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前所未有的成功

蒋介石与共产党的矛盾可谓不共戴天。要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实现和平，或者是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服从其统治；或者是蒋介石根本放弃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成立真正多党的联合政府。毫无疑问，共产党是不会交出军队的，这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两党政治军事交涉之后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是不是蒋介石忽然大彻大悟，决心使国民党让出政权，听由共产党等等来显示民主呢？事情自然也并不那么简单。

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表明立场时，明确主张：（一）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即保持原有之国民政府委员三十六人，另外可以再增加十二人；（二）增加之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任命；（三）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和蒋介石交议与三分之一委员建议之事项，蒋并拥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四）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这也就是说，国民党即使意识到改组政府的必要性，到头来也不过就是试图用“请客”的方式来装璜门面而已。这种态度自然要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

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早已拟定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改组与扩大现政府“为能够容纳全国各抗日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举国一致的临时的联合的国民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且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后，马歇尔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做出一些重要的妥协，特别是要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的形式，使人确信国民政府已开始走向民主，如此才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和平统一，彻底结束两种军队与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但国民党在这一点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无法使人满意。因此，马歇尔不能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许诺，亲自出面对国民党施加压力了。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了蒋介石，说明自己在改组政府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并提交了一份由他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主张立即成立“临时国务委员会”取代最高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蒋指定二十人组成，其中九人为国民党，六人为共产党，一人为民盟，一人为青年党，三人为无党派人士。蒋可批准或否决该委员会通过的法令，但被否决之法令经该委员会委员十四人再次赞同，则立即生效。蒋有权指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五院院长、各部部长以及各部、院委员等，但其中百分之五十为国民党人，百分之三十为共产党人，百分之二十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热、察、绥、宁、鲁、冀、晋、湘、赣各省主席及平、津、青三市市长应由蒋从临时国务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共同提名的人员中指定，而该特别委员会须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各两人组成。草案同时提出，一切妨碍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自由，违反人民身体、房屋、钱财和名誉不受侵犯，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令，都必须予以废除。马歇尔明白告诉蒋介石，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将保证中国的非共产党化。他声称，美国陆战队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国民党在西北和东北的地位都已因苏联而严重削弱，如不采取变通办法，目前的中国将很容易受到苏联下层渗透方式的损害，从而使共产党的制度变得强大起来。 FRUS，1946，vol.9，pp.139－141。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见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1页。但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FRUS，1946，vol.9，pp.142－143.之后，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出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国民党且不得超过半数；另外，蒋没有紧急处置权，其虽可拥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决议于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均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不仅如此，国民党还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的权利与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鉴于此，共产党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事以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了书面协议。《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根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这五个决议案，国民政府将要国民大会正式召开前进行改组。其人数由过去的三十六人扩充为四十人，其中二十人为国民党人员，另外二十人分别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任，各党派人选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蒋不同意时须另提人选。而无党派人士则由蒋提名，唯蒋所提人选有三分之一委员反对时须另行选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应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一般议案须有出席委员半数通过，重要议案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决议。而蒋对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可提交复议；但复议时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坚持时，该案应予执行。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中共军队将由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整编办法，国民党军队则应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个师的整编工作。之后，应再将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或六十个师。军队实行军党分立的原则，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进行活动，现役军人不得参加党务活动，军人也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并严禁军人干政。根据决议，各方同意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国民党亦承认确保人民权利。会后并立即组织由国、共等各方人士组成的宪草审议委员会，依照会议确定的宪草修改原则，以两个月为期制成《五五宪草》修正案，以提交第一届国民大会最终制定完成。至于国民大会之代表，会议同意承认原有之一千二百名旧代表，但决定增加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七百名及台湾和东北代表一百五十名，大会召开日期照国民党之提议定于1946年5月5日。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由上可以看出，政协决议与中共的主张明显地“存在着距离”。《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问时指出，《和平建国纲领》与我们原来的提案有距离，政府改组我们主张国民党最多不能超过三分之一，结果占到半数，国民大会旧代表我们主张重选，而现在只是增加了部分党派名额。 《新华日报》，1946年2月2日。而实际上，让中共中央感到不安的还远远不止这些。然而，在美苏各国一致干预下，和平既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政治解决自然只能互相妥协。何况政协决议对于冲破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仍旧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它也并不让国民党感到好受些。因此，中共中央依旧确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日。苏联大使也明确告诉中共代表，苏联对政协会议的这种结果感到庆幸，因为它是一个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这方面来了。

要按照法国共产党的方式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在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基础上，放弃军队并走上议会道路，这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战结束之初就意识到了的。但是，中国毕竟与法国不同，共产党与执政的国民党的关系，许多年来几乎都是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之中。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双方心理上也始终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和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轻易地走上法国人走过的道路，他们必须找到一条既能够冲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又能够确保自身地位的可靠办法。政协决议无疑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但是，在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强烈要求和平民主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毕竟没有太多的选择。为此共产党人一方面仍旧对蒋介石和马歇尔的真实意图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准备适应可能出现的新形势。其破天荒第一次正式通告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并且表示，准备赞同实行军队国家化及“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超出直接的命令。”而“这种改变是完全必要的”，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

1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赞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并致信马歇尔，对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给予赞扬。 FRUS，1946，vol.9，pp.152.随后，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拟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董、林、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同时，中共代表开始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及否决权问题，准备参加政府了。而有关军队整编问题，中共中央也很快拟就了具体的谈判原则，准备开始正式的整军谈判了。

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关键的整军问题将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马歇尔看来，这是他全部使命中最困难的问题。但是，通过政协会议的结果，他看到自己在蒋介石国民党那里说话的分量；而通过与周恩来的谈话和毛泽东的来信，他也确信自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得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因此，马歇尔不免有些飘飘然，以为成功有望了。他为此致电杜鲁门总统，不无得意地声称：“事态进展颇为顺利，政治协商会议工作效果良好”，以“极机密方式”提交蒋介石的政治方案，现已“为民主联合政府提供了相当确定的基础”。至于最困难的军队国家化问题，亦“有顺利解决之希望”。一旦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他就准备回国讨论对华金融贷款问题。FRUS，1946，vol.9，pp.206－207.

然而，马歇尔过于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