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蒋和共的密谋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其不仅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全歼了国民党东北守军四十七万人，占领了全东北，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成功地发起察绥战役、济南战役、荔北战役及郑州战役，夺取了包头、郑州、开封和差不多整个山东。与此同时，共产党开始大规模发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国民党分布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和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线上大约一百二十万人的庞大军团很快陷入了覆灭的深渊而无以自拔。这种情况顿时使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从根本上发生动摇，本来就矛盾重重的国民党各派势力之间也迅速发生内讧，求和之声自然日盛一日。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特别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大批被歼，意味着蒋的力量已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使得长期以来就对蒋介石不满的桂系将领白崇禧等颇有些兴灾乐祸。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反蒋和共的密谋，而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积极加以推动与配合。
1948年12月25日，身为华中军政长官的白崇禧首先发难，连电蒋介石，力主：“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转见韩信夫等编，《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五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826，827页。同时，白崇禧鼓动他属下的两湖军政领导人联名电蒋主和。此等文电，形在言和，意却在倒蒋。白随即还电邀与李济深等，以及关系密切的原桂系重要领导人之一黄绍竑，前往其所在地武汉密商行动步骤，并派其亲信刘仲容赴上海同中共方面进行接洽。正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这时也看准时机，鼓动白崇禧公开反蒋。在他托立法委员、同为桂系重要人物的黄启汉转给白崇禧的密信中，明确主张：“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而今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李济深致健生兄函》，1948年12月12日。
就在白崇禧向蒋介石发难的当天，中共中央公开宣布了“头等战犯名单”，之后又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示了准备反对一切所谓“和平”的主张，说明了共产党必欲根本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并同时宣布即将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68—1270页。
军事上的严重失利，白崇禧等人的发难，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强硬态度，终于迫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介石召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等，要他们去见同是桂系领导人的副总统李宗仁商谈应付办法，其意在试探桂系的真实意图。对此，李宗仁虽吞吞吐吐，但结果却商定三条：（一）蒋下野；（二）由李代总统宣布和平方针；（三）计划实现和平的具体步骤。蒋介石于当天见到三条意见后，虽对桂系落井下石大怒不已，但面对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烂摊子又无计可施。不得已，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中，公开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其“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但是，为了约束李宗仁等可能采取的和平行动，蒋特别在其文告中，就和平谈判的问题提出了五个前提条件。这就是：
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
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
三、宪法不由我而违反，宪政不因此而受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保存，法统不致中断。
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
五、人民能够维持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蒋介石强硬宣称：如此等条件不能达到，国民党“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中央日报》，1949年1月1日。
十分明显，蒋介石虽不能左右大局，违心赞成议和，但也决不想因自己下台而促成李宗仁等人的议和。受蒋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宣部此时发布的指示把蒋介石这时的心理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参见李松林等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4页。
对于蒋介石的“和平”文告，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看不上眼。他明确认为蒋介石的文告仍旧是“以一种掌权者的自负不凡的口气与反叛者交谈，从而忽视了残酷的现实”。 肯尼斯·雪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页。中共中央对此当然更不会理会。但面对国际国内和平之声四起，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反蒋势力积极活动谋求和共反蒋的情况，中共中央完全不考虑变换一下策略似乎也不大可能。
1月9日，苏联政府得到积极准备接任代总统一职的李宗仁通过外交部递交的政府备忘录。该备忘录直截了当地要求包括苏联在内的美、英等国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停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0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和以往一样，苏联不愿意给人以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因此让美国人再度参加到中国事务中来。在了解到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和谈的情况之后，苏方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它要求国民党了解，这件事归根结蒂要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其草拟的复文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而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不必坚持拒绝和谈，但有必要让国民党知道，中共反对任何外国参与调停。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的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他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转见《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做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做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从来是，现在仍然是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我们倾向于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充分揭露敌人的和谈阴谋。
