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发丘摸金的盗墓

盗墓与古人厚葬的习俗有直接关系，是厚葬的恶果之一。历代埋藏在地下墓穴中的大量宝物，为盗墓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厚葬之风在古代经久不衰，盗墓也就成为历史上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盗墓的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古代文献中较早记述盗墓的见于《吕氏春秋·安死》：

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故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

上文所述为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徒的耳闻目睹。从他们记述的情况来看，盗墓的现象在战国时代已非常普遍，古代及关东六国的贵族大墓“无不抇也”，已被盗掘殆尽。这些大墓之所以遭到盗掘，是因为其中的“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盗墓者一旦得手，就可获取大量的财富，过上“世世乘车食肉”的富裕生活，希图在阴曹地府继续享受奢侈生活的王公贵族，在厚葬其身的同时，就为滋生自己的掘墓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点是他们所始料未及的。

秦始皇陵内埋藏了大量宝物，项羽率军入关以后，“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所获甚丰，关东盗贼也趁火打劫，“销椁取铜”，盗掘宝物。其后，牧羊小儿在陵园放牧，羊从盗洞中钻进陵内，牧童手执火把入陵寻觅亡羊，引燃地宫建筑，“火延九十日不能灭”（《水经·渭水注》）。终于沦为废墟。秦始皇之前秦国历代国君的陵墓，因“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在秦末战乱中“咸尽发掘暴露”，亦被盗掘一空。（《汉书·刘向传》）

汉兴，盗墓之风日甚。《汉书·地理志》在记述各地的风土民俗时说：赵、中山一带，民风强悍，“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俗好盗墓。其他地区盗墓的现象也很严重，很多人视盗墓为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以此为业者大有人在。他们不仅盗掘古墓，对时人的墓葬也不放过，闻有富贵之家厚葬，即跟踪窥探，伺机掘冢取宝，“今日入而明日发”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不惜冒杀身之险，竟然盗取汉皇天子陵中的宝物。文帝的霸陵在武帝时已被盗掘，曾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汉书·张汤传》）。相传武帝入葬后仅四年，就有人在右扶风市场上出售茂陵地宫内随葬的玉箱、玉杖等珍宝，说明茂陵在武帝尸骨未寒时就被一些胆大包天的盗墓者“光顾”了。（《汉武帝内传》）当朝天子的帝陵尚且如此，凡人的墓葬就可想而知了。西汉盗墓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令人不解的是，西汉的一些诸侯王也每每充当盗墓贼的角色。景帝的后代广川王刘去就是这类皇子皇孙的典型代表。他纠集一帮无赖少年，专门从事盗掘封国内古墓的勾当，“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毁坏的古坟大冢不可胜数。其中奇异者就有百余座之多，包括晋灵公、栾书、魏襄王、哀王、魏王子且渠、幽王、袁盎等人的墓葬，墓内多珍奇异物。盗取的宝物多被刘去据为己有，如晋灵公冢内有一枚拳头大小的玉蟾蜍，腹空，可容水五合，出土时光泽照人，“王取以盛书滴”；魏襄王墓中的金玉杂具完好如新，“王取服之”。（《西京杂记》）广川王刘去喜掘古冢的嗜好，与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盗墓风习有一定关系。

分布于关中渭北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遭到毁掘。《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入关中后西征受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汙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赤眉军毁掘汉帝诸陵，一方面是为了获取财物，解决部队的给养；同时也以此来发泄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刻骨仇恨。经过这场浩劫，西汉帝陵毁坏殆尽，一片狼藉。刘秀当上皇帝以后，不忍心先代祖宗暴尸荒野，于建武五年（29）七月“诏修复西京陵园”（《后汉书·光武帝纪》），使汉室帝后的幽魂得到了一点安慰。

