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非政治性收容”
一个“走后门”走成“违法乱纪分子”的案例
1966年“文革”一开始，各大中城市里的“五类分子”，或“五类分子”的家属，统统都被赶到农村去了。在一些城市，不是“五类分子”，只因被劳教或收容过的人，不少在运动中也陆续被迁去了农村。车绍文就没有戴过“四类分子”或“五类分子”的帽子，但他有过劳教收容的案底，再加上有几年时间没有了固定工作，因而也被遣送去了农村。
车绍文，1916年生人，“文革”期间被从城里遣送去农村的具体时间不详，应该在1969年前后，肯定已经超过了靠下田干体力活儿挣工分的年纪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车本人身患多种疾病，1960年被判劳教，很快就保外就医了，连正常的工作都坚持不了，送去农村劳动，多少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在无数个人档案中，多数档案属于那种有头无尾，如今已再难了解当事人生前最后岁月经历了什么。但是，这类档案一般都是因为单位在改革开放后因为某种原因不存在了，当事人还活着，档案没有转出去，因而一切记录才会戛然而止。车绍文的档案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根据档案记载，可以知道车绍文的个人档案在1970年3月14日就由公社退到县里去了。首先是这个退回的时间很奇怪，因为1970年春天正是全国到处都在“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的紧张时刻，大城市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备疏散，重要的机关、学校，也包括大批干部、职工，或临时，或长期，正在被下放或疏散到农村或内地去。车绍文的档案这个时候从农村往城里走，显然不正常。
其次，车绍文的档案最后回到原住地C市派出所的时间，是1972年6月4日，这也很不正常。因为，一般情况下，这类问题人员的迁徙，都是与其个人档案同步的，以便相关部门能及时掌握该人的情况。车的档案从公社转出后竟然耗时达两年多，这显然与制度手续严重不合。
不仅如此，查车的档案可知，档案自随他转去农村后，就没有增加过任何新的信息，而是又原封不动地打回到他原住地C市的派出所来了。如果他人也回到派出所，理当会有涉及其活动或思想的相关记录信息。但档案回到派出所后，却再也没有增补过新的内容，直至改革开放后被当成废纸做销毁处理，再没有人动过这份档案。这显然也不正常。
以上情况或许在提示我们，原本就多病的车，很可能在遣送下乡不久后就不在人世了。因此，他所去的公社没有来得及给他留下任何记录，就将该档案重新退回到原来安排车下放地点的县公检法部门去了。因为人已不在，该县公检法看来没有及时处理，拖拖拉拉地将车的档案搁置了一段时间，才辗转联系上车所在城市的公检法部门，该部门又拖了一段时间，才将档案退回到车原住地的派出所。该派出所收到档案后，即存入死档，不再理会了。
不论车绍文“文革”开始后命运如何，已是症病缠身的他为什么还会被遣送下乡？身体不好，又缺少收入，家庭负担一定很重，再被下放到农村去，家庭又如何照顾？这些多少都是值得稍加了解考察的事情。下面即依据现存车绍文个人档案资料的内容，略作史实上的梳理，以便读者了解一二。
干校学习
车绍文是1951年7月在C市干部学校开始建档的。记录显示，他于当年7月21日报考了干部学校。在登记表上他填报的是：三十五岁，文化程度初中，已婚，出身米商，有粮食工作的经历和特长，1935年至1950年曾多年在粮行做学徒和店员，1950年5月失业，之后帮助街道做一些义务性的工作。家庭现有八口人，包括母亲、妻子、两个妹妹和两个孩子。因本人失业，现在全家都靠一个妹妹在政府机构工作，拿每月170斤米的薪金供养，另由两个姐姐少许补助维持生活。 [1]
在当天的面试表中，他的成绩为“乙”，简单体检的结果为“F”。面试人员了解到的情况大致与车所填内容相同，只是集中在四个方面：（1）该人职业为店员，初中文化程度；（2）认识水平一般，现在地方做些义务工作，如税收；（3）家庭出身商人，已倒闭歇业，生活靠其妹在市委工作的收入和其姐夫的补助维持；（4）该人在学习期间需要补助。 [2]
干部学校经过简单调查后，于8月30日正式发放了录取通知书，车绍文被编入2部5班。
车绍文想方设法进干校的唯一目的，就是就业。因此，入学第一天，看见墙壁上“欢迎新同学参加革命大家庭”的大标语，他心里颇有些不以为然。心想：“我来校是学习贸易部门，毕业后是在国营公司做生意，拿一点钱维持家中生活，又不是参加军队，怎么说（参加）革命大家庭呢？” [3]
因为全无政治意识，因此，车入学几天后按要求写出的自传材料，也毫无保留地直言自己是想要来解决生计问题的。
他的自传中写道：自己初中毕业后即身陷于战乱之中，始终没有稳定工作。1950年以后再度失业，全家人的生活只能靠妹妹的薪金，加上两个姐姐帮助来维持。只是因为实在想不出谋职的办法，才想到向政府的国营事业部门找出路。为此，1950年下半年他开始参加街道组织的读报组和税务及治安方面的义务工作，经过一年时间总算取得了区里开具的介绍信，有机会报名来干部学校学习。来此的目的，就是想要熬过四个月顺利毕业，经干校介绍国营部门的工作，结束自己失业的痛苦。
那个时候，车绍文对新政权的政治语言还一窍不通。听过几场政治课，包括在辅导教师的提示下，他知道自传也要有政治表示。故他在自传的最后一节也写了几句带有表态性质的政治语言。称：“我来干校的目的，完全是为着个人生活来打算，根本就没有为人民学习的思想。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才知道以前美帝国主义用着宗教的假面具来麻醉中国青年人，反动派不抵抗主义造成我如此的环境，染了我一身的污点。只有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着人民来学习，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才不致发生错误。” [4]
从车绍文所写的自传，可以看出车初入干校时政治意识很差。入校一周多后，他的改变还很有限。保留在档案中的一段问答的文字显示，除了课堂上和教材里学到知识外，凡是课堂及教材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他的答复还是会显得缺少应有的政治意识。
车绍文的书面问答大致如下：
1．你过去最崇拜什么样的人，最喜欢看什么样的书，最信仰什么主义？
答：崇拜叶××、陈××（均为C市粮行老板。——引者注）；喜欢看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剑；信仰自由个人主义。
2．你过去对一生如何打算？
答：我的打算是好好（当）学徒，将来自己开一个连家的小米店。
3．你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是怎样看法？
答：对苏联不认识，只知在抗战时援助蒋介石飞机、高射炮，打日寇。为什么胜利后又援助共产党，使中国发生内乱（，不明白）。对中国共产党（只认为）是攘夺权力，报个人的私仇的。对国民党，认为蒋介石他个人还好，就是手下人贪污做恶。对美帝国主义，认为是文明国家，工业最发达，出品最好，能够协助中国人办教育事业，五年民选一次总统，是民主的。
4．你过去对革命怎样看法，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好不好，你对革命是怎样的态度？
答：革命是争权夺利，为私人仇恨要革命，是不好的。最后物价跑疯，生意全无。认为谁来都是要吃饭的。
5．你觉得你从解放后到现在思想上有那些转变？
答：军不扰民，借物还物，军人帮助农民割稻修坝，预防水灾。在粮食恐慌时候，粮食市场一粒粮食没有，人民无处买米，中央拿米调剂市场，救济民食。冬天发贫民棉衣，修理街道、水井、水沟，贫民小孩无钱读书可以免费，并救济助学金，才有转变。
6．你入学后发现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学习态度上存在那些缺点？
答：想学新名词，为着生活问题从此解决，不习惯集体生活，（有）散漫的作风，不知怎样联系实际，对家庭生活乱想。
7．你对抗美援朝认识和态度怎样？
答：为祖国人民安全，不能再给美国占祖国领土。朝鲜是我们的近邻，又是我们的大门，我们决不能放贼入内抢掠我们。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复活再演南京大屠杀，而给美帝夺中国物资和金钱。抗美援朝是正确的决定……
8．你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和态度怎样？
答：……土地改革，农民每人有田种，有饭吃，生活能安定，农业生产提高，工业又发达，中国不要向外国购粮食及其物品，国家也可强盛。土改是为着祖国强盛和人民利益而土地改革的。 [5]
两三周之后，车的政治觉悟已经明显提高了。学校在学习的第二单元后进行过一次政治科目的测验。考题共三问：（1）“为什么说国民党反动派是三大敌人的总代表？”（2）“为什么必须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知识分子不能领导革命？”（3）“现阶段中国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什么不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什么区别？”
读车的答题可知，这时他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新政权的观点和语言来讲话了。
对第一题，他洋洋洒洒写了六七百字，先是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接着说明它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关系，虽然少谈了一个国民党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所谈两点的内容，基本上与新政权对国民党的分析定性是一致的。
对第二、三题，他也一样能够较熟练地背诵上课和报告中听来的说法，照抄照录用来答题。他不仅对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的政治逻辑关系记得滚瓜烂熟，而且对中国为何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道理，也表述得头头是道。
阅卷老师对车绍文的答卷总体上也比较肯定，给了较高的分数：每题4分（满分5分）。 [6]
