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西北善后而交涉
1936年12月25日，随着张学良亲送蒋介石飞洛转宁，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此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不仅使得因事变而引起的国内紧张局势顿时缓解，而且使得蒋介石大规模围剿红军的计划被迫停顿下来。于是，整个国共关系也迅速出现了转机。
由于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亲口许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宋子文及宋美龄又代表蒋介石在与西安方面谈判中接受了西安方面所提出的包括改组南京政府在内的各项政治条件，共产党人在事变后对形势估计一度变得十分乐观。周恩来等明确认为：中国的政治生活已经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就是：“……子、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丑、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寅、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部的形成；卯、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1936年12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3—75页。他并且相信，蒋介石必会实践诺言改组政府，故应立即“准备政府改组后我方去南京谈判之纲领”，和以宋子文为首的“过渡政府”登台后，“我方去沪人选及所要接洽各问题”。《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2月29日。正因为如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回去后立即发表了一个“对张杨的训词”，否认自己在西安做过任何妥协与承诺时，感到十分意外，以致迅速由毛泽东出面发表不满声明，公开了本应代蒋保密的承诺条件。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年12月28日），见《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7—239页。这个小小的插曲，充分显示出两党上层这时都对双方关系的这种急剧转变准备不足。所以，事变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能够按照他与蒋介石在西安所约定的那样，很快赴南京去就红军改编问题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相反，事变结束不久，因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予以惩处，西安和南京之间重又处于剑拔弩张之中。中共和红军与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已结为“三位一体”，自然也不能不积极作战争准备。
1937年初，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在关押了张学良之后，转而开始逼迫与张学良一同发动事变的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引咎辞职，意在借机夺取对西安及西兰大道沿线地区的控制权，并拆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的军事政治联盟。为此，蒋介石特命顾祝同来陕处理善后及改编事宜，并派大军以演习为名再度向西安进逼。《何应钦致李默庵电》，1936年12月31日。一时间，西安空气骤然紧张，中共中央明确认为，这是南京方面“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的诡计，其目的显然在摧毁西北的半独立局面，使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相互隔离，“然后慢慢宰割”。《洛甫、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2，5日。为了巩固西安事变所形成的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局面，避免被南京各个击破，中共中央一方面电令潘汉年速与陈立夫接洽，说明自己反对内战之立场，一方面则全力争取“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拥蒋迎张”为口号，联合东北军、西北军积极备战。
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罢兵而归，南京政府已难以再次兴兵讨共了。而且，控制着陕西和甘肃大部分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三位一体”，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除非首先瓦解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政治联盟，否则南京政府也没有重新讨共的可能。但要瓦解西安方面的军事联盟，就必须要尽快解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善后问题，而在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多数将领态度激烈，一向对蒋心存疑虑的杨虎城又控制着西安军事大权的情况下，任何过于强硬的做法都适足以发与西安的全面战争。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得不一面大军压境，虚张声势，一面暗中积极活动，转而拉中共保持中立，以破坏西安方面的抵抗决心。为此，蒋介石到南京之后不久就告诉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立夫要其明确告诉中共代表潘汉年：西北之善后南京决取政治方式解决，希望中共置身事外，“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于双方谈判之进行”。他并委托张冲前往西安，接周恩来“从速秘密来京见蒋先生，面商一切”。转见《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4日。
根据陈立夫的提议，潘汉年于1937年1月8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到达潼关，当晚独自进入西安，向在西安的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托张冲转告的三项意见。即：（一）张学良须留京工作；（二）西北问题政治解决；（三）周恩来可到奉化见蒋，继续前在西安的谈判。
但张学良的被扣，已使中共方面对蒋之谈判诚意多少有些怀疑。还在4日潘汉年致电中共中央转述蒋介石、宋子文责备中共不该宣布西安协议时，毛泽东即表示，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的是南京政府，主张除非南京政府顾全信义，“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否则“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因此时“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毛泽东致周、博电》，1937年1月5日。故张冲此次西来，并未能使中共中央改变认识。周恩来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托潘汉年带去致蒋介石信函一封，内称：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难以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率全力为先生助也！《周恩来致蒋介石电》，1937年1月10日。