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众多的封建割据势力，导致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握有重兵的军阀往往动用军队盗掘陵墓，其他盗墓者也乘战乱之机蜂拥而起。以残暴闻名的陇西军阀董卓，率兵入京城洛阳控制了皇室政权以后，滥杀生灵，掘陵发冢。他先是毁掘汉灵帝文陵，“悉取藏中珍物”；在劫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之际，又遣部将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后汉书·董卓传》）东汉的帝陵在烽火四起的动乱年代悉被盗掘，魏文帝曹丕曾感慨地说：“丧乱以来，汉代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痛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其实，乱世英雄曹操也干了不少发丘掘墓的勾当。袁绍在讨伐曹操的檄文中，所列曹操的主要罪状之一就是盗墓。檄文说：曹操曾亲率士卒盗掘了汉文帝之子梁孝王的陵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在军队中专门设置了主管盗墓的“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从死人身上筹措军饷；曹军所过之处，冢墓悉被毁掘，“无骸不露”。（《后汉书·袁绍传》）曹操称得上是汉末群雄中发丘摸金的“能手”。

颇为有趣的是，一些举止彬彬的文人雅士竟然也加入了盗墓者的行列。相传，三国魏人钟繇酷爱书法，尤喜名人墨宝，他见韦诞藏有东汉学者蔡邕的遗墨，遂屡屡索求，不想韦诞亦视之如至宝，他没有满足钟繇的要求，死后将这件书法珍品葬入了坟墓。钟繇得知后，便暗地派人挖掘韦诞墓，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蔡书。钟繇盗墓的动机虽然“高雅”，不同于一般发丘摸金的强人，但这位与王羲之并称“钟王”的书法大家获取墨宝的手段也未免过于失当了，被后人传为“佳话”。

《晋书·皇甫谧传》对魏晋时期盗墓的情形有这样的描述：“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于是！”西晋太康中，有人盗发了刘表的墓葬，见刘表夫妇的尸体十分完好，容貌与活人无异，墓内香气充溢，“远闻三四里，经月不歇”（《水经·沔水注》）。永嘉末年，齐桓公的陵墓为临淄人所发，因墓内设有水银池，毒气弥漫而无法入内。过了几天以后，盗墓者让狗在前面探路，从墓中盗取的宝物不可胜数。（《括地志》）晋愍帝建兴中，曹嶷盗发齐景公和管仲的坟墓，尸体尚未腐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太平御览》卷五五七）。建兴三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晋书·孝愍帝纪》）。关中汉陵又一次遭到毁掘。

西晋末年，内忧外患并起，南北分裂割据长达近三百年之久。在这种改朝换代频繁、战祸迭起的社会环境下，盗墓的现象尤为严重。

在异族统治的北方地区，“旧都沦灭，山陵毁掘”，陵寝坟茔备遭浩劫。前赵皇帝刘曜厚葬其父，造陵于粟邑，“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出现了“暴骸原野，哭声盈衢”的悲惨场面。（《晋书·刘曜载记》）羯族首领石勒、石季龙“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记，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石季龙还派人发秦始皇陵，“取铜柱铸以为器”（《晋书·石季龙载记》）。前秦皇帝姚苌和后燕皇帝慕容垂也是盗墓的能手，每到一处即“毁发丘墓”，掠取宝物。（《晋书·苻丕载记》）北魏统一北方后，五胡十六国混战的局面告一段落，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亦随之有所收敛。

江南地区的盗墓之风也很盛行。南朝宋武帝时，青州人盗一古墓，冢铭有“青州世子，东海女郎”数语，武帝以之为奇，询诸学士鲍照等人，众莫能解，贾希镜认为墓主是晋室宗族司马越之女。（《南史·贾希镜传》）下邳太守王玄谟，性好盗墓，毁掘所辖境内的古墓不计其数，以致“地无完椁”。某日掘开一冢，剖破棺椁，内卧一年轻女子，臂有玉钏，王竟“斩臂取之”，毁尸掠宝。（《南史·王玄谟传》）齐高帝建元中，有人盗发楚王冢，“获玉镜、玉屐，又得古书青丝简编”（《南史·齐本纪》）。在梁末的侯景之乱中，许多坟茔被乱军劫掠一空。陈朝初年，征北军人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陈书·世祖纪》）。皇室子弟始兴王陈叔陵，素有盗墓之癖，“好游冢墓间，遇有茔丧主名可知者，辄令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为玩弄”（《陈书·始兴王叔陵传》）。像陈叔陵这样喜玩赏古尸骨殖的人，在历史上恐怕是不多见的。