第二单元学习结束时，每位学员都要写“学习心得”。车绍文开始知道如何结合自身受苦的历史来说明自己对新社会的热爱了。他在中间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C市的时候，我全家避难六合镇，我父亲这时病死了，由我哥哥担负起家庭生活的担子。他在六合镇买了烟酒，到浦桥去卖。这时正是封建头子、汉奸张芳、叶成等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县长。他们的徒弟和日寇下乡打鸡打鸭回来，我哥哥恰好被这一群土匪看见。即上来检查，并说烟酒没有报税，来路不明等，随即将我哥哥带到县政府里押了两天两夜，烟酒没收，取保放出。我哥哥连夜回转六合镇，口吐鲜血不止，十余日方愈。这时我全家在乡下无法生活，只得回转C市去求生计。……经过这次解放后镇压三百余人的那一天，我看见罪状上叶成被镇压了，使我非常的高兴。这个封建恶霸汉奸头子，他那时没收我哥哥的货物，使我哥哥得下吐血病症，而又死在吐血的病症上。这时我想到，只有解放军才能替我哥哥报仇，这是我第一次的转变。经过这一次第二单元的学习，贺主任的报告中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美英帝国主义助它军火，侵略中国，帝国主义将中国农产品原料夺去，用小恩小惠开学校、（办）宗教，来麻痹中国青年人们，使我体会到，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教育、宗教的欺骗，造成我现在文化底落后。 [7]
四个月之后，在填写新的自传材料时，车绍文已经开始能够运用新政权的政治语言和政治观点来检讨自己的历史和思想了。在干校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接连填了五六个表，先后写了好几篇“思想检查”“思想转变过程”，以及自传交待材料。
他在其中一篇思想检查中写道：
我出生于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父亲和朋友开设茂生米店。我兄出师后在本市开设祥和米店。家庭生活及我读书完全由店中供给，无其他收入，生活很是富裕。父亲常对我说，你要用心读书，将来才能掌握店中事务，我不能养你们一生，如不好好的读书，将来一辈子帮人家，就没有做老板的希望。从此，我才用心读书，预备以后开店做老板之用。
我读书是一个基督教小学，受了美帝牧师们的教育，认为耶稣是一位真神，世界万物是由上帝所支配的。在九一八日帝侵略东北的时候，全市各校举行示威游行，我校闻风不动，牧师们对我们说，东北的人没有真心崇拜上帝，这是上帝降他们的罪。那时我信以为真，因此也和牧师出外传教，又得到牧师们的糖果、玩具等，看到了牧师们住的洋房、穿的西装皮鞋、吃的牛奶面包。这样如此的享受，所以我一心向牧师们靠拢，想要得到牧师的，以便可以得到教会的帮助，或可能在教会中做事，可以得到牧师们一样的享受。
在我学徒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我父亲对我说我家祖辈为商，还是做生意为根本（的话）。……进了粮行以后，见到老板们吃喝每餐都有酒菜，行中各事都是同人徒弟去做，非常威风，这时回忆到父亲的话是不错的。从此我就忍受学徒的痛苦，吸收老板的一套赚钱经验，相信以后也可享受老板的滋味了。
我自小受了家庭教育及粮行的影响，（相信）读书就是发财的本钱，帮人家是没有出路的，是不会发财的，只有老板才有前途。……在美帝的教育下，使我目无一切，只有上帝和牧师是我最羡慕的，见到牧师们的享受，就向牧师靠拢，得到小恩小惠。……丧失了立场，做了美帝麻醉人们的忠实走狗。经过（报纸上揭露的）圣心儿童院和黎培里（危害中国的）事实，我才初步的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宗教，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挂的羊头卖的狗肉，屠杀中国儿童，用小恩小惠麻痹中国青年，做他忠实走狗，为他服务。通过第二单元贺主任的报告，知道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更使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我现在认识到，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耶稣，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茶，我是再不会受你欺骗了。 [8]
在一篇鉴定书中，他还进一步具体检讨了自己抗战后直至解放初一直迷信蒋介石和美国，在事实面前思想一步步转变的情况。他写道：
在胜利的时候，我回到C市仍在粮行工作，生意非常的好。我想，如不是蒋打垮日本帝国主义，今天那里来的这样的生意呢？这时我对国民党非常的崇拜，（认为）蒋介石外交手段真高，交了一个有钱的美国朋友，真是了不起的事。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时候，反动的中央日报登载着共产党阻止接收，苏联搬走东北机器（的消息），我那时非常痛恨共产党。你不抗日，还要从中扰乱阻碍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反而给苏联搬走祖国机器，诚心出卖祖国，苏联真是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抢走中国财富，全不顾盟国的信义，不像美国援助我们大批军火和物资，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有今天的胜利。美国真是我们的好朋友。淮海战役时，国民党大肆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乱拖壮丁，男子当兵，女子当妇女队等语，我那时信以为真。直到C市兵荒马乱的时候，我是非常着急。因此曾叫我妹逃往台湾，免得替共产党当妇女队。C市解放时，我在街上看见共产党军队衣服穿得虽然不好，但是纪律很好，问人路非常和气，不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横行霸道，但是我还是有些怀疑，是共产党才来，收买人心而已。……粮行关闭，我遭了失业，我想政府已不发执照，又不给我们做生意，这样我们职工不是一辈子不能做老板么？不像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同人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开店做老板，共产党真是和我们穷人捣蛋。因为利益的冲突，我复又对共产党不满，经常和朋友们说共产党先甜后苦，做生意是没有办法了，国民党一天不来，是一天没有好日子过。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第一天，我想共产党是开始报仇了，反正登记的人是一个也跑不了。这样的手段，真是太毒辣了。照这样下去，不知要搞到那一天为止。镇压三百七十六人的一天，可把我吓了一跳。看见罪状，使我转悲为喜，因为见到了日伪县长汉奸叶成被镇压了，我是非常欢喜。他那时没收我兄的货物，并将我兄打得口吐血，结果因此而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候，我告过他两次，都没有效果，今日解放了，共产党能替我报仇，真是想不到的事。共产党枪决一个人是有点根据，但是我又回想到三百七十六个人，难道一个冤枉的都没有么？经过地方上枪决恶霸×××的控诉会，更使我进一步的认识了镇压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在（政府）释放了第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更证明了政府杀一个人是完全根据事实的，不像国民党反动派那样麻木的杀人。……经过了C市两年的建设，修马路、造长桥、通河道等等的事实，也证明了共产党处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通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课本中（介绍）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我知道了我以前那样非法营业是错误的，政府是照顾私人的利益，防止奸商投机倒把，操纵市场，是照顾职工的利益，不给资方任意剥削和无故解雇（的权利）。……我今后必须跟着党走，不段（断）的学习，彻底改造我（在）旧社会（沾染）的贪污腐化、剥削发财的思想，来为人民服务。 [9]
政治评鉴
读干校，并不只是被灌输四个月的政治历史观念，学会写自传、检查、心得之类，就能够被介绍到政府机构去领薪水了。干校在接收、教育和训练这些失业人员的时候，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学习检查过程中考察每个学员的政治表现与政治觉悟，同时要尽可能调查核实他们各自的政治历史，确保他们在政治上没有重大隐患和问题。
关于车绍文在校学习期间的政治表现，有各种记录。入校不久，就被小组认定：“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改正错误……爱面子，保持一团和气，批评不展开，留念过去在日伪蒋介石时期的生活，家庭观念深，负担过重，生活困难，对我党、我政府存在一定程度不满。” [10]
在入校学习的四个月里，共有四个单元的学习和一个思想总结阶段，每个单元都由小组背对背做出小结，并给出评鉴。车绍文入校后很快就被评定为“中下分子”，原因是“不爱活动，与落后分子×××经常一起玩，放假常去来一道，好讨好，两面态度，对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发言不踊跃，不敢大胆暴露思想，对同学没有帮助，不联系实际”等。 [11]
对车入校以后的综合看法，大致可以通过1951年12月25日车所在小组做的“各单元表现摘要”有所了解。该摘要是这样记述车绍文的表现的：
一二单元：
能遵守生活制度，不爱活动，最初入校的几天表现还好，漫谈学习态度时尚能暴露思想：起初怕被取笑，不好意思来。入学是因家庭人口负担过重。以前想不通，日本人来了都没有失业，而且生活过得舒服，为什么解放后失业，生活困难。“九三”座谈会上发言，希望抽烟同学改吸大英为土造，节省钱捐献飞机大炮。坦白说出：“别人批评我便不高兴，我也不愿说出自己缺点。”由于留念日伪时的生活，同时对我党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几天后便被落后分子×××、×××所拉拢，常在一起玩。第二次生活检讨时有了虚假态度，当众检讨时发笑，背地对人说“这样别人就不会认真”。
三单元：
能遵守生活制度，不爱活动，与落后分子×××经常一起玩，下象棋，放假常去来一道。两面态度，好讨好，对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干部来了便肯帮助人，发言不踊跃，不敢大胆暴露问题。对同学没有帮助，不联系同学，对组织顾虑，表现较初来落后。学习尚认真，理论测验成绩不坏，对生活组长×××闹成见。
四单元：
