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再度谈判之起因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关系一度由于国民党人借机在政治上乃至军事上向共产党人施加压力，和共产党人公开进行政治的和军事的反抗，而处于白热化阶段。这时，一方面是毛泽东对国民党突然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调兵遣将极为不安，担心“破裂的可能性很大”，反复强调做好应付破裂的准备，并大规模地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政治反击；一方面蒋介石举兵把陕甘宁边区围了个水泄不通，私下里却还在那里怀疑“共匪猖獗之目的，在引起内乱，破坏抗战局势，减低政府威信与丧失国家在国际上之地位”，因此决心“对匪决策仍取守势，围而不剿，必须用侧面与非正面方法以制之，万不宜用公开或正面的方式以求解决也”。同前引《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第59—60页。然而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并无动武之意图。作为力量对比尚嫌薄弱且分散的共产党一方自不必说，就是具有较大优势的国民党一方也因国际国内种种原因制肘而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共产党“唯一阴谋，在激怒我向匪进攻，如我进攻迁延不决，则匪势更张，国际舆论对我更劣；如我速战速胜，则匪不过迁移地区，不能根本消除其匪党，而我国内战争既起，复不能根本解决，则国家威信仍有损失，无论胜与不胜，而一经用兵追剿，则彼目的达矣”同上引。。故蒋介石这时为取得美国政府的信任和援助，竟不得不去向美国保证，对共产党虽必须“加以制裁”，“但决不加以武力讨伐”。同前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268页。

既要加以制裁，又不能加以武力讨伐，其结果仍旧只能同此前一样，一方面公开将共产党各种言行斥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责令党政军各部门全力加以“防制”；一方面却不能不继续表示“此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同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840—841页。这种做法到头来只能是使政治军事摩擦不断，形势却依旧是难以缓和。

可以肯定，蒋介石这时并不存在任何通过政治方法根本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幻想。但碍于自己不能独立战胜日本，必须依靠美、英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力支持，而美、英与苏联结盟，苏联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使国民党不能对共产党断然施行战争，而且还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极力做出种种政治姿态，显示国内政治的统一和稳定，以争取国际上的信任。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坚持“防共”“限共”，一方面又不得不再度设法与共产党缓和冲突。

1943年10月5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受命与中共代表董必武商谈，说是要寻求缓和双方冲突的办法。董必武的答复明白干脆，即首先必须恢复1943年7月以前边区周围的军事状况，退兵撤围，使延安与外界恢复联系，然后才能谈其他。11月12日，蒋介石于宪政实施筹备会开幕时也亲自找董必武谈话，要求请周恩来来重庆，说是“如请他出来什么都好谈些”，并且对董必武所提恢复6月以前边区状况，明确表示要董放心，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许下诺言：他“决不会在国内动武的”。

既然国民党表示缓和，共产党自然不会无动于衷。10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最后一篇公开批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文章，同时也表示了愿意恢复国共两党谈判的姿态。次日，各种共产党的报刊受命一夜之间全面停止刊登揭露国民党的稿件，“风平浪静以示缓和”。毛泽东并且要董必武告诉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3年10月5日。不过，鉴于国民党刚刚利用了参政会来公开抨击共产党，对于蒋介石要周恩来再去重庆一事，毛泽东也颇不以为然，称：“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由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

1943年11月下旬，蒋介石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之邀出席了开罗会议。会间，蒋力图使美、英两国领导人相信，共产党人对抗日毫无积极意义，但不料他却被劝告应当与延安方面合作，直至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以改变其一党政府的性质。伊里奥·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台北：春光新闻社，1947年版，第154—155页。由于国民党此时估计自己“无论军事与经济危局，决不能支持至半年之久”，同前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七卷)，第207—208页。蒋自然不能不进一步做出姿态，一面下令停止反共宣传，并开始撤换对陕甘宁边区增防的主力部队；一面则找共产党重开谈判，电邀林伯渠、朱德、周恩来前往重庆。

1944年1月，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正式向毛泽东提出，希望派林伯渠、朱德及周恩来赴渝谈判边区和军事问题，并再度提出实行何、白皓电的问题。毛泽东答称：林、周或可先后赴渝，并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伯渠于3月12日之后前往重庆“晋谒委座”，《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并于2月17日正式通知了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显而易见，在国民党主动采取了实际的缓和步骤之后，共产党也开始同意与国民党在某种程度上重开谈判。毛泽东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林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4日，见前引《毛泽东年谱》（中），第493—494页。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同样是从国际政治局势的可能发展趋势出发来考虑国共关系缓和之必要的，只是其考虑的角度与国民党不同，它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如何取得国际间的信任以取得援助，而是意识到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一时不会改变，结果必然会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因此，毛泽东一方面不能不准备与国民党再开谈判，以探测新形势下国民党对于根本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条件，一方面再次公开表示：“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毛泽东、周恩来致董必武电》，1944年2月18日。以创造谈判与合作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