隋唐时期，掘冢发丘之事屡屡见诸史籍。《隋书·王颁传》载，王颁之父为陈武帝陈霸先所杀，隋灭陈后，颁率士卒千余人夜发陈霸先陵，剖棺毁尸，“焚骨成灰”，以报杀父之仇。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沿河数千里的古墓新坟悉被毁掘，人悲鬼泣，怨声载道。唐朝建国之初，为了革除社会上的盗墓之弊，在制定法律时增加了对毁陵发冢者进行处罚的有关条款。《唐律疏议》卷一九规定：“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根据盗墓者对墓葬的破坏程度，分别处以流刑、徒刑以至绞刑。同时又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帝王陵园内的一草一木和平民坟茔内的树木均受法律保护，不得随意盗取，犯禁者处以徒刑或杖责。毁掘帝王陵寝被定为“谋大逆”，属十恶不赦之罪，犯者诛死无疑。

然而，严刑峻法仍然禁绝不了根深蒂固的盗墓恶习。唐懿宗咸通年间，凤翔府曹李道捕获一“掘冢贼”，拷问其平素所为，他回答说：我从事盗墓已有三十余年，咸阳以北、岐山以东陵域之外的古冢“皆开发矣”。并在大堂上给李道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盗墓过程中的奇景异观。（《录异记》）说明唐代关中地区已有专门发掘古墓的职业盗墓贼。有的盗墓者结成团伙，集体发丘摸金，并勾结地方官吏，以财物打通关节，求得官府的暗中支持。一些州官县吏受贿枉法，包庇纵容盗墓者，并参与分赃，将分得的上等宝物进贡给京师权贵，以谋取高官厚禄，“珠玉之器，皆入京师贵人家矣”（《尚书故实》）。

和平年代的盗墓风气尚如此之盛，动荡岁月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边将节度使拥兵自重，兵祸迭起，国无宁日，帝王陵寝和埋葬丰厚的冢墓也成了战乱中的蹂躏地。德宗时，卢龙节度使朱泚叛唐称帝，“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旧唐书·德宗纪》），毁掘唐陵。东汉太尉陈蕃之墓也遭到乱军的盗掘，“昔值军乱，闻墓有宝，三军争掘”（《垄上记》）。唐朝的帝陵在唐末五代之际为人所发，“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全唐文》卷一〇七）。京兆华原人温韬，曾任后梁静胜军节度使，“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珍宝……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新五代史·温韬传》）。唐关中十八陵除乾陵外，其余诸陵均被温韬盗掘，时人称其为“劫陵贼”。宋人对温韬盗发关中唐陵之事亦有记述，《茶香室三钞》云：“陕西形胜耀州为最，唐帝陵多在其境。温韬之起，唐帝之陵靡不开发。简陵（懿宗陵）内有银罗汉十人，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备，环列梓宫。每一身以十余牛牵致而出隧道。”唐代帝陵多依山凿建，严密坚固，温韬率众兵将其一一开发，盗陵规模之大，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盗墓的盛行，使历代出土的大量古物广泛流传于世，在宋代的士大夫中兴起了搜集、玩赏古物的热潮，“金石学”这门新兴的学问也随之应运而生。北宋时期已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学家和金石学著作，如太学博士吕大临及其所著《考古图》、女词人李清照与其夫赵明诚合著的《金石录》等。宋徽宗赵佶治国虽昏庸无能，但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风雅天子，他不仅精通棋琴书画，对金石之学也颇有兴趣，曾亲自主持将皇室宣和殿收藏的古代铜器精华著录成书，名《宣和博古图》。圣上天子热衷此道，文人学士和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亦竞相仿效，这种好古的习尚使古代文物的身价陡增，“世既知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同时也直接助长了社会上的盗墓掠宝之风，“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铁围山丛谈》）宋徽宗时期，“万古之器并出”，从古墓中盗掘出来的宝物不可胜数。