×××调组后，与其接近的机会少，但又与落后分子×××等常接近，常吃酒，不接近进步同学，变骄了，一点小事就吵闹，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但在学习上尚用功，整天抄写笔记。宿舍卫生很遵守，并努力的打扫小组清洁。不暴露思想，思想检查后的漫谈会上谈：“我现在没有思想包袱。”讨论会上为发挥自由思想而发挥自由思想，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没收资本家的资本。
思想总结：
思想总结未开始前，放烟幕弹“我没有包袱了”。经干部批评后，进入思想总结阶段时暴露了青帮和学历，但对组织仍顾虑，个别谈话时对反映落后分子的情况，只谈小组好的，患得患失，不暴露自己思想，时常考虑工作问题。 [12]
由上不难看出，车绍文所在小组对他学习期间的政治表现相当不满，这也直接影响到小组对他的总体评价。尤其是对车绍文在各种场合交待出来的历史问题，小组越来越抱以高度警惕和怀疑的态度。
有关各学员的历史问题，干校人事科11月中旬就已经开始分别在向相关派出所、关系人及关系单位去做外调了。干校发出的统一公函特别说明：
兹有敝校学员一名系 贵辖区或曾在所管区内就学或就业，今有若干历史情况不明，政治面目不能证实，特致函 贵处烦请协助，向各有关方面收集材料（并请注意保守秘密以免惊动该员家属亲友及其本人）以便对照了解其政治面目、政治态度、思想动机等，以利对该员等之教育改造。
敝校因每一期学员学习时间较短，结束之后即按照条件与工作需要分配工作，故希于接信后务于一周内设法将调查材料寄来C市干部学校人事科为荷。如确难查明或去函调查内容不清，亦望急速告知，以另行设法或补充情况，便于继续调查。 [13]
对车绍文的调查，着重于几个问题，一是查他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是否汉奸；一是“在镇反中他未检举人”，而他大妹就是“三青团”团员，其妹夫不仅在伪国防部工作，而且还去了台湾，但车却说“不了解其下落”。外调主要为四方面问题：（1）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帮会，经过情形怎样？（2）在日伪时期做过些什么工作？（3）日伪时期及解放前后常与什么人往来，有无反动社会关系，其关系如何？（4）与（“镇反”中被捕的）方××、李××、杨××等人的关系如何？ [14] 这四个方面的问题线索，其实主要又都是车绍文1951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思想总结阶段，在辅导教师和5班同学反复批评诱导并督促之下，几度“思想检查”，自己交待出来的。
比如，他承认自己1933年8月开始学徒生涯，因顾虑失业没人帮，为找“一生的靠山”，就拜了城南米业大佬陈××为师，加入了青帮。
他承认，1950年春天“镇反”时，得知他在抗战期间的一个邻居李××因当过反共救国军被捕，他一度很吃惊。他印象中李虽然是青红帮的人，“可是为人一切还好”，而且他又有开火车的技术，因此，他当时曾认为，共产党需要技术人员，“这样的人可以从事教育改造，不该将他枪决”，当时“觉得非常可惜”。
他承认，1950年5月过去从未见过面的舅父方××上门来找，说是他家乡很快要土改，他想请车全家搬去他家乡，以便在土改时平摊到更多亲属的头上，把大部分土地保下来。方许诺可以给他在乡下做生意出些资本，他因此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下来。后来因舅父回乡打听后，得知车一家人的户口报不上，这件事才没有往下进行。他还为此“感觉非常失望”。
他承认，1950年秋他曾见过一个外省粮商杨××。杨是一个地主，因土改逃来C市，一家三口生活不能维持。他当时不仅没有检举杨，反而还接济了杨五斗米，劝他不用着急，告诉杨“蒋介石如回来时候，这些田地还不是你的么”。后来，杨还是被抓而押回家乡去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当时很不理解，认为“田地已分掉，还要把人搞得妻离子散”，因而“痛恨政府太惨（残）忍了”。 [15]
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填写了在干校的最后一份思想总结表。小组、班、部分别对车的表现，做了评鉴。
车绍文所填学历为两段：
1926年7月至1931年7月，在C市进修小学；
1931年7月至1932年7月，在C市华美中学一年。
他所填工作经历分六段：
1932年7月至1937年8月，在城南××粮行做学徒；
1939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在××省××县××镇××矿业公司合作社任店员；
1945年9月至1949年11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在城南××粮行做股东；
1950年7月至1951年1月，在城南××粮行任店员。
由于在思想总结阶段，小组以及全班围绕着他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有过反复的质询，因此，他在书面的思想总结里还进一步详细地交待了自己在日伪时期为日伪工作的经历和曾经有过贪污的情况：
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粮行停业后，我全家避难六合镇，父亲因病亡故，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C市到××粮行营业，一九四一年粮食被日寇编制，粮行生意清淡，我被解雇而失业。同时我兄吐血而死，无处找事，生活非常困难。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由姨父×××拜托邻居×××介绍我去××省××县××镇××矿业公司为日寇工作。初去时在洞子里，工作约三四月，（后设法）调到合作社工作，代管农园。这时合作社主任为日寇，我每日工作贩卖物品及农园账目，每月总共米两石。当时在××镇上去卖，赚来的钱由合作社几个职员均分。在这一年多时间，除了家庭生活外，余了一点钱。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回C市结了婚，日寇主任送了我一百元日票礼金，我非常感谢他。从此我对工作更加负责。在结婚后，就将母亲、二妹、妻、侄都带到××镇居住，免去两处开支。同年六七月间，××镇江水上涨，宿舍被淹，我搬到离开公司两里路矿场办公室里去住。……那里非常偏僻，杜××对我说，对岸新四军并不惹人，明日星期我带你到对岸去玩。而我那边熟人很多，于是第二日我和杜××去对岸××县去玩。当时新四军合作社有一位职员并问，你们合作社账目是怎样搞的，我当时并将情形告诉他。约二小时回来，他并对我说没有事可以过来谈谈。在合作社贩卖货物完全是在S市、M市采买，由于我生长C市，因此合作社日寇主任去购货时都带上我。每到中国商店购货时，他必叫我和商店老板商量，做假发票，每样货物加上价钱。到了晚上，他给我一些钱，叫我到公司内不要说，以后去两地购货还是带你来。有一次公司缺乏木头、木炭，日寇主任叫我去买……（因为）在新四军地区不用（换汪伪钞票），我告诉日寇（主任），就由马某叫了两个人抬了布匹、手巾、袜子、鞋子等，去换了一些木头和木炭回来。这样使我更好的赚了一些钱。（我）以为日寇主任对我真好，只要我省吃俭用余下一点钱，以后公司如不要我，我也可以回C市做生意去了。
（一九四五年）胜利的消息到了，我让母、妻、妹等先回C市，我在公司办理结束账目，所有货品点清入库。××镇汪伪钞票无处购物，商人都将货收起来。这时公司缺乏粮食，只有将合作社内的盐拿到镇上换米。这时我和合作社二位同事商量，现在胜利了，假使国民党来接收，对我们一定不利，而且我们回家恐一时找不到事做，生活从何处来呢？于是将盐卖了十石米，第二日乘小船逃往C市。
由于旧社会养成我发财主义，替日寇做了忠实走狗，与日寇互相贪污，又对日寇阿谀逢迎，自己从中取利……这完全是剥削劳动群众的血汗来肥自己，为害了人民利益，丧失民族立场，我今后决心为祖国建设而奋斗来赎以前的罪行。 [16]
12月20日的思想总结是该届学员最后一次正式填报自己的思想和历史情况。当天还填写了鉴定书，并由小组、班级和部分别做出组织上的鉴定。
车绍文所在小组那时有十七人，因为最后的鉴定书需要每个人签字盖章以示负责，因此写在每个人鉴定表上的意见大都比较委婉。如车绍文最后的小组鉴定就讲了他不少优点，如“劳动观点强，能时常打扫室内（卫生）”“遵守生活制度、学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学习认真，表现在记笔记，文件，提出问题”“作风正派，不拖拉散漫”“做事负责，组织交给任务能及时完成”。对车的缺点，小组写得也比较宽容。说车主要缺点是：“不敢大胆发挥自由思想”“不能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不能联系实际”“发言不踊跃”“帮助同学不够全面”“性情急躁”“个人主义学习（批判不够）”。
5班及2部给予车绍文的鉴定意见，基本上只是照录小组的意见，说车绍文“能遵守生活制度，爱劳动，工作尚负责。思想不开展，不暴露思想，不能靠拢组织，反映情况有顾虑，不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7]
但背靠背的问题评鉴就不同了。几天后，5班做出的不与车绍文本人见面的历史问题评鉴，就相当负面。文称：
该学员由学校踏入粮行学徒时，为不受失业威胁而参加青帮，作为靠山。日伪时期曾办过合作社，颇得鬼子信任，并与汉奸往来密切，其本身就是个汉奸。解放后，由于失业，生活下降，幻想国民党复辟，包庇并接济逃亡地主×××，企图等待国民党回来，以依靠×做粮食生意。入校后表现落后，对组织怀疑、顾虑，不暴露思想，不与进步同学接近，而与落后分子经常在一起，认识模糊，幻想国民党，更留念（恋）日伪时生活舒服，并且“威风”。我们认为（他）日伪时期历史问题交待不清。 [18]
所谓车绍文“与汉奸往来密切”的说法，显然来自车绍文所住街道的公安员及当地派出所的反映。他们的说法是：车绍文一直住在城东，抗战前在城南等地开过粮店。鬼子占领C市时，车经由胞兄介绍曾到鬼子办的工人合作社工作，“与汉奸联络的很密切，并认识汉奸很多”。胜利后，又回来就职粮店，解放后因粮食专卖而失业。对车与被捕三人的关系不了解，“关于参加黄色工会及参加反动党团问题，未了解出来”。 [19]
关于车参加过帮会，拜过师父，与帮助过有亲戚关系的逃亡地主杨××，也都在外调材料中陆续得到了印证。车的妹妹和外甥都证明，车曾“参加过青帮”，拜过城南米业公会主任陈××为“先生”。 [20] 但是，没有材料证实车绍文“与汉奸往来密切”，以及入校后仍旧“幻想国民党，更留念（恋）日伪时生活舒服，并且‘威风’”。因此，小组对车绍文所作的政治结论是：“青帮交待已清”，“日伪时期历史交待不清”。理由是：有住地派出所材料举证，同时“自言在日伪××矿业公司合作社工作时，曾下乡会到过新四军，我们分析可能有不利于人民不利于革命的行动，是个汉奸”。 [21]