中共中央这时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仍是寄希望于能够巩固西安事变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三位一体军事政治联盟，因此，在西安与南京的关系上，他们这时同样坚持拒绝中央军入陕，主张要“真正的硬一下”，支持杨虎城采取较强硬的立场，以争取使张学良回陕，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转见《毛泽东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38页。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这时对南京所提方案，实际上反映的正是三方的共同要求。杨虎城这时的方案主张：
一、西安行营应以张学良为正主任，顾祝同、杨虎城副之，或设陕甘绥靖公署，张正杨副，行营驻洛阳；
二、除潼关、华阴一带外，陕甘各地由东北军、十七路军及红军分别驻扎，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水地区，十七路军驻洛川、韩城、华县、泾阳、西安地区，红军则驻延长、延川、延安、淳化、庆阳地区，并一部驻陕南商铭，一部驻甘肃凉州。转见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25页。
对于西安方面的主张，蒋介石自然不能同意。据其对张冲所言，陇海路系国防之命脉，中央已投资一亿元以上，今年即可接通新疆，一旦对日作战，它就可以接取苏联之援助，故中央军非驻陇海线不可。同样，西安为陇海线之枢纽，并为黄河一带对日抗战之后方根据地，行营也非设西安不可。但为便于西北问题之解决，蒋介石显然试图利用共产党渴望和平的心理，促使中共对杨虎城等发生影响。因此，他一方面表示同意红军驻延长、延川、延安、淳化、鹿县、庆阳及凉州等地，只不同意驻商铭；一方面则扬言，红军如确能“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主任接受中央建议，中央当视同一体，驻在上述地区并参加政权，均可商量。否则，“不仅周与蒋所谈一切无从实现，且蒋亦不能制止南京讨伐行动矣”。《汉年致毛、周电》，1937年1月20日。
蒋介石这时给杨虎城的建议包括两个方案，即（甲）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除少数外，全部移驻外县；（乙）东北军调往豫皖，十七路军移驻甘肃。1月19日，蒋介石致函杨虎城，要求杨虎城放弃任何西北特殊化的设想，并明确告诉杨虎城，这已是他最后的忠告，张学良不能再回陕甘，杨虎城必须在25日中午以前决定是否接受其建议。转见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第226页。
扣押张学良，是蒋介石拆散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的至为关键的一着。由于张学良被扣，西北三位一体中最为强大的东北军已陷于群龙无首之境地，西北之统一战线已受到极大削弱。加上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中央军又大兵压境，东北军与西北军内部更加分化和矛盾。故中共中央虽一度强调，要求张学良回陕与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目前不应让步”，相信“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周恩来等在西安的领导人却渐渐看出：此时作战“胜的把握少，各方响应少且迟”，结果东北军、西北军仍将分化。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终于逐渐改变态度，决定“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接受甲案。不过，毛泽东等对此仍多少表示怀疑，担心“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他坚决要求蒋介石写一亲笔信来，保证：
一、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停止剿共，发给经费；
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以解决粮食困难；
四、下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毛、周致汉年电》，1937年1月21日。
1月22日，在得到共产党方面同意接受蒋介石建议的电报后，宋子文即以蒋介石的名义面告潘汉年，如红军能够协助西北善后，则国共两党的一切问题均可顺利解决。据潘汉年报告宋子文所谈条件称：
一、如红军能迅予劝告张杨部队服从中央统一计划，不再阻挠统一，则西安事解决后，定当联合抗日，给养补充概由中央负责，何至疑中央军继续进攻？
二、防地仍照原议，只能驻陕北一带和凉州以西，给养困难西安方面暂由杨虎城接济，陕南部队可由我方协助；
三、对马部已下令停攻，未见服从；
四、至保证书事，蒋先生谓何必多此一举，一切概由宋子文转达亦即证明。 《汉年致毛、周同志电》，1937年1月22日。
但对于宋子文的答复，中共中央并不能满意，毛泽东于当日即复电潘汉年，请他坦率地告诉宋子文：“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红军束缚于渭水与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伙食费，每月也需五十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绝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鄜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官兵久住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铭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洵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栒邑、淳化、中部洛川、鄜县、甘泉、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预旺等十五县三镇。”随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防地请再增神木、府谷、葭县，连同河西、陕南部队及地方武装与游击队，经费每月至少要一百二十万。显而易见，考虑到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盟已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确保日后有一个足够的生存环境，中共中央明显提高了谈判的具体要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这时担心的主要只是“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因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联名电报中已有这样的话，即“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持反对之”。《毛、周致汉年电》，1937年1月22日，见《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4页。