宋代的盗墓者以长安、洛阳两地为多，原因是“两都多汉唐王公冢墓，历代宝物每自此出”（《清波别志》）。同书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日，数名“胡儿”用锦裹一玉注碗在市场上出售，“索银百笏”。此碗表里莹澈无瑕，工艺甚精，“注以酒，顷刻则温”，奇异无比。有人问碗的来历，胡儿答曰：“得于长安古圹中”。魏泰《东轩笔录》载：当朝张侍中和晏丞相死后俱葬阳翟（今河南禹县），两墓相去数里。群盗先发张墓，得金宝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榇，以掩覆其穴”；次发晏墓，所获无几，群盗大失所望，“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时人感慨地说：“张以厚葬完躯，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南宋初年，由金人扶植的“大齐”傀儡皇帝刘豫徙都汴京，大肆毁掘开封、洛阳一带的坟墓，“凡两京冢墓发掘殆尽”，巩县的北宋帝陵也遭到浩劫。（《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有一次，刘豫从士兵手中得到一水晶宝碗，经盘问得知出于哲宗永泰陵，遂以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率兵赴巩县开发宋陵，掠取宝物。他们掘开永泰陵后，不但将陵内所藏珍宝玉器劫掠一空，并剖破棺椁，弃哲宗尸骨于陵外野地。绍兴十八年（1148），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顼途经陵区，见哲宗遗骸暴露于野，遂解衣裹尸，草加掩埋，回朝后面奏高宗赵构，君臣悲恸。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一次践踏了巩县宋陵，整个陵园“尽犁为墟”，仅余几尊巨石雕刻悲哀地空守于此。

苟安江左的南宋诸帝，死后的遭遇比其祖宗还要凄惨。亡国不久，陵园就被盗墓贼洗劫。《癸辛杂识》和《辍耕录》详细地记述了南宋帝陵被盗的经过：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任江南释教总摄的西僧杨琏真伽，伙同演福寺僧允泽等人，率众僧及凶暴之徒赶到绍兴陵园，企图掘陵。负责守陵的中官陵使罗锐极力抗争，允泽对罗拳打脚踢，并持刀威胁，罗无奈大哭而去。这伙强盗先挖开了宁宗、理宗、度宗及杨后的陵墓，“劫取宝玉极多”。理宗的永穆陵“所藏尤多”，毁坏的程度也最为惨烈。理宗的棺椁被剖破后，只见一股白气冲天而起，棺内宝物甚丰，尸体尚完好如生，珠光宝气缭绕其身，棺底铺有织锦，锦下承以用金丝编织的网罩，“掷地有声”。群盗掠去棺内的宝物后，又将理宗的尸体倒悬树上，沥取腹中水银，并掰唇撬齿，取出口含的夜明珠，“如此三日，竟失其首”，连理宗的头颅也被折腾掉了，惨不忍睹。同年十一月，杨琏真伽又率众盗毁掘了陵园内的高宗、孝宗及光宗陵，同时被盗的还有南宋初年由塞外迁葬于此的北宋徽、钦二宗的陵墓。无数珍宝被掠，诸帝的尸骨也被挖出来弃置于草莽之中，一片狼藉。绍兴人唐珏闻知帝陵被毁、龙体遭劫，遂备置木匣若干，覆以黄色丝绢，上署帝号、陵名，邀集乡里少壮之辈乘夜潜入陵园，将诸帝遗骸收藏匣中，密埋于天章寺前，树冬青以为标志。惟理宗头颅甚大，木匣难容，未能收藏。七日之后，杨琏真伽复取理宗头骨，截为饮器；又令众僧收集诸帝骨骸，众僧求陵骨未获，遂拣来牛马枯骨交差。恶僧杨琏真伽不明真相，“筑一塔压之，各曰镇南”，以示镇服南国。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派人专程从元大都取回理宗头骨，与唐珏所藏的诸帝遗骨一同归葬旧穴，并竖碑立石，修复陵园。南宋诸帝苟且偷安，不但断送了江山，自己也落了个陵毁尸碎的可悲下场。

元末战乱四起，军队盗墓的现象尤为严重。元人徐勉之《保越录》说：朱元璋的部将胡大海纵兵掘冢，掠宝毁尸，“至官庶坟墓无不发，金玉宝器捆载而去；其尸或贯之以水银，面皆如生，被斩戮污辱者尤甚。”民间盗墓者亦趁乱蜂拥而起，发丘摸金之风一时猖獗。