这样一个组织鉴定，无疑给车绍文留下了不少麻烦。历史问题，除青帮问题及包庇逃亡地主问题已经大体澄清外，汉奸问题显然还没有解决。而更容易惹麻烦的是关于车绍文现时思想的问题，因为鉴定把车在口头和书面检讨中交待的对建国初的一些认识，与车在校期间的落后表现联系了起来，认为他到学习结束仍旧抱有“幻想国民党”和“留恋日伪时期”的思想感情。这对车取得新的工作和在新单位里取得信任，肯定是一个较大的障碍。
险遭遣散
1951年12月底，车绍文被分配至土产公司做“营业员”。公司人事部门1952年1月正式接收车绍文并得到工商局转来的车的个人档案的时候，恰好赶上“三反”运动紧锣密鼓，“五反”运动又开始轰起之时。车的历史问题尚留有一个大尾巴，以往经历中经济上又有过贪污的情况，故公司不能不对车的一举一动十分警惕。尽管工商局分配车来公司时，是直接按干部待遇安排的，并无试用期一说，但在公司人事内部管理的表格上，对车的职务，却专门加上了“见习”两个字。而且还在外调计划中，把车绍文的汉奸特务问题的调查，也列了进去。 [22]
车绍文到土产公司后，最初被分配至铜料科管发货。不久科里就反映他工作粗心，且听不进批评意见。比如，车任铜料科发货员一个月，不仅发货常常不及时，而且他负责的收发铜板还少了三十斤。当科领导批评他，叫他好好爱护国家财产，“不要猫吃鱼”时，他不但不检查，相反在背后大发牢骚，说：“少了卅斤铜还了得吗？我有三个老婆卖掉也不够赔！”同时他还强调客观原因，说少铜主要是秤小的问题。说秤生、熟铜和铜板都是一个秤，生、熟铜都不少，单少铜板，不能赖他。车之后被调去仓库任保管员，又被人举报人事关系复杂，说车和当地许多人关系很熟，尤其是一些米行老板常来找他接谈，“鬼鬼祟祟”，“经常半夜才回来”。有一次就被去检查的门市部主任撞到车当班时不在仓库值守。 [23]
值此期间，因“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各单位不少人因种种原因被列入大小“老虎”之列，斗争形势异常紧张激烈。车绍文的姐夫在医院工作，过去曾经做过国民党党员，这次运动中亦被人检举有贪污行为，本人坚不承认，“打虎”阶段因难以承受自杀身亡了。车还有一个妹夫，过去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工作，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加上车自己和青帮及所谓汉奸的历史关系问题，他的问题也就不免变得更复杂了。
除了历史社会关系问题外，车绍文自身的个性问题也在运动中和工作中一再表现出来。据车绍文在运动后期承认，对照“三反”斗争的要求，自己不仅在历史上犯过诸如“贪污”性质的错误，而且面对阶级斗争，自己也总是摆不正阶级关系和亲情关系。比如，明知自己的姐夫自杀是“抗拒三反，不愿改造”，却“在我姐悲伤时不能用政策说服，反而同情”。明知自己亲属中发生这种事情，应该主动在单位会上或向组织交待出来，却因为小资产阶级爱面子思想，不愿在小组会上和单位内讲。他也承认，他在工作也常有任性的情况，比如，“对同志们提出的意见都认为不如自己，假使同志们不采取我的意见，就很不乐意，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工作上一旦碰了钉子，就又“会垂头丧气，没有勇气搞下去”。而且，常常对自己愿意做的工作很卖力气，对自己不愿意的事就会表现得很不负责任。 [24]
1952年6月上旬，“三反”运动结束，车绍文最初像其他职工一样，填写了一份作为“三反”运动总结的《干部简历表》。他给自己填的职务还是“营业员”，自我鉴定评价还比较好，说自己的优点是：“能够吃苦耐劳，在劳动方面说干就干，能起带头作用，没有私心”“工作认真，比较有计划，能随机应变”“比较钻研政治，要求进步”。缺点是：“立场不够巩固，不能划清敌我界线去看有些问题”“组织观点不强，做事犯主观，不能采取同志们的意见”；“在工作方面有始无终，没有彻底性，并有冷热病现象”“缺乏政治性，存在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不能大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25]
在此期间，负责背对背审查车绍文的相关人员给出的审查意见，严格说来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来。审查的结论和过去一样，只是猜疑而已。称：“从车的经历上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根据了解来的材料和他谈，他谈问题是不老实的，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个汉奸特务。” [26]
但是，因为公司人事方面依旧把车绍文当做“见习”人员，半年时间一到，按照基层单位的评价及其意见，也就以见习时间已到，该人表现不及格为由，将其列到“编外人员”的名单中去了。
7月8日，公司人事填报问题人员登记表，车绍文成了需要遣散的问题人员。表内主要的两项，即“反革命罪恶”及“贪污情况”，车都没有问题。表中附带一项“平时工作表现”，人事科却写了不少话，一小栏不够，还专门加了半张纸来说明。中心意思就是该人社会关系复杂，工作表现较差，建议“送政治讲习班学习或开除”。随后，工商局对此也做了批复，提出：“发给部分补助费，遣散回家。” [27] 几天后，C市上级主管机关也下文同意了工商局的意见，表示“同意解散返家”，还要求土产公司出具一份“工作人员申请退职登记表”。公司人事部门在“退职原因”一栏中写下了这样的理由：
该员参加过青帮，社会关系复杂。城南等地关系熟悉，在公司仓库工作时经常夜半才回家，平时工作不积极、不负责。东西少了，强调客观原因，领导同志叫他工作时细心注意，他不但不检查，相反在背后大发牢骚。 [28]
“三反”“五反”运动后，工商企业大量倒闭停产，经济形势困难，失业人员剧增，上级党和政府要求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避免社会无业人口继续增加，土产公司填报“申请退职登记表”，与上级的政策要求有关。不难想象，车绍文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不论公司如何劝说，他也坚持不填这张“申请退职登记表”。一方面，此一周折之后，公司不得不暂时收回成命，免除了他的见习期，并给予了他正式职工的岗位；另一方面，车绍文也变得小心了许多，努力夹着尾巴做人，尽量压抑自己的个性，规规矩矩地工作，避免再惹麻烦。故两三年后公司人事部门对他工作表现的看法已明显有所改变。虽然在政治上仍认为“该人关系复杂，本人在日伪时期是一个汉奸……必须追查日伪时期汉奸活动”，但亦肯定他“工作一般尚积极，能吃苦肯干”，只是还“存在冷热病现象，思想意识差，看人说话”的情况。对他的基本定性是“列入好人第三条，（属）政治历史不清（的）中间分子”。 [29]
但是，这段时间的车绍文，像当年的很多人一样，总还是利用近水楼台的便利，占一点公家的小便宜。而这也和车一家八九口人，生活一直十分困难的情况有关系。自1950年以后，全家最初只有妹妹一人有收入，两个姐姐也要补助一些，才够吃饭。车好不容易在1952年开始有了工资，两个妹妹也都有了收入，全部收入加在一起，也只有150个折实单位，不足100元。 [30] 以后两个妹妹出去另过，车的妻子出去做临时工挣很少一点钱，养活六七口人，家庭经济条件更加困难。因此，车每每会利用出差的机会，设法在规定的差旅费标准下，自己少吃少花一点，多报销一点，占一点小便宜。据车几年后检查交待，仅1953——1957年间，他就通过这种办法，多得到了11元钱：
1953年7月出差，当地汽车不通，不得不步行往返某两地间，回单位报销时，除了8角钱的伙食费外，还多报了没有开支的交通费5角钱。
1954年7月出差，吃饭基本上是当地朋友招待的，没有花钱，回来报销时仍报了伙食费6角钱。
1954年9月出差，往返数天，多报伙食费4.2元。
1955年9月出差，总共三天，路上均买馒头吃，花费少，但仍按正常伙食费报，多报了2.1元。
1955年10月去某市开交流会，车上不需要吃饭，回来后报成吃饭，多报了7角钱。
1955年11月去某市开全国交流会，餐费标准略高，但实际上有10天未在交流会上吃饭，回单位后一律按高标准报销，多报了伙食费2元钱。 [31]
嫌疑洗清
从1955年初起，全国范围的“审干”运动及“肃反”运动开始进行。车绍文所在公司排在C市第三批，1957年才正式启动。车的复杂社会关系，特别是汉奸嫌疑问题，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为运动中的调查对象之一。
3月下旬，经过公司五人小组及车所在班组几度谈话后，车接连写了几份交待材料，将过去交待过的一些问题，又做了更具体的交待说明。
土产公司这一次的调查明显较干校时和“三反”运动时的两度调查要深入得多。其主要调查方向集中在车绍文的汉奸特务嫌疑问题上。凡是可能了解车在××省××县××镇××矿业公司工作情况的人几乎都找到了，但没有人能提供出具体的史实，勉强能够提供的，只是已经记不清楚的点滴回忆了。
如有的人只知道“他在福利社发过米、尝过油、搞过猪肉、理发店、豆腐店，都（是）贪污现象，具体事实不够了解”。 [32]
有的说，车当年接近的人多是一同在矿上工作的职员，对他在矿外合作社管理工作的详细情况记不清了，是否在外采买过什么，更不了解。“好像记着车是当时镇警察局长的青帮学生”。 [33]
有的说，曾与车同事过一段时间，一起去镇上赌过钱，知道车与一班伪警察经常联系，并拜警察局长为老头子，那些警察常常找他买东西。至于车与警察局长是否有其他活动，“完全不知道”。 [34]
对于车在干校时回忆说曾和杜××一同到新四军驻地去玩，还和新四军干部有过交谈一事，尤其是这次外调的重中之重。运动以来，各级组织反映督促车交待过去历史，车也写了好几份十分细致的交待材料，却再也没有提到过到新四军根据地去玩的事情。这让五人小组更加怀疑车不老实，可能有特务嫌疑及对新四军不利的行动，不敢暴露。故在外调计划就特别强调要调查车去新四军根据地“是否有背景与任务”，“是否参加过日特”，“是否还有其他罪恶与反动组织等情”。 [35]
经过深入调查并再度与车对质后，外调人员报告称：“通过与杜××谈，了解到车在当时是比较神气的，当时一般的人都知道有一个车绍文的名字，但没有发现他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车）可能给当时警察局长磕过头（已记忆不清楚了）。至于到对岸去玩的事，杜本人是去玩过的，没有其他人跟随。杜并肯定车没有跟他去对岸玩过。当时该矿也没有什么运动党团等组织活动。”
回公司后，调查人员找车谈话，车也主动交待了在当地拜过警察局长为师的事，但虽经调查人员一再提示，车对于到新四军处去玩一事还是想不起来。后经调查人员指出车曾在干校有此交待，车才想起有过这回事，然后马上开始承认当年说了假话，“想达到组织对自己的信任”。 [36] 随后，他马上就补了一个“更正书”，解释称：在干校学习的最后阶段，因为想要表现，故讲了假话。他承认，这是因为“我觉悟不高，对党的认识不够，认为说这样的假话就可表现我对新四军的认识和积极”。 [37]
依据上述情况，车绍文问题调查人员最后的意见是：
（1）根据调查，杜××与吴××（当时同事关系）反映情况与车绍文自交材料，是基本相符的。当时该矿也未发现有什么特务及其他反动组织，杜并肯定说车绍文没有跟他到对岸去过。
