》，第67——87页。
[26] 《斗争小组会记录》，1955年9月13日，《尚昊文档案》，第88——91页。
[27]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9月30日（非本人补填的日期），《尚昊文档案》，第97——102页。
[28] 《第一次书面交待材料》，1955年（无月日），《尚昊文档案》，第103——113页。
[29] 《斗争小组会议记录》，1955年10月3、4日，《尚昊文档案》，第62——63页。
[30] 《斗争小组会议记录》，1955年10月5日，《尚昊文档案》，第63——64页。
[31] 《第一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1月17日，《尚昊文档案》，第116——120页。
[32] 《第二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2月1日，《尚昊文档案》，第117——129页。
[33] 《第三次传讯口供材料》，1955年12月3日，《尚昊文档案》，第130——133页。
[34] 《审查干部结论》，1956年6月19日，《尚昊文档案》，第137——139页。
[35] 《审查干部结论》，1956年6月20日，《尚昊文档案》，第140——141页。
[36] 《团委关于尚昊文团纪处分问题的决定》，1956年6月20日，《尚昊文档案》，第136——137页。
[37] 《小组鉴定意见》，1960年11月24日，《尚昊文档案》，第152页。
[38] 《对尚昊文同志肃反结论的复查决定》，1980年6月30日，《尚昊文档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