对此，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他强调，苏联方面也并不认为目前举行和平谈判是最好的方法，他们建议的目的其实也是破坏和谈，特别是要阻止美国人的介入。而没有外国的调解，比如没有美国的调解，甚至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犯参加的和平谈判，在国民党方面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关键的问题，是应当把和平的旗帜抓在自己的手里，在政治上赢得主动。同时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使国民党无法从谈判中获得希望。同上页引。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转而于1月14日针对锋相对地提出了根本否定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八项条件。这就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声称：“如果南京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见前引《毛泽东选集》，第1280页。
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其实无异于要求国民党无条件投降。但这一声明的提出，同时也迫使中共方面不能再无条件地拒绝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和平谈判。尽管，毛泽东这时多半并不相信南京政府能够接受这样一些严厉的条件，因此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宣传策略，相信它不过是“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并不改变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目标。故毛泽东断言：“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情况竟由此发生了某些毛泽东预先没有估计到的变化。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逼近长江北岸，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及其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开始暴露在共产党军队的攻击之下。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更加急切地寻求建立与共产党的联系，力图借机与共产党联手彻底打倒蒋介石。白崇禧尤其急不可耐，竟先后派出刘仲容、黄绍竑、黄启汉、李书城、刘仲华等多人，分别前往上海、香港等地寻找中共关系。一时间桂系领导人决心联共反蒋的情报如雪片飞来，各地中共情报部门负责人纷纷致中共中央，询问如何应付。
有关白崇禧反蒋决心表述最详细的，莫过于秘密赴港联共的黄绍竑了。黄首先致函李济深请求帮助。函称：
任公赐鉴。极密。健兄反蒋早具决心，以事机未熟不敢发动。因此绍对尊函未能即复，更不便回港。上月有日健兄首以主和电报致蒋，意谓蒋是和平罪首，主和实乃倒蒋之一法也。蒋接电后至为震动，一面派岳军、文白、礼卿与德公洽商下野办法，以敷衍武汉，一面突发元旦文告，盖欲以和平攻势缓和和平运动，欲以不能障碍和平之条件杜塞和平之门径，冀可卸除其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也。齐日应邀抵汉晤健兄，佥认为蒋决不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即以武力解决。唯此项宣言一发，即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而事前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特托为其全权代表，负责向公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联络。兹请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临行并郑重表示：（一）欢迎中革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负责代陈，请早示复。绍亲叩寒子。 《黄绍竑致李任公函》，1949年1月14日。任公，李任潮，即李济深；健兄，白健生，即白崇禧；岳军，即张群；文白，即张治中；礼卿，即吴忠信；德公，李德邻，即李宗仁。
因此时李济深已经北上前往华北参加中共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黄绍竑未能见到李济深。但这时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之一黄琪翔，将黄给李的信交给了中共驻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并使双方秘密会面。黄绍竑对潘讲：白已决心和平，并与蒋系已成敌对，但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仍无成功可能。黄并且说，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前已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绝无美国背景。
与此同时，李宗仁见到毛泽东1月14日声明之后，也通过刘仲华秘密转告中共上海方面的代表，说明他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动作。若程潜不肯联合，则白可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合，则桂系军队可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文义致竺声电》，1949年1月20日。
面对国民党内部出现的严重内讧，考虑到争取桂系反蒋有利于部队迅速向长江以南推进，毛泽东当即决定同意与桂系将领进行秘密接触，了解双方联合对蒋的实际可能性。毛泽东在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给香港潘汉年的电报中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1月14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华中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周、李致汉年电》，1949年1月20，21日。21日，中共中央通知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可以看出，毛泽东等人对白崇禧是否确实想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还是多少存有疑虑的。因此，他们明确表示不希望出现蒋介石公开下野，而由桂系出面支撑南京局面的情况。但事实上，白崇禧的联共主张，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蒋介石决不会自动下台的估计上的。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桂系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立即使事情发生了某些变化。尽管李宗仁仍旧派刘仲华转致书信给毛泽东等，表示：虽“代主政事”，但仍“决尽绵薄谋和平之实现，名位权利绝不计及，亦绝不为特权做掩护，求外援之支持”，但李、白显然或多或少地对乘机扩大政治影响并使桂系独立地发挥作用一点，寄予了过高的期望。联合反蒋之事闭口不提了，他们反倒接过蒋介石引退前两天行政院提出的“先停战后和谈”的口号，站在延续南京法统的地位上，开始主张“迅速推动和谈”了。《李宗仁致毛、朱、周、叶、林、聂诸先生函》，1949年2月23日。前此与中共商定的经过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接通关系的计划也因此而告中止，联络工作正式通过李宗仁主持下的南京政府来进行了。白崇禧在给其谈判代表黄启汉的指示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双方应当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争取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因此，他在1月22日给李济深的信中竟力主中国将来之事，不应取决于中共，而应“由国人公意抉择”。函称：“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白崇禧致李济深函》，1949年1月22日。