（2）根据车绍文这次谈话的态度，还是比较老实的，自己主动补交过去参加的反动青帮组织，并肯定了过去对组织上不够忠实的。同时又写了书面材料，保证没有到对岸去过的事。
（3）经过研究，以上情况比较可靠属实，故给予取消疑点。 [38]
这一轮调查结果还不能马上定案。相反，紧接而来的“审干”工作，公司“审干”办公室依旧依据干校转来的公安员和派出所的说法，坚持“需要进一步查清该员在日伪时期的历史情况”。故1958年3月即再度组成专案组，并派专人又去车绍文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做了更大范围的调查。不过，这一回调查的结果还是一样。 [39]
新的调查人员所得调查结果也肯定，车绍文当年虽在××矿业公司两处工作，但没有搞过政治活动。特别是合作社，“是日本人官办的企业，负责人均为日本人”。因车到社较早，“日本人找他的多些，但仅是业务上的关系”。“经研究（建议）取消车绍文汉奸嫌疑”。 [40]
这一回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经报上级各级部门审核，一致同意取消了车绍文的汉奸特务嫌疑。当年9月上旬，“审干”办公室负责人将此一结果也正式通知了车本人。 [41]
麻烦上身
政治历史嫌疑的解除，显然让车绍文思想上轻松了很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虽然还在持续发生，但是，不仅1957——1958年地方上的反右运动没有再捎上他，“大跃进”运动轰起后“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整风运动等，也都没有影响到他。作为土产批发部业务组的办事员，他长年从事农副产品购销业务，具有丰富的经验与极强的办事能力，再加上肯于东奔西跑、吃苦耐劳的精神 [42] ，使他逐渐成了他所在科室领导相当重视的一名工作骨干。只是，由于出身、经历、职业和性格的影响，他始终改不掉身上的许多老毛病。1958年整风期间，他在思想总结中就又一次检讨过自己在这方面的情况，说自己“始终没有对党反映过自己的思想情况”。一是因为要面子，觉得自己有缺点有问题讲出来不好看；一是觉得自己不是党员又不是团员，批评其他同志“也不好看，反而对我报复”；一是“怕党不能相信我”，怕讲出自己对党的一些看法会给自己惹麻烦。总之，“思想上认为我批评人，相反的别人也要批评我，由于自己怕人批评，也就不批评别人，抱着一团和气（的态度）。哪怕在工作上发现别人不对的事，有时虽然提出，只要对方反驳，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坚持真理，以免得罪别人”。 [43]
就像车绍文自己再三讲过的，他出身于小商人家庭，一直从事的也是通过买卖商品挣钱的工作，因此满脑子都是挣钱和利润，用他的话来说叫“单纯业务观点”。做什么都像旧商人那样，要考虑划算不划算、挣钱不挣钱。对自己的事不必说，对公家的事，他常常也会如此考虑问题。“大跃进”期间全城动员大炼钢铁，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把好好的铁门、铁锅拆毁、打碎，拿去烧成生铁，心里认定是浪费，嘴上却从来不讲。运动中领导一个劲儿要求“大进大销”，具体负责业务的他却“生怕积压吃批评，宁脱销怕积压”，“完全从利润上去打圈子”，因而领导定了指标，他也会悄悄在执行中打折扣。这样做的结果，在那样一场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的运动过程中，有时他的确是做对了，但有时也证明领导反而是对的。因此，碰到这种情况，他也不能不公开检讨自己。心里未必认输，嘴上还要批评自己“重业务轻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可能“给党带来极大损失”。 [44]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业务工作上过于我行我素的态度，特别是旧式小商人那种处处拉关系、搞人脉、你来我往、互利互惠、占小便宜的经营交际方法，在当年越来越政治挂帅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惹了大麻烦。
196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对农村及其财贸部门的基层干部进行一次大检查，教育挽救那些“占了一些小便宜，挪用一些公款，有小量贪污，或者有些事情上犯有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错误”的干部，而对那些“犯有较严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坚决进行斗争，给以必要的组织处理。极少数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应该坚决撤换（是党员的，应该开除党籍），以至逮捕法办”。 [45]
整个5月，车绍文恰好生病住院，没有上班。6月回到工作岗位后，一度也未能完全投入到工作中来。6月上旬，“三反”运动开始在公司内部全面展开，又是动员，又是鸣放，又是初步检查，又是专题检查，同时还大搞座谈会、辩论会、展览会，集中针对公司内部的浪费和贪污问题万炮齐发。
6月底，运动刚开始不久，就已经有餐厅的党员检举车绍文：“经常以开后门的办法将市场没有供应的紧张商品，以批发价格出售给私人（车的亲朋）。”“凡是与车有关系的人，找到车买东西，他总是帮助的。车得到的好处是到他们那里吃东西可以吃得多、吃得好，和购买到其他东西。” [46]
由于土产公司自身的工作特点，“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各种问题非常多。这类开后门、走后门、拿自己掌管的商品与外单位拉关系、占公家便宜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对车绍文这方面问题的反映，最初并没有引起“三反”整风办公室的重视。直到几个较大的案子调查基本有了结果之后，“三反”整风办公室才开始派人对鸣放中反映车绍文的问题进行外调。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外调，基本上查到的都是这类互相利用公家的东西交换利益的问题。外单位关系人员都反映说，车这个人一向很重关系，你要什么，数量不大并在他掌管的范围内，他都会想办法帮你。反过来，车到这些关系户那里买东西或吃饭，这些关系户也主动提供便利，吃饭少收钱，甚至请客还礼不收钱。 [47] 某食品加工厂还具体开列出了车绍文等人1959年在该厂走后门买过14次，价值20余元的骨头、汤油、鸭肝、猪肝的情况。 [48]
随着这类外调材料反馈到公司来，对车绍文占了多少公家便宜，有没有贪污枉法的调查也就迅速展开了。进入到8月中旬，公司内部各科室已经有十余人出来揭发车违反供应政策，自作主张，拿公家商品拉关系、开后门的情况了。
比如，有同事揭发说：某省驻本地执行全国三类三次交流会合同的采购员与车绍文非常接近，在车生病时专门给他送过食品。原因就是车绍文多次违反计划在调运商品问题上帮过这位采购员。
有同事说：某市蔬果公司业务员在车生病期间到车家去过几次，一次送的是罐头，一次送的是饼干，还有一次送的是熟猪肝。原因是车做主把土产公司自己都很紧张的计划外的豆腐乳200坛、蚕豆酱5000斤，还有其他味汁等调剂给了该公司。
有同事说：车经常以开后门的办法将市场没有供应的紧俏商品以批发价出售给他的亲朋。如中央餐厅的×××就经常到批发部来买水果。有一次出售给×××的10斤笋尖和1斤木耳，就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车却以批发价出售给了他。×××因此也为车绍文开后门。车常常到×××那里去买计划供应的肉，不仅自己买，有时还替别人买，都不用肉票，甚至不用排队。 [49]
8月中旬末，车绍文被正式隔离审查，交待问题。车陆续开始“坦白交待”。
19日，他交待自己没有经过科领导同意开出的商品有碎粉丝2000余斤、榨菜200斤、笋干200斤、干果150斤、水果300斤，分别开给了几家食品加工厂和酿化厂等。走后门帮公司食堂买到猪脚20斤、鸭脚20副、鲜鱼25斤、豆渣50斤、帮材料科买到发动机1只、三角铁350公斤、帮局长买到10斤甜酱，帮同事买到香烟10条，帮科长购到咸鱼15斤等。同时，自己也在几个单位吃过饭，买到水油、油渣、鲜鱼、猪肉和香烟等。 [50]
20日，他进一步将前一天想到的情况在补充后列出一张单子来，详细说明1959——1960年私自做主开出商品和走后门开进商品的每笔种类与数量。同时承认自己1960年即到处吃饭有10次之多，以及“贪便宜、收礼物、吃样品”的种种情况。 [51]
21日，他又根据调查人员的要求，按关系单位逐件再做交待，并按要求专门将“贪污”辟为单项来交待。但他承认的贪污，只有三次出差多报了伙食费或交通费的问题。经调查人员反复讯问，他最后才承认说自己在1957年3、4月间外出采购时，曾带回退款20元，因财务当时没有人，便放在自己办公室，后来慢慢花掉了。 [52]
22日，他又想出4月文化局送来几张戏票，因当时公司开会无人看，他就拿了两张和另一名同事去看了。 [53]
23日，他又想到1954、1955、1959年有三次多报销路费和伙食费的情况。 [54]
26、27日，他又补充交待了历年六七次多报销路费和伙食费的情况。 [55]
到9月2日，他进一步交待擅自开出商品约有粉丝5000斤、榨菜1500斤、笋尖1500斤、味精100斤、干果1000斤、金针菜50斤、苹果500斤。而仅1960年前几个月，他就和同事一起“到处骗吃骗喝”20次左右，有时甚至能有两桌人之多。自己收到关系人送的鸡、蛋、油、糖、糕点等，价值16元多。“贪污”，即多报路费、伙食费的次数也多了许多，从1953年起算下来“共计45.10元”。 [56]
9月8日，土产公司作出《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内称：
车在工作上一贯不负责任，在仓库任保管员时收货不过秤，后搞收铜工作时，一个月就少了卅斤铜板。经常发牢骚，讲怪话。1952年组织上曾研究准备清洗。到现岗位后表现骄傲自满，旧商人习气严重，好吹牛、说大话，总说别人业务不如他熟习，不尊重科长，重大问题不请示汇报，一贯独断独行。
报告称车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严重违反供应政策，非法供应大量紧张商品”。说据初步查明的，从1958年以来车就掌握了商品分配工作，“任意将省市控制商品大量供应本市和外地单位，初步统计总值达16万6千多元”。二是“工作极不负责，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说车“阳奉阴违，故意制造混乱，积压浪费大量资金，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尚待处理的悬案就有20多件，有的商品四五个月还在途中，有的发生霉变只能再制，有的数量短少迄未查清，此类问题“初步统计即达61469元”。三是“利用职权到处骗吃骗喝、贪污受贿”。说甲厂送给车鸡1只、鸡蛋30个，车即按对方要求，供应甲厂酱油精30吨；乙厂送给车白糖2斤、酱菜1斤，车即代乙厂处理积压调味酱2.5万斤。说车仅在各关系单位吃喝就达四五十次之多，各关系单位“凭车的条子，不仅在公司内部，而且在其它单位都能买到各种商品”。 [57]