明代以盗墓为业者甚众。北方的盗墓贼仍以陕西、河南两省居多，《涌幢小品》云：“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冢，小者犹延里许”，当地居民养成了“俗善伐冢”的恶习。南方的盗墓贼也很活跃，同上书记载：浙江鄞县之民“善发古墓”，有一盗墓贼号“詹拣尸”者，因掘冢之事败露，被囚入狱，他竟然用从古墓中盗来的两只玉碗和数锭黄金贿赂乡绅，求其说情宽解，治狱者正好抓住赃证，遂将这位专发古人财的盗贼处死。从此以后，“其祸稍息”，鄞县一代的盗墓之风有所收敛。嘉靖中，山东临朐县有盗发一大墓，“乃古盐后陵寝，其中珍宝最多，生缚女子四人列左右为殉，其尸得宝玉之气尚未消”（《野获编》）。正德年间，扬州府海门县城东一古墓被盗，相传为唐代义士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仪貌如生，须臾即灭”。崇祯丙子年，位于番禺县治东二十里的南汉主刘癡之墓被当地土人盗掘，有金人十二，疑为刘癡、皇后马氏及其诸子之像，另有十尊用白金熔铸的学士像，诸珍异之物颇丰。（《曝书亭集》）

清人盗墓亦每每见诸史志。《述异记》云：康熙三十五年（1696），嘉兴东门外十里乡人掘得古墓，“启棺一女子面貌如生，冢中殉葬物甚多”，视其志铭，乃五代后汉皇帝刘知远之公主。《池北偶谈》载：开封人盗掘东汉扬虚侯马武之妾冢，内有马武为其妾自书的碑铭，“文甚古，字尽精绝”；又有香奁一具，“中贮脂粉皆宛然”，奁底有铜印一方，镌“妾莫如”三字。道光《武宁县志》载：盗发徐尚书墓，得银簟、铜镜等物，簟以银丝织成，“丝细如发，工致精密”，瑰丽无比；镜有铭文，叩之“古音莹莹”。同治《上饶县志》载：太平乡有郑文恪公墓，乾隆年间，盗墓贼三人与谋曰：此公为明臣阁老，棺内必有金玉宝器，发之必获重利。遂结伙夜赴墓所，“挥锄掘冢”。

清室帝后陵内埋藏的大量珍宝，使中外强盗垂涎三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曾对东陵进行了野蛮的浩劫，掠走大批的金银祭器和其他珍贵文物。清朝灭亡后，军阀林立，兵荒马乱，“护陵大臣”毓彭监守自盗，勾结北平城古董商，盗卖诸陵寝的金银器皿和文物珍宝。一九二八年七月，任国民党军长的“东陵大盗”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率部队进驻东陵，派工兵深夜用地雷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地宫炸开，匪兵蜂拥而入，将其中的金银珠宝抢掠一空，裹满珍宝的慈禧尸体也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军阀孙殿英一手制造的东陵盗宝案，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盗墓活动，震惊中外。当时政府迫于社会压力，曾专设军事法庭审理此案。

通过对历代盗墓活动的全面回顾，不难看出，盗墓的习俗在我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上下数千年、广袤万余里的中国大地上，盗墓贼的身影像难以驱散的幽灵一样时隐时现，四处作祟。其流风余韵，至今未息。

古人是如何发墓取宝的？惯用的盗墓手段有哪些？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情况。

明火执仗地大规模毁掘。这种现象常常发生在兵荒马乱的改朝换代之际；肇事者多是一些乱世英雄，如握有重兵的军阀悍将、兵强马壮的异族首领、乘乱而起的土匪强盗以及少数农民义军等；毁掘的对象主要是帝王陵墓和聚宝丰厚的巨丘大冢。历史上的项羽毁始皇陵、董卓掘汉帝诸陵、曹操发丘摸金、“五胡”浩劫中原坟墓、温韬遍盗关中唐陵、元初洗掠宋帝陵寝，以及近代孙殿英东陵盗宝等，就属于这种情况。其特点是动用军队盗墓，且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进行。