和平谈判，不论是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是与李宗仁的南京政府，自然都不是中共所希望的。甚至当在华北预备参加新政协的各个民主党派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纷纷致函致电中共中央，告诫中共“行百里者半九十”，坚决反对任何和谈阴谋。故当李宗仁托人秘密要求中共“和缓攻势，开始和谈”时，中共代表明确予以拒绝。不过，由于这时平津战役已经结束，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开创了一个依照共产党的条件不战而胜的重要先例，中共亦开始对逼迫李宗仁等以南京政府名义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从而在政治上摧毁其法统地位，抱以某种希望。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党反动营垒混乱已极。蒋仍在暗中指挥，企图以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进行和平攻势，掩护他重整第二阵容，并准备在李宗仁和谈不成或倾向投诚时，蒋好再起。目前国民党宣传广播机构，即依此方针进行挑拨和破坏，而蒋系军队亦正纷纷由江北向苏浙皖后撤。因此，李、白与蒋系裂痕正在扩大。我们的方针是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为欲达此目的，必须公开地揭露李、白同样是战犯的罪状，取消其现有的资本，压其与蒋系公开破裂，然后方有可能迫使李、白向人民低头。”《中央致高、李电》，1949年1月30日。据此，中共在香港和上海的代表明确告诫李、白：“只有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完全接受和实行毛主席八项条件，与我们一道反对美蒋，彻底消灭蒋贼残余力量，并直接派人至前线与人民解放军负责人接洽进行，如此方能与美蒋反动集团分开，取得人民谅解。”潘汉年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原则，于1月24日再见黄绍竑，特别说明：“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否则，一切空谈均于事无补。李济深亦根据中共意愿，公开函告李宗仁：“吾兄如真有和平诚意即全部接受”中共主席毛泽东先生所提之八项条件，“方有和谈之可言”。 《李济深致李宗仁函》，1949年1月28日。
1月28日，白崇禧终于再派代表李书城前往郑州转达他的意向。据李书城说，白崇禧对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宣布的战犯太多，他白崇禧不应包括在内。白崇禧表示，他仍愿联合中共军队共同对蒋系作战，他的部队可以充任江南反蒋之先驱。但他希望中共能同意不改编其军队，只接受解放军之名义和指挥，并希望能够让他参加联合政府。不过，李书城承认，既然接受中共八项条件，改编军队自是天经地义，只要对白加以压力，不怕白不接受改编条件。只是对白应讲求方式方法，对白本人亦应从宽处理，允其立协赎罪。 《刘、陈、邓致军委电》，1949年1月29日。
当上了代总统，李宗仁的幻想明显地多了许多。他一面迅速指定了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等人为政府正式的和谈代表，一面则很快组织了一个沪宁民间人士的人民和平代表团，准备先行前往华北向共产党发动和平攻势。他甚至直接致电毛泽东，宣称：“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罪人矣。” 《李宗仁致毛泽东电》，1949年1月27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但要与中共谈判，必须接受中共八条，这一点李宗仁也并非不明白。
1月27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刘仲华、白崇禧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在北平西郊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
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
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
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
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刘仲华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指出李、白在京沪一带十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候镜如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一个军，另外还有五十五、六十八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对此，周恩来明确指示称：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中央致彭、叶并告林、罗、聂电》，1949年2月1日。
对于中共中央的建议，李宗仁的代表刘仲华当即表示：“李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冈村、汤恩伯、顾祝同、郑介民等。”而上海中共情报人员也秘密报告说：桂军总共虽有三十万兵力，另外又在广西征兵二十万之多，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之防守，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在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一切海陆空指挥实权，“故李在南京已成光杆”。李对中共的建议深感为难，他曾声泪俱下地对其秘密联络人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已，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的实力，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却完全不可想象。他说：“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不过，李宗仁厌恶蒋介石是一回事，要他根本抛弃国民党，投降共产党，则又是另一回事。在黄启汉回宁向他具体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后，他口头上表示：（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五）对蒋问题，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与此同时，他还是委婉地要求中共八条中有关战犯一条要略加变通，因此项目前事实上难以实现，非新政府去做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