公司随即填报了“三反案件定案处理内部审批表”，最后的处理意见是：“（车绍文）一贯表现不好、不负责任、思想落后，掌握业务大权，严重违犯供应政策，贪污受贿，工作上故意制造混乱，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严重的影响了党的商品供应政策的贯彻，实际上是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初步研究意见逮捕法办从严处理。” [58]
劳教定案
严格地说，车绍文受贿的数额很小，不过是接受了少量的糕点、猪肝之类；把因各种原因多报的出差伙食费、旅费算成贪污，能统计出来的，也只有三四十元；工作中因商品运送中途失联或破损或霉变，数量虽大，也不全是车绍文工作不负责的结果，而且这些商品的处理，多数还可以采取措施加以补救或解决，并非真的损失了；所谓“骗吃骗喝”，少给钱、票，有时甚至不给钱，这也不是车个人的问题，在当时土产公司，乃至相关商店、工厂等，多数业务人员或多或少也都是这样做的，运动中仅土产公司业务人员几乎都就此做过检查，有些人在这方面的表现与车甚至不相上下。因此，仅以此等证据，就要求公检法机关对车绍文“逮捕法办从严处理”，显然不大可行。故公司的报告上报后，市主管部门很快即提出异议，要求再找证据。
公司得到上级部门的意见后，马上着手进行了新一轮的材料整理，并于两周后即向上提交了“补充材料”。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提出车有“盗卖商品疑点”。称：
根据车一贯表现爱吃爱喝，到处骗吃骗喝，进馆子的情况，与车平时经济收支极不平衡，此外与各生产单位采购员关系暧昧不清等情况分析，有很大可能进行盗卖商品。 [59]
但是，仅有疑点显然也不足以定案。故此一“补充材料”，并不能促使上级机关通过公司的请求，向公检法部门转报申请。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在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后，“补充材料”提出的所有可能的线索，最后多半也都查不出个所以然，调查人员也认为“盗卖商品”罪基本上不能成立。 [60]
公司调查人员同时再度整理了车绍文的贪污材料，想看能否增加其“贪污”部分的数额。但是，他们把所有已知和怀疑的线索汇总在一起，结果也只能算出71.7元的数字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可算可不算的出差费用，真正算得上贪污的，只有车绍文自己交待的1957年3、4月带回后花掉了的那笔20元的退款。 [61]
对车绍文一案，公司已经上上下下大张旗鼓搞了一个多月。在此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有车这类情况的业务人员很多，但各种关系如此之多，特别是自行其是越权调配国家紧缺商品，并且导致管理混乱的情况，车绍文称得上是第一号人物了。为了惩戒此种风气，对车非处理不可。诉诸刑法不行，公司马上就想到了劳教一法。经与上级主管机关商量，公司决定申请对车绍文进行“劳动教养”。
上级主管机关党委对此批示得很痛快：“该员利用工作之便大开后门，破坏国家供应政策并因此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拟开除劳动教育，请市委批示。”
一个月后，市委也正式批复：“同意劳动教养。” [62]
依照此一处罚，相关部门最后对车绍文问题的认定是“违法乱纪”。处理意见认定车主要问题有四点：“一、违反国家商品分配政策，大量开后门”，但除举例外，没有计算数量；“二、利用职权，骗吃骗喝，接受贿赂，不顾政策的替对方处理大批变质商品”，认定的损失为11.6万元；“三、工作不负责任，阳奉阴违，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认定的损失仍为61469元；“四、贪污受贿”，认定的“贪污揩油人民币61.60元”。而车绍文则被定性为“违法乱纪分子”，既非“四类分子”，也非守法人民。 [63]
又过了一个月，C市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对车绍文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全文如下：
查车绍文，性别男，年四十四岁。C市人，因一贯利用工作之便大肆进行贪污、受贿、诈骗活动，严重地违犯党的供应政策和造成国家财产的严重损失，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条第二、三款规定，应予收容劳动教养，特此决定。 [64]
劳动教养决定下达后，车绍文马上就被公安机关来人押送去了劳动教养××农场。但那个年头的劳动教养，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统一的制度。所谓劳动教养，按照中共中央1955年8月25日提出时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 [65] 但是，该制度从提出实行之日起，就因缺乏必要的司法程序和法律规范，变成了以政代法的主观随意极强的一种人身惩罚办法。一方面，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劳教人员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并应以改造为新人为目标；另一方面，负责制定劳教制度的领导部门又明确要求“劳动教养可以不必规定期限”，工资也不必明文规定。 [66] 因此，车绍文1960年12月19日接到处理决定书，被押送至农场劳动，却没人告知他劳动教养的期限，更不必说工资几何和有怎样的权利了。
已经吃过甚多苦头的车绍文到农场后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对自己的教养时间等，连问也不敢去问。他虽患有严重胃溃疡和慢性心脏病，但刚去时仍和过去一样，肯于吃苦，干体力活儿不惜气力，因而连着三个月被评定为“改造较好”。如此半年多之后，他才接到了一个“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原来，该市劳教处罚是先把劳教人员送至农场，由农场考察几个月后，再来决定处罚时间。换言之，一个劳教分子的劳教时间，很大程度上不是依罪量罚，而是要和农场方面对劳教分子到场后的劳动表现挂钩。好在车绍文这半年表现不错，农场主管劳教的干部对他的评语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其评语称：
该人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是严重的，因此处其教养感到宽大。来场后能认罪服管，安心改造，未有牢骚话。在劳动上能带头干，如割芦柴任务200斤，完成350斤。在作秧田时，天气冷，别人怕下水，他首先带头下水，推动了全班下水干。在抢种时，不仅自己干，而且还经常检查抢种的质量。在生产上能和别的队员研究商量，遵守场规制度，未有逃跑。三月、四月、五月份被评为改造较好的队员。 [67]
但是，如此之好的评语，似乎对车绍文的处罚决定并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一方面，此一呈批表没有“上呈”，只是由农场领导自批而已。农场自批，车有良好表现，照理应该减轻处罚，农场却还是做出了“定期三年”的在劳教中算是较重的处罚。而且，农场决定的三年处罚的起始时间，也不是从车绍文被正式送来农场的1960年12月20日算起，而是从农场自批的将车绍文劳教三年的1961年10月30日之后的一个月算起。这样一来，车绍文的劳教三年，实际上等于劳教四年了。
保外就医
对于农场给予的这一处罚决定，车绍文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一年沉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1961年冬季严寒下持续出工，使车绍文原有的胃病和痔疮发作得更厉害。春种开始后，身体的不适，加上每日过长时间的农田劳动，又引发了他频发心慌的症状。经场医检查，车已患上慢性心脏病，必须休养一段时间。但经过两周病休，其心脏早搏的情况并未好转，稍多活动，就会心慌气促，虚汗淋漓。虽经用药和继续休息，情况仍无好转，车绍文又进一步出现了明显消瘦、下肢浮肿和严重贫血等症状。
1962年6月，经过进城检查，车绍文被诊断为很难治愈的慢性肺心病之后，农场方面很快就作出了将车绍文保外就医的处理意见。车绍文所在五队的看管人员马上填报了一份“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执行呈批表” [68] 。内容如下：
在这里，劳教制度的不规范，又一次度显露出来。因为车绍文不能“替国家做工”了，劳教农场没有责任承担他长期医疗和病休的负担，因而只能把车重新送回到社会上去，完全不必管车回去会不会“增加失业”。而为了说明这样做理由充分，农场除了强调车的疾病严重外，还虚报了车家的经济状况。事实上，车的妻子只是有时能够找到临时的工作，即使能够做上一段时间的临时工，每月最多也只能有10元左右的收入，离“30余元”相差甚远。至于说车的两个妹妹每月还能补助20元，也不确切。因为其两个妹妹，只有一个妹妹因为没有结婚，有条件补助哥哥家里一点钱，另一个实际上也很困难，经济上并帮不上忙。
这样一份呈批表，不过两天时间就得到了农场上级主管部门，即劳动教养办公室的批准。呈批表7月2日填报，4日获批，6日车绍文就被送回到C市原住地去了。押送人员在把车绍文送至城东区公安分局的同时，直接将一份已经不可变更的“劳动教养人员保外执行通知书”交给分局，便算完成了任务。该通知书内容如下：
兹有劳动教养人员车绍文，性别男，年龄四十六岁，家住城东区香椿里三巷112号。1962年7月6日因贪污盗窃依法收容劳动教养。现因患心脏病、胃溃疡、痔疮等症，需保外。
现检同车绍文材料壹卷，希通知其家属、监护人具保领回，并准于入户，以取得粮油供应。并向当地群众宣布，责令其本人遵守国家法纪，订出改造保证，定期汇报思想情况，切实监督其改造。如病痊愈或有违法犯罪事情，即与劳动教养××农场联系处理。
该分子原定期叁年，从1960年12月20日起。
本月份粮食计划已发。
该分子会吸烟。 [69]
此一通知书内容之混乱，也极其明显。内中不仅错把送车绍文回城的时间写成了车被收容的时间，而且把农场做出的三年劳教决定的起始时间也弄错了。
解而不脱
