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而不往非礼也”
斯大林否认苏联输出革命，但相信阶级革命在各国一定会发生 / 蒋介石拒绝中共合作提议，毛泽东倡言“人要犯我，我必犯人” / 国共摩擦加剧，毛泽东怀疑“最近的磨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 苏联改变对英、法政策，中共中央认定资产阶级必然叛变 / 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 “新民主主义论”：中共吹响了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号角 / 对资产阶级的区别政策，使中共得以把蒋介石集团排除在统战之外 / 毛泽东准备发展200万军队，国民党突然发出最后通牒 / 毛泽东：最黑暗莫过于美国把国民党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 / 皖南事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走到反革命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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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国民党会突然投降和反共，中共中央紧急疏散和转移
当然，真的注意到国民党可能投降时，毛泽东反而变得冷静了许多。他很清楚单靠共产党的力量这时远不足以同时应付两个强大的敌人，因此，当6月初日军开始攻占陕甘宁边区河防对岸的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安全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除了每个省要准备一块到几块根据地以防万一外，我们过去的自卫立场“现在要和缓一下”，“我们要努力争取友军，以免孤立”。因此，毛泽东讲反对投降，不怕投降，同时也仍在强调：要“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毛泽东关于保卫边区问题的报告》，1939年6月8日；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6—237页。
但是，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国民党丧城失地越来越多，八路军利用日军大踏步推进，后方空虚，尤其是对山区与广大农村鞭长莫及的情况，紧随日军之后，从山西发展到了河北和察哈尔，进到了河南和安徽，这时又大举开进了山东。新四军也从皖南进到苏南，并渡过长江，进到了苏北。不过两年左右时间，共产党的军队就已经从三四万人的武装，扩展到有20余万兵力，同时建立了大批敌后根据地和地方政权。这种“国民党失地，日本与共产党分地之局面”，使国民党惶惶不安，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1939年，转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25—327页。，因而不得不加紧抑制，以免战后天下成了共产党的。国民党为战后的统治地位着想，必欲限制共产党；共产党相信抗战和革命都不能指望国民党，必须自己成为抗日的主力。双方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已成水火关系，而共产党方面相信国民党可能投降，这就使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紧张了。
1939年6月初，日军全线推进至位于陕甘宁边区从佳县到延川对岸的黄河边，侦察并修筑工事，有大举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迹象。结合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国民党这时在安定、延川、定边和盐城大量任命县长、专员，组织保安队，与中共地方政府冲突的情况，中共中央明显怀疑国民党与日本有勾结的可能。在6月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领导人的看法非常一致。
王稼祥认为：“此次敌人之进攻，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有可能是汪精卫进行投降的方法，首先要打击边区作投降的准备。”
张闻天表示相信：日寇可能“企图进攻我们，对国民党实行诱降”，而国民党则可能以此为借口进兵边区。
王明也担心情况可能恶化，说：日本企图消灭中共根据地的目的与国民党的意图不谋而合，此次不是日本进攻，就是国民党进攻。“目前的紧急问题还是要有新的根据地，共产党不能没有根据地。”
毛泽东显然同意上述分析。面对日军可能进攻的严重威胁，他实际上考虑的却是如何应付国共破裂的问题了。他提出：此次“有国共破裂的可能。如有这种危险，经费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后方共四万八千人，对河防必须坚守，延安机关学校必须打破现状，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随后，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共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了相关机构合并和搬家的问题，决定延安女大、工校、陕公、青训等各留百余人，其余各校学生5000余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与抗大5000人一同转移去华北敌后晋察冀边区。另党政、中央机关，连同边区政府和军事机关精简出3/5，约5500人，也转移到华北各根据地去，以降低国民党突然停止接济和发动军事进攻所带来的困难局面。
为加强河防，中共中央这时还作出决定，将这时在晋东北的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调回陕北。一方面加强河防，另一方面也用于驱赶国民党委派的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及其各县政府与武装，一举改变了陕北地区各县存在的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况，以巩固内部。
严格说来，这一次由日军向黄河边推进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并非国民党高层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和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中共中央却非常紧张，6月上旬、中旬接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原因，讨论应对办法。与会者几乎都同意，党内要“大大的进行阶级教育”，但围绕着国共关系与阶级关系的问题，还是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刘少奇就强调：“要说明国共的长期合作，不等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长期合作，也不等于与蒋介石的长期合作。”而王明则认为：“国共合作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同时国共分裂了也不等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分裂。”因为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是要抗战的，国民党内也并不都是资产阶级，它只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民族的党”，即使国民党大部分叛变了，还会有许多派别会抗战的。