民间的盗墓活动则与上述情况不同，既有乘动乱之机大捞一把的临时经营者，也有和平时期以此为生的职业盗墓贼。他们或三五成群结伙行盗，或独家独户个体经营。为免遭国家法律的惩罚和邻里乡人的谴责，其行踪甚为诡秘，昼伏夜出，在暗中从事盗宝的勾当。盗墓的具体手段五花八门，视墓葬的不同情况而定。

一般小墓葬埋较浅，结构简单，修筑得亦不十分坚固，盗墓者通常是一人单干或合家行动，从地面封土堆直接往下挖掘至墓穴，启开棺木，搜取宝物。盗掘这类墓葬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一夜之间即可完成。

达官贵人的坟墓多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室在很深的地下，内部结构复杂而又坚固。因此，要盗取其中埋藏的珍宝，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仅靠个人经营是无法完成的。在盗掘这类大墓时，盗墓者事先密谋策划，结成团伙，集体行动，最后共享赃物。常见的盗掘方法是在距墓冢不远的地方穿穴入地，朝墓冢的方向开挖地道，再从地道钻入墓室，取出宝物。先秦时期的盗墓贼已创此法，《吕氏春秋·安死》云：“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意思是说众盗于冢旁筑一房舍，从中暗掘地道，发墓盗宝。唐开元二十八年（740），群盗发华妃冢，“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悉取内藏珍宝，晚上用伪装送葬的丧车拉回城内分赃。（《广异记》）宋代阳翟人发张侍中、晏丞相墓，筑室于二冢之间，从室中“窍穴以通其隧道”，盗取宝物。（《东轩笔录》）清康熙年间，群盗觊觎任丘毛公墓所藏珍宝，意欲发之，然碍于乡人耳目，不敢公然行事，遂挖空心思想出一条妙计：种瓜于墓旁，待枝叶茂密之时，从瓜地中暗穿地道以达墓穴。（《阅微草堂笔记》）明种瓜蔬，暗掘坟墓，用心可谓良苦。

在野外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盗墓遗迹。各地古墓被盗的现象极为普遍，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吻合。以河南安阳殷墟为例，这里是商代晚期的都城，王室贵族死后多葬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了大量的王室贵族墓，其中绝大多数已被历代盗墓者洗劫一空，幸免于盗的目前只有一座，即一九七六年发现的商王武丁之妃妇好的墓葬。有的古代大墓不止一次地屡遭盗掘，如陕西凤翔境内的东周秦公陵园一号大墓，发现的历代盗洞竟多达数百个之多，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墓顶及其四周，盗掘之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根据盗墓者在各地留下的遗迹分析，他们主要采用打洞入墓的盗掘方法。盗洞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或从墓顶直接打入墓室；或将盗洞打进墓道，再由墓道钻入墓室；或在墓冢周周打洞，迂回绕进墓穴。为省工和便于隐蔽，这类盗洞一般较小，仅可容一人出入。如果遇到体形庞大的随葬重器无法从盗洞中拖出时，就将器物在墓室内砸碎，分批运出。盗墓活动一般在夜间进行，多人合作，各有分工：有的瞭望放风，有的掘土打洞，有的提筐运土，有的保管赃物。为了不露形迹，通常将挖出的新土运到离墓冢较远的地方，均匀地撒在荒野，蛛丝马迹全无。

职业惯盗在长期的发墓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盗宝经验，具有识别古墓、穿穴打洞、启椁开棺、鉴定文物、经营古董等方面的独特本领，同时还发明了一些盗墓的专用工具，其中以“洛阳铲”最为有名。洛阳铲是一种用于钻探地下古物的探铲，由旧时洛阳一带的盗墓者首创，因而得名。铲头是铁制的半筒形，安装在木质或铁质的长柄上，柄端可系长绳。盗墓者在古墓云集的地方持铲下探，短时间即可打入地下深处，很快就能确定地下墓穴的具体位置和宝物的埋藏情况，看其是否具有发掘的价值，以免盲目乱挖、劳而无功。洛阳铲制作简单，携带方便，在探测地下文物宝藏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现在成了考古学家们手中必备的勘察工具，在现代科学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新的作用。