车绍文回到家后，开始在家养病，每月还给派出所交一份思想汇报。这时车母去世了，但三个孩子连同他和妻子一家的生活，仅靠妻子一个人打零工和偷偷做点小生意维持，平均一个月只能收入几块钱。全家基本上还要靠一个妹妹每月补助10——15元，同时再变卖家中用具，才能勉强过下去。
1962年10月，车感觉身体略已恢复一些，就去找亲戚介绍，到一个工地上去做临时工，想要尽力补贴一点家用。因为身体还是较差，一动就累，故他虽然坚持做了三个月，却忽略了去派出所报告情况，也没有再交思想汇报。 [70]
对于劳教部门不由分说即把劳教人员送回来的做法，负责车绍文所住街道的派出所本来颇为不满。车回来不过三四个月，就公然开始脱离管教，这就更让派出所恼怒不已。这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们对车绍文保外就医期间表现的评价，以及他们对车保外就医的态度。但是，负责管理车绍文所在区域居民生活的居委会及其上级街道委员会，却对车一家的生活状况比较担心。他们知道车已经非常小心了，早就不再和过去做生意的朋友来往，就连自由市场也不敢去，生怕惹上麻烦。但是，车一直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因而极度焦虑于自己不能找到固定的工作，做临时工有时都会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失去挣钱的机会。这常常导致车情绪低落，居委会对此相当了解，也很清楚车在家的重要性。
有关派出所和居委会之间的意见分歧，我们可以从车绍文回家九个月时派出所和居委会几乎同时出具的评估报告，看得很清楚。
1963年4月下旬，按规定，车绍文、派出所、居委会、公安员各要出具一份对车绍文保外就医情况及效果的文字说明或报告书。
车绍文上来还是先承认自己因“利用职权，将紧张物资供应私人关系，开后门”，并“在业务中吃食样品和出差多报旅差费等贪污三十余元”，说自己“使党和政府遭受严重损失”。进而声称，自己“如不是受三反运动的教育，发展下去，很可能走上反人民的危险”。劳动教养是“政府的宽大处理”，“保外就医”更是“给我安心自我改造的机会”。他特别表示，因为家庭生活艰难，政府“经常救济”，因而一直心存感激。自己也严格注意遵守法纪，自觉看书看报改造自己。但因为思想汇报上交得少，特别是曾出外找工作没有请示派出所，“还是做得不够”。“从今日起自己会以严格的态度来要求自己，做到请示报告，言行一样，来报答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和照顾。” [71]
派出所4月24日出具的是一份关于车绍文“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对车回家以后的表现，极表不满。在“该人保外期间表现”一栏中写的是：
该人自保外以来，表现不好，目前病有所好转。刚回来就不遵守汇报制度，都是和其妻在家搞小生意。找他汇报，都说生活不能维持，没有办法。
在“派出所意见”一栏中则明确表示：
表现不好，建议收回执行。 [72]
负责日常监督的居委会4月25日出具的报告则是另一种态度。内中写道：
车绍文自1962年7月回家后，主要在家养病。后因生活困难，经人介绍做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但因身体不能支撑，当年天冷后即再未做工。全家主要生活来源靠妻子做一些小生意，卖土产维持。另外每月地方政府对家中都救济一些。
车绍文通常在家看门，自由市场是不去的，回来初期向政府汇报较少，后每周都向公安员汇报一次，对地方上学习参加不够，主要思想是顾虑家庭生活困难，因而产生悲观情绪。 [73]
公安员的报告亦比较平实。内称：
（车绍文）回来一直未出去，主要在家养病。为了生活，经嫂嫂介绍做过临时瓦工，今后以来就未做了。家眷做一些小生意，卖土产维持。（他）自己在家看门，每月地方政府对家中都救济一些。（他）每周都向公安员回（汇）报一次，对方上学（习）参加不够。主要思想顾虑家庭生活困难，而产生悲观情绪。 [74]
劳教处罚因为不由公安局来决定，而是由地方行政权力机关决定，因而对于车绍文保外就医以来的表现做出最后处理意见的是基层街道委员会。该委员会显然没有支持派出所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居委会的意见。其最后的批示称：
据居民委员会反映，车仍有病，无业，家中子女多，生活较困难，每月均救济10元维持。我们意见，可以继续保外就医。 [75]
因为受到派出所的指责，车绍文随后也变得更小心谨慎了，再累也坚持每星期递交一份思想和情况汇报。由这些思想和情况汇报中，不难了解其家庭生活困难到何种程度。
如1963年7月17日，他汇报称：
上月29日开始上工，我在早晨四点半钟乘车到南门去。到达石桥四点四十五分电车忽然上面失火，但司机车门不开，因此乘客都由窗子跳下。我当时由车子窗子跳下，将左脚跌伤，头也被玻璃划破，流血很多，又无钱到医院去治，就乘另一部电车到南门找我妹妹去治疗。到南门后，脚全肿起来了，路也不能走，只能由我妹送回家，一直到今天都呆在家中不能走路，更不能上班做工。……因为一月有余不能上班，因此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只能卖家具和衣服度日。虽然城外有工做，但被子和伙食费还是问题，正在设法中。 [76]
如1963年8月20日，他汇报道：
最近十余日中无工可做，生活又成问题。加之下旬计划粮已吃完，更无经济买自由市场的粮，这两日生活（靠）卖了破旧冬衣，买北瓜度日。因无法维持现时生活，虽然学校不段（断）催交学费，实在也无肯定答复，思想上更谈不上考虑学习问题。照此长久下去，一家生活实难维持，因此，思想非常烦闷。个人思想考虑，请求领导给爱人设法找一事糊口，或请协助领一小贩证来维持，补助一家生活。是否可能，请领导研究照顾为感。 [77]
又如，9月上旬，街道出面帮助车的妻子联系到了在家糊纸盒的工作。车绍文马上报告表示感激，同时说明自己已经卖了棉大衣，交了一个孩子的学费，请求街道能向学校说明，帮助免除另两个孩子的部分学费。 [78]
车绍文这一期间的表现，显然也让派出所有些认可了。他的劳教期限为三年，即使按农场的决定，从1961年11月30日算起，到1964年11月30日也就期满了。1964年9月21日，当农场向车绍文住地派出所发出公函，说明车劳动教养即将到期，要求其将车的表现回函告时， [79] 派出所不仅没再提出异议，而且还主动予以配合。他们只是请街道治保主任出面写了一个情况说明。内称：
车绍文是62年保外后在家养病，有时作临时工，家里生活困难，3个小孩，连妻子一起5口人，妻子在民办厂做工，每月10多元。（因为）是生产自救，有时停工，未有工做。……（车）本人在家不大出来，没有发现不法行为，每月可拿3.40元，还是很苦的。
根据该人在保外期间表现一般没有违法行为，同意车绍文解除劳动教养。
派出所的批注则说明：“治保主任所介绍情况基本属实，供参考。” [80]
据此，××农场也很快做出决定：“按期解除。” [81]
车绍文至此理应恢复“自由身”，从政治重压下解脱一些了。但是，就在他被解除劳教的同时，“四清”运动又轰然而起。城乡“四清”运动中，“四类分子”常常是群众批判会的陪斗对象。幸运的是，车绍文只是“违法乱纪分子”，没有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因而基本上没有被弄去陪斗。有时，他还能继续去做临时工。
但在紧接着强劲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就没有这份幸运了。像他这样的人，身体再差、生活再困难、表现得再老实，通常也逃不脱挨整和重新被清洗的命运。而且，这次被遣送下乡，连“保外就医”的可能也不会有了。
[1] 《C市干部学校报名登记表》，1950年7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 《口试意见表》，1951年7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 《思想检查》，1950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 《自传》，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 《问答卷》，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 《政治课考卷》，1951年10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 《第二单元学习心得》，1951年11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 《思想检查》，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9] 《鉴定书》，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0] 《车绍文表现记录》，1951年9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1] 《单元小结表》，1951年10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2] 《各单元表现摘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3] 《C市干部学校公函》，1951年12月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4] 《调查简表》（1，2，3，4），1951年11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5] 《思想检查》（1，2），1951年11，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6] 《思想总结》，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7] 《鉴定书》，1951年12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8] 《综合分析意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19] 《调查简表》（2，4），1951年12月1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0] 《调查简表》（1，3），1951年12月27、2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1] 《综合分析意见》，1951年1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2] 《审查表》，1952年2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3] 《编外人员处理登记表》，195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4] 《三反学习思想总结》，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5] 《干部简历表》，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6] 《审查表》，1952年，《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7] 《编外人员处理登记表》，1952年7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8] 《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申请退职登记表》，1952年7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29] 《人事材料摘录卡》，1957年，《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0] 1949年后开始实行工资按分折实的计薪方法。