这时，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1月20日发出的重要电报指示，并于2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项指示明确批评中共中央事变后错误地把在西安时与蒋介石达成的妥协看成是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屈服，并且把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合作视为对抗南京的联盟。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切实停止内战，联合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来，同张学良、杨虎城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的需要，只有在亲日派调动军队向自己进攻时，才可以进行自卫。转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基于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来自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等人的多方表示及许诺，中共中央开始下决心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其表示愿与蒋一道反对一切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说明其与南京的妥协方针已经确定。但问题是，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既然是同盟关系，国共关系的和平解决就不仅仅是两党之间的问题，它必须取决于西北问题的和平解决，即要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必须首先和平解决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无论如何不能撇开盟友于不顾。因此，从整个和平的前景出发，中共中央不能不开始改变此前在西安与南京关系上“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的态度，决心推动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了。
要推动西安与南京妥协，就不能继续坚持争取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方针。但是，考虑到未来同国民党的复杂关系，中共中央仍旧试图使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继续，因此，在西安与南京的谈判当中，周恩来明确主张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应接受南京提出的甲案。既然必须妥协，这一提议自然容易让在陕西有着重要利益的杨虎城等人所接受，只是要劝说多数东北军干部接受却不那么简单。对于东北军的上上下下来说，这时最重要的其实并不在于接受什么样的妥协方案，而在于张学良能否回来。直至1月25日蒋介石所定的最后期限来到之时，顾祝同在潼关就张学良问题给西安方面的答复仍坚持不允张回，只是表示张学良的出处问题一定设法解决。鉴于蒋介石坚持扣住张学良不放，而与南京妥协已成必然之势，东北军内部截然分为两派，最让中共代表为难的是，恰恰是大批过去积极主张联共的少壮派军官坚持要以救张回陕为第一条件。这使得周恩来等人的处境十分困难，因为要劝说东北军干部接受妥协，就包含着要劝说这些少壮派军官准备接受在张学良暂时不能回陕的情况下与南京妥协的事实。按照周这时电报所说，他们虽“苦口斡旋”至“舌疲唇焦”，也只是做到“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汉卿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为此，毛泽东、周恩来不得不反复致电南京，要求蒋介石允许张学良回陕一次，或写亲笔信给杨、于、孙、何、王及东北军将领。《毛泽东年谱》（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8页。
针对中共中央的去电，宋子文两度接见潘汉年，说明允许张学良回陕实无可能，要蒋写信作保也难办到，但至少他个人愿意代蒋担保和平后不致有战争，请红军放心。27日，张冲也来电再度说明：
（甲）关于防地问题，照贵方与张、杨两部合并提案内所要求之地点，延川、延长、肤施、鄜县、庆阳、西峰一带及凉州以西，除陕南外，蒋先生一概承认。给养问题，蒋先生已答应与中央军同一待遇，以军队之多少决定军饷的数目。三中全会前一切接济由杨虎臣将军暂时负责，蒋先生亦允许。
（乙）关于保障和平，解决后不再攻打红军，已由宋子文先生向贵方代表直接声明，代表蒋负责保证。
（丙）派人参政事，蒋先生亦已允诺。
以上几项均为中央苦心维系和平之诚意，予贵党以转圜之时机，取舍进退，望先生等明断。请当机立断，勿再犹豫，速予复知。《张冲致毛、周先生电》，1937年1月27日。
事已至此，中共方面已难有太多选择。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等不再犹豫，联名致电在西安附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强调认为：“无论从哪一方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应对南京让步。”“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各同志电》，1937年1月27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六期。这时，恰好顾祝同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西安方面务必在27日做出最后决定接受南京方案，否则即宣布谈判破裂。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49－150页。据此，周恩来在西安向杨虎城等明确提议：应当接受甲案，至于张学良问题可考虑要求允许张学良在西北问题解决后随顾祝同来陕一行。不想，西安方面多数干部因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而情绪更趋激烈，坚持“非张回陕不能撤兵，否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经周恩来反复做工作，也只达到接受甲案，但须宽限十日，必须等张学良回陕训话，并允许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同时给以名义。即使张学良当日也来电要求西安东北军将领“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动，勿再固持误事”，西安左派军官的激烈情绪仍不能得到丝毫缓解。由于考虑到整个东北军中下层基本上都掌握在左派军官的手中，周恩来相信，要保持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同盟关系，就必须依靠这些左派军官，因此他坚请中共中央考虑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同进退的问题。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第410—412页。经过再三讨论，在西安附近云阳和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在友军坚持在张学良回陕一次问题不让步的情况下，准备与友军一同作战。但出乎周恩来意料之外的是，当他劝说杨虎城及东北军干部同意于2月1日起开始向甲案指定的渭北地区撤退，同时南京方面也同意西安方面关于张学良复权就职和回陕训话的要求之后，少数少壮派军官竟因反对主动撤退而发动了向主和将领夺权的“二二”事件。“二二”事件中王以哲将军等人惨遭杀害，结果主战派反而自陷孤立，东北军因此发生严重分裂。不仅张学良回陕训话成为不可能，而且原本就对激烈派相当反感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乘机大举清除了部队中的激烈分子，马上要求另按南京前提之乙案，调离陕甘是非之地。如此一来，东北军便与中共和红军分道扬镳了，所谓西北善后问题也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