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低层次接触的开端

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这时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以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做到以下四项：

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

二、开放民主自由；

三、释放政治犯；

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谌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其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这就是：“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而改编改制的标准，只能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的形式，即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统“统一”到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中去。考虑到共产党这时所坚持的还是平等合作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方式，这样一种“统一”与“合作”，这时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即明确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的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周小舟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6年8月29日。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这次接触，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当即返回天津向北方局进行汇报。尽管这次晤谈一无结果，但双方还是交换了通讯联络的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做了准备。

　蒋介石这时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并不只局限于这一条线，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其实只是其众多线索的一头。在南京方面秘密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工作中，格外引人注目并且取得了成功的，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这两条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且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由孔祥熙从财政部给了一个“调查员”的名义，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但因一时雪大路阻，董竟在西安耽搁四十余天。董健吾因需要西北剿总通行证进入陕北，曾在西安见到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并透露此番使命，可见于张学良著，《西安事变忏悔录》，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1195—1196页。在此期间，张子华也于2月10日左右受覃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张并带有毛泽东和林伯渠的老乡、时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院长覃振亲笔写给林伯渠的一封信。这封信不长，但内容颇让人寻味，故全文照录如下：

　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与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

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覃振致林伯渠函》，1936年2月9日。

这封信写于1936年1月，这时距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还有大约一年半的时间，但国民党上层中团结抗日的呼声日趋高扬的情形由此已略见一斑。覃振并非蒋介石核心圈子中人，故其信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亦可知。但信中所谓“谁敌谁友”，“一抗一联”，毕竟曲折地反映出，即使在南京政府高层中，这时主张尽快解决共产党问题，以便一致“攘外”者，也不在少数了。

张子华于2月中至西安，恰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北剿总代司令张学良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二人使命后，董、张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第二天，当时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董、张二人。据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能“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同时，二人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郛、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共产党颇为有利。《博古关于南京来人谈话结果致洛甫、毛泽东等电》，1936年2月27日。

由于受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主持下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的影响，中共中央这时虽已开始采取了灵活的统战策略，基本方针却仍是“抗日反蒋”。蒋介石主动派人来找共产党谋求政治解决，中共中央内部显然还颇多顾虑。但是，中共领导人无疑多半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周于3月2日在电报中提出：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因此，“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各种宣言、通电中的主张，只是应当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周恩来致洛甫、毛泽东等电》，1936年3月2日。

参照周恩来的意见，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于3月5日致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前提要求。这五项条件是：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洛甫、毛泽东致博古等电》，1936年3月5日。

中共中央此时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在此之前不久，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刚刚与张学良进行了秘密接触。从张学良提出的条件中，中共中央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对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1936年2月21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14页。不过，既然此次董、张所带来的国民党人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没有马上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在接获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的当天，董健吾就与高福源一起立即离开了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并有信托董健吾带给这时积极推进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宋庆龄，一面对其慰问红军表示感谢，一面寄去“抗日基金筹集条件一份，收据一组”，请宋庆龄为红军在财政上“大力筹划”，希望“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举国一致，起而救亡。

　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前往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重新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覃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次日，张子华动身赶往洛川，休息一夜后即转赴西安，然后再乘火车转往南京。林伯渠再复覃振信为近十年来国共两党上层首次直接通信，并且内中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南京政府政策转变将信将疑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曩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级、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唯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兄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伯渠致覃振函》，1936年3月15日。

其实，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先后返回南京，带来中共中央的建议，南京方面谋求接通与中共中央联络的工作实际上已告成功。但是，由于双方此时仍旧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董健吾只有口头转述的中共条件，张子华也只有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而中共北方局代表于3月间再去南京，又出示了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一封。致使国民党方面莫衷一是，不知究竟谁真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到4月初，当谌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初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方面才渐渐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