一个折实单位，即一个工资分，由政府规定的几种生活必需品的实际价格进行折合，如天津为“一斤面粉、一斤玉米面、一尺布”的价格为标准，每分约值6角5分。《干部简历表》，1952年6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1] 《土产公司三反运动坦白交待表》，1960年9月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2] 《单××证明材料》，1957年4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3] 《杜××证明材料》，1957年4月2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4] 《吴××证明材料》，1957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5]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6]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7] 《个人交待登记表》，1957年3月29日、5月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8] 《关于车绍文的怀疑问题调查意见》，1957年5月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39] 《毕××、单××、韩××、李××、吴××证明材料》，1958年5月1、14、18、2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0] 《关于取消车绍文同志汉奸嫌疑问题的审查报告》，1958年6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1] 同上引注。
[42] 车绍文在这方面的表现，一直受到肯定。可参见档案中各种评鉴资料。
[43] 《日记摘录》，1963年3月2日；《整风思想总结》，1958年9月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4] 同上引注。
[45]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960年5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380页。
[46] 《朱××检举材料》，1960年6月3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7] 《车绍文的调查材料》，1960年8月1、3、13、14日；《××商场徐××、陈××、王××、食品商店童××检举材料》，1960年8月14、1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8] 《王××检举材料》，1960年8月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49] 《刘××，梁××，魏××，朱××，田××、何××、郑××检举材料》，1960年8月20、22、25、28、29、3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0] 《坦白交待》，1960年8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1]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2]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3]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4] 《坦白交待》，1960年8 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5] 《坦白交待》，1960年8月26、27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6] 《坦白交待》，1960年9月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7] 《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1960年9月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8] 《三反案件定案处理内部审批表》，1960年9月1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59] 《车绍文的补充材料》，1960年9月22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0] 《关于调查车绍文有盗卖商品嫌疑的报告》，1960年9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1] 《车绍文贪污材料对照表》，1960年9月23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2] 《对车绍文严重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问题的处理报告》，1960年9月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3] 《关于对违法乱纪分子车绍文处理的审查意见》，1960年10月18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4] 《劳动教养决定书》，1960年12月19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5] 《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955年8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编：《肃反运动文件选编》，1959年，第26页。
[66] 《陆定一同志在各省、市、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事系统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1956年1月；《罗瑞卿在各省、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56年7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40/15/78——87。
[67] 《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1961年9月3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8] 《劳动教养人员保外就医执行呈批表》，196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69] 《劳动教养人员保外执行通知书》，1962年7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0] 《思想情况汇报》，1963年4月16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1] 《对保外就医的认识》，1963年4月2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2] 《劳动教养分子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1963年4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3] 《监督报告》，1963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4] 《车绍文情况报告》，1963年4月2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5] 《劳动教养分子保外就医执行调查表》，1960年4月，《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6] 《报告》，1963年7月17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7] 《汇报》，1963年8月20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8] 《报告》，1963年9月1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79] 《××农场致C市城东区公安局××派出所公函》，1964年9月21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0] 《××派出所致××农场函》，1964年11月4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
[81] 《劳动教养分子定期呈批表》，1964年7月5日，《车绍文档案》（无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