古代文献中还记载了许多有关盗墓的奇闻异事，兹举数例如下：

墓中发出怪异之声。梁州有一古墓，俗称“尖冢”，或云即汉人张骞墓。南朝梁太平年间，盗欲发之，忽闻冢内鼓角之声四起，众盗惊惧，遂不敢发。（《太平御览》卷七七）清康熙中，群盗发任丘毛公墓，将及墓室，突然从中冒出一股白气，雷霆之声不绝于耳，“诸盗皆仆，乃不敢掘”（《阅微草堂笔记》）。

发墓时有风雨之异。五代温韬遍掘唐帝诸陵，在发乾陵时，天上忽然黑云翻滚，风雨大作，温韬见状大惊，遂引兵而去，乾陵因而免遭盗扰之祸。《太平寰宇记》云：汉太傅陈蕃之墓在虔州青龙冈，盗墓者数欲发之，辄见一大蛇缠绕墓周，风雨晦冥。

有预言盗墓贼姓名者。北魏太和中，宝鼎县人张恩发殷汤陵盗宝，获钟磬乐器甚多，器上有铭曰，“我死后二千年，终困于张恩。”（《太平寰宇记》）明嘉靖年间，六百户奉巡抚之命修筑月堤，发一古冢，墓砖上有朱书数行，其文曰：“郭公砖，郭公墓，郭墓逢着六百户。巡抚差尔修月堤，临时让我三五步。”（《书影》）清道光年间，元氏县农夫刘黄头掘墓得唐建中二年贾夫人墓志，志末有“后一千二百年为刘黄头所发”十二字，与发掘者姓名相合。（《养吉斋余录》）

有墓主显神灵以警盗墓者。《上饶县志》载：清乾隆年间，三名盗贼发明阁臣郑公之墓，掘冢仅尺余，一戴纱帽着红袍的老公从墓中飘然而出，并用袍袖挥拂掘冢者，三盗见状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有因发墓受惊身亡者。《广异记》载：许州司仓卢彦绪发一古冢，见棺内葬一年轻女子，头插金钗十余枚，佩宝镜一面，卢盗宝后夜梦该女子怒容满面地责问他：“何以取吾玩具？”惊而成疾，经年乃卒。《录异记》载：某城东二十余里有一大墓，群盗发之，数日乃开，得金钗百余枚，各重百斤。事隔不久，盗墓者三十余人“同时发狂，相次皆卒”。《涌幢小品》载：宋人张十五者，因家贫发园中古墓取物，遂患恶疾，口呼“杀人”而死。

有墓尸转而复生者。《博物记》云：曹魏时盗发西汉宫女墓，冢内宫女遂复活，郭后将其收养宫中，甚为宠爱，宫女还经常给郭后叙说汉时后宫的逸闻趣事。郭后崩，该女悲伤而死。《神异录》载：隋末窦建德发邺中古墓，启棺见女尸气色与生人无异，年轻貌美，触之似有气息，遂移置军帐，三日之后女尸复活，并对围观的将卒说：“我是魏文帝时的宫女，在邺都侍奉甄皇后，死葬于此，命中注定死而复生，不知现在是何朝何代？”数百年前的死人竟能复活，堪称今古奇观！

上述奇闻多荒诞之辞，很可能是出自古人的杜撰或附会，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盗墓的盛行及其在社会上所造成的影响。

泛滥成灾的盗墓之风，使历代帝王将相和崇尚厚葬者为之寝食不安，惟恐死后遭受墓毁尸弃的祸患，遂挖空心思想出了不少防盗的措施：

墓内巧设机关暗器，使盗墓者无法接近。秦始皇在为自己修筑陵墓时，“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代营建帝陵，亦设“伏弩大弓”，以射杀盗陵者。（《汉旧仪》）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高陵群盗发巨冢，掘地数十丈有石门挡道，打开后“箭出如雨，射杀数人”，群盗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后“箭不复发”，乃秉烛前行。不远处又遇一门，内有木人数十，手持兵器，“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木棒击之，“兵仗悉落”。进入墓室后，见有彩绘漆棺一具，悬以铁索，金玉珠玑成堆，盗欲掠之，忽见漆棺飘动，“须臾风甚，沙出如注”，埋杀一人。群盗见状大惊，仓皇出逃，未获一宝。另据《录异记》载：唐咸通年间，关中某盗贼向凤翔府曹李道讲述了他与别人合伙盗墓时的一次亲身经历，遇到的暗器机关同上述情景颇为相似。民国《房山县志》载：房山县西南七十里处有一古冢，名曰“任家坟”，内设“刀山剑树”，发之辄遭暗器杀伤，无一幸免。