毛泽东据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第一，“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因为“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第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抗战进入了低潮，日本改取诱降政策，英、美加紧策动远东慕尼黑的阴谋。第三，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决定了其“叛变的必然性”。“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其“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第四，地主资产阶级叛变不等于亡国，其叛变必定是逐渐的，而且是部分的，留下来的各种力量还是会抗战的，因此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仍是需要的。第五，为了尽量阻止和放缓其投降的危险，策略上我们“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只要蒋介石仍在抗战，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
当然，毛泽东相信，国民党投降或叛变再严重，也不会损害到共产党人的革命事业。他断言：“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毛泽东：《反对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7—221页。
苏联与德国妥协，毛泽东相信“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斯大林一旦认定欧洲正在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狗咬狗之间的战争，苏联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府就再也不会寄予任何期望了。1939年8月23日，出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和祸水西引的目的，苏联政府与它一向以来最为担心的战争贩子——法西斯德国，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由于相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和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生死斗争的观点，斯大林自然也不会受到任何道德的困扰。他一方面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帝国主义；一方面则与德国达成秘密协定，利用德国大举进占波兰的同时，乘机把自己的西部边界推延到过去曾经在沙皇俄国统治下，这时则是在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随后，苏联又吞并了1918年从俄国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三国。即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进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它又乘机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获得独立的芬兰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不惜冒着被国联禠夺会籍、驱逐出会的代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为芬兰边境距离俄国第一大城市列宁格勒只有不足40公里，它在芬兰湾上的几个小岛更对列宁格勒海上防卫极其重要，故苏方要求芬兰割让列宁格勒以北及摩尔曼斯克以西的卡累利阿地区给苏联，并将芬兰湾入口处的汉科半岛和芬兰湾内的一些岛屿租借给苏联做军事基地。苏联表示可以将东卡瑞立亚约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芬兰作为补偿。
遭到拒绝后，苏联方面以近百万人伤亡的代价最后夺取了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分岛屿，并得以租借汉科半岛30年。苏联突然间采取的这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步骤，无疑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形势的认识更加复杂化了。
德苏协定签订之后，中共中央很快就召开会议，毫不迟疑地肯定了其重大的积极意义。尽管与会者此时对苏联此举是否最终摆脱了战争的威胁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日本将会亲英、美，还是会亲德、意，还多少有些把握不定，但他们异口同声地肯定苏联的看法，即英、法和德、意之间必然要爆发一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而英、法、美不仅对于苏联，而且对于抗战的中国，都可能是远比德、意更加危险的敌人。
在9月初德国根据与苏联签订的秘密协定对波兰发动军事进攻之后，中共中央很快于10日收到了共产国际就德波战争和英、法对德宣战问题的指示电。它使得中共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即“全部的完全的拥护”苏联!《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共产国际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指示致王明、博古、凯丰电》，1939年9月11日。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更加明确地提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去了，“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需要宣传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解放》第85期，1939年9月14日。
当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末日的再度预言和“推翻资产阶级”口号的再度提出，并不意味着中共这时又要重新开始回到过去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上去，或像共产国际对西方国家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转而去对战争采取失败主义的策略，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要求，中共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侵略国家的共产党人，仍旧应当坚持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与本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方式。《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9月10日。
但是，苏德协定的签订和双方联手吞并波兰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联难道不会与日本签订同样的互不侵犯协定，因而妨害中国的抗战吗？对此，毛泽东也不能完全否定。但他解释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一方面肯定不会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它一定会“积极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签订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因为“苏联的利益与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毛泽东：《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解放》第86期，1939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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