伪设疑冢，以假乱真。权术过人的魏武帝曹操，生前毁掘的坟墓不计其数，却惟恐后来者在他身上故伎重演，因而对后事的安排极其诡秘。相传曹操为防止陵墓被盗，在漳河边设置了七十二座疑冢，使后人难以知晓其真实陵墓之所在。宋人俞应符诗云：

生前欺天绝汉统，

死后欺人设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余机到丘垄？

人言疑冢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

必有一冢藏君尸！

这首诗措辞尖锐，被时人称为“诗之斧钺”。（《辍耕录》）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勒、石虎叔侄二人，也采取了类似的防盗措施。他们死后在邺中之地修筑了两座假陵，伪葬一番，其尸体则别葬于深山密林之中。后人不明真相，盗石氏二陵，陵内空空如也，方知上当受骗。（《邺中记》）

潜埋深藏，不露形迹。魏文帝曹丕鉴于汉帝诸陵在战乱中“无不发掘”的惨痛教训，主张陵墓不设寝殿，无封无树，“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以达到防盗之目的。（《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首领，出于防盗的考虑，死后多采用“潜埋”的方式。石勒的母亲王氏死后，“潜窆山谷，莫知其所”（《晋书·石勒载记》）。南燕皇帝慕容德的葬所也极为隐秘，“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书·慕容德载记》）。时人已不明其葬所，后世的盗墓者更是无从知晓了。

坚筑墓穴，以图永固。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始皇陵内的防盗措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仅伏设了暗器机关，并且“下铜而致椁”，用熔化的铜液浇铸墓室，宛如一座固若金汤的地下堡垒。三国吴主孙休的陵墓“冶铜为门”，清顺治年间盗欲发之，“坚不可入”。（《三国志补注》）唐高宗与女皇武则天的乾陵也十分坚固，墓门以巨石为之，“缝隙铸铁，以固陵中”（《旧唐书·严善思传》），使盗墓者难以下手。古代帝王为了防止后人盗掘，还每每将陵墓凿建在石坚势险的山崖上，这种“因山为体”的筑陵方法肇始于西汉，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成为定制。

有的厚葬者别出心裁，在墓碑上刻写说明文字，声言墓内葬物简陋，无须开发，试图蒙混过关；或在棺椁上刻有恫吓盗墓者的警语，使其不敢贸然启棺。曹魏冠军县张詹墓的石碑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钱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后人，幸勿我伤。”时人信以为真。晋末五胡乱华，当地坟墓莫不夷毁，独此墓安然无恙。南朝元嘉初年，冠军一带发生水灾，饥民如云，遍掘坟茔取物，张墓亦被开发，墓内“金银锡铜之器烂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椁，棺前垂竹薄帘，金钉钉之”，与张氏自我声明的寒酸景象恰恰相反。（《荆州记》）西安西郊曾出土一具葬于隋大业四年（608）的贵族女孩李静训的石质棺椁，石棺的后部刻有“开者即死”四字，以震慑盗墓者。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多么奇巧的防盗措施，在肆无忌惮的江洋大盗和阅历丰富的职业盗墓贼面前，都显得智穷巧拙而无能为力了，多数陵墓最终仍难逃脱毁掘的厄运。那么，杜绝盗墓的根本途径何在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盗墓之风与历代相沿的厚葬习俗有直接关系，“丰财厚葬，以启奸心”，厚葬是诱发盗墓的主要原因。古人对盗墓与厚葬的关系早有认识，魏文帝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祸由乎厚葬封树！”可谓有识之见。既要丰财厚葬，又想保其尸骨不受惊扰，其结果只能是自酿苦酒自酌饮，以暴尸荒野为最终归宿。盗墓的恶果既然根源于厚葬的陋习，那就应该在薄葬节丧方面多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枉费心机地大做防盗机关的文章。显而易见，如果不根除奢侈的厚葬习俗，发丘摸金的盗墓现象也就永远不会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