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邮件的复活
一个邮件的复活[1]
——访问北京邮政管理局无着邮件股
你在家里坐着，看着报，跟朋友谈着天……可是每一个人此刻都可能有一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将要属于你的信或是一个邮包，正在路上走着，向着你走来，你想得到吗？你写得了一封信，轻轻的往街角的邮筒里一丢，你知道会有多少人将要为你这封信而工作，他们会日以继夜，不辞劳苦的把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传递到你所希望的地方去？……
华侨林潭水在爪哇耶嘉达开了一个小铺子，做土产生意。林潭水有个女儿在祖国解放之后回了国，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前些日子女儿来信，说在北京进了她一向向往的学校，一切都很好；国内各方面对侨生的照顾都很周到，请放心；只是需要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国内一时买不到，请父亲在南洋设法买一买。
林老先生立刻就去到处打听，想尽了办法，终于把这本书买到了，心里高兴极了，当时就寄了出去。
这本书从耶嘉达装上了邮船，越过重洋大海，经过香港，转到九龙、广州、上了火车，一直送到了北京。一路上下船过站，搬进搬出，不知道经过多少道手续；它身上盖满了累累的邮戳，说明了它所经历的路程的遥远和曲折。
书到了北京。是挂号邮件，转到挂号股。挂号股的同志拿起这个颇为沉重的牛皮纸包一看，很婉惜地叹了一口气：这个邮件大概要“死”！
邮件无法投递也无法退还的，邮局习惯语说它是“死”了，这种邮件常常就叫做“死件”。这个名字叫得很刺激，可是有甚么字比它更恰当，更能表达实际情形的呢，既然这个邮件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了意义？要是在邮局搁上一年，没有人来认领，按照邮章，就要焚毁，那就真是名符其实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这个邮件的封皮上一共写了八个大字：
北京
林爱梅小姐收
这么大一个北京，那儿去找这个林爱梅去？
可是咱们人民的邮政局找到了林爱梅，把这本书交到了林爱梅本人的手里！
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发表了华侨学生林爱梅感谢邮政工作同志的信。看了报的人都很为这件事所感动。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又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一个消息，它透露了许多更伟大、更不平凡的事物，它只是在我们周围流动不息的新鲜事物的一滴，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的祖国，整个的时代。正因为它不是偶然的，不是孤单的，所以我们的感动才会那么深，那么广，那么真挚。
可是我们有的同志不以为然，说如果邮政局整天净为这样的邮件去奔走，这在人力上是一个浪费，这对于更多的群众是一个损失，这不值得！
这似乎也是一个道理。可是我们为甚么不到邮局去作一次访问呢？
我到北京邮政管理局，找到了关西邨同志。我被领进了“无着股”（好个新鲜的名称！），关西邨同志是无着股的股长。
这是一间普通房间，很大，除了几张又长又大的桌子和一个里面隔成许多四方格子的白木架子之外就没有甚么陈设了，因此显得很空。房间里的东西；从纸墨笔砚，茶杯茶壶，一直到人身上的衣服，都跟这个房间本身，门窗四壁，光滑的地板，和虽然有点旧了的窗户帘，都不大相称：一个是那么朴素，一个是曾经很豪华，而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讲究的。要说这个房间跟邮局其他部门有甚么不同，那除非是它显得那么特别的安静。——一进邮局的侧门，你就会感觉到这里面洋溢着的一种特殊的兴奋和热烈，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邮包，那么多你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人在活动，可见到处又是那么井井有条，忙而不乱，你体会得到这个庞大和复杂的机构内部的完美的组织。而一进这一间屋子，你马上就会平静下来，你会把一路上带来的街市的烦嚣都丢在门外。这儿不像个办公的地方，倒像是个研究室。如果你闭起眼睛，你会不相信这屋里还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正在非常用心的做着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
一见到关西邨同志，你就会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关股长不厌其详地告诉了我们要知道的一切，他的态度那么诚恳，那么亲切，他一定是用同样的诚恳和亲切来处理这些“无着”的邮件的。
无着邮件的处理是没有一定的。
也许拿到了一封信，一分钟里头就可以有个水落石出。去年十二月二十九，退回来一封寄到上海去的私人函件，没有下款。无着股拿过来一看，信封上有个邮箱戳子，号码是×××，记得清楚，这个邮箱是挂在外交部院子里头的，断定寄信的出不了外交部。上那儿一问，果然。——每一个邮箱都有固定的号码，信从邮箱里倒出来，首先就得盖上号码戳。
可是多数邮件就不那么简单，得把信剪开，从信的里头，从字里行间，从一句半句话，一个电话号码，提到的一个人，说起的一件事，从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头去发现线索。比如，去年六月里有一封从青岛退回来的信，信封上信里头的署名都只有一个“龚”字，信上说的事情又多是平平常常的事，研究了半天，没有结果，后来把信封翻了个面，——信封是用普通笔记纸自制的，在上面找到了几个字，是一篇日记的残页：“今天我们二女中也参加了游行”。好了，到二女中把所有的姓龚的同学都找到，终于找到其中一个是寄这封信的。北京解放后不久，处理了一封无着信，信不是交给信封上写的那个人，而是交给她的爱人的。信里提到这个女同志的爱人，说起他已经光荣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日就要调到北京工作，信里还附了一张两个人合拍的武装骑马照片，结果是由邮局党支部拿了这张照片到市委去对了好久才对了出来。——只有无着股有权利拆阅信件，这是法律规定的。——这个特殊的权利，我想大概不会有甚么人不同意。
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邮件不会太多罢？这样的邮件在全部邮件中不知道占多大一个比重，但是根据去年一年的统计，因为无法投递或退还而转到无着股来的信件，一共是一万一千二百二十六件！据一个解放以前就做无着邮件的工作的赵同志说，这已经少得多了，解放以前一季就能有这样一个数目！各种各样的信，无奇不有！有的信封上甚至于一个字都没有，邮局最近给起了个名字，叫做“白板”。关股长一下子就拿出五封这样的“白板”信给我看。也巧得很，五封都是洋纸白封，雪白雪白，连一点其他颜色的痕迹都没有！
正说着，就有邮勤员送来了一叠“无着信”。
“这都是一些生死不明的信，”关股长说，“只要有一点点蛛丝马迹，我们都要尽量叫它复活，叫它死里求生！”
怎样使死信复活呢？
靠经验，靠对于社会情况的了解熟悉，靠丰富的常识。每一种知识，都可能有用处。这种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像一切的知识一样，靠学习。那位赵同志今年四十八了，可是我看见他抽屉里有一本朱谱萱编的“初级俄语读本”。此外，靠工作的时候细心，靠创造的智慧；更重要的，靠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虽然是习惯了的，职业化了的，可是是常新的，不懈的，顽强的。
林爱梅的那个邮件的处理经过是这样的：挂号股觉得无法投递，交给了社会服务股。社会服务股想登一个报，或者通过电台广播来找这个人，但考虑不一定发生效力，决定给无着股先试一试。无着股接到了，首先研究了这个邮件情况，认为：该件从爪哇寄来，封皮上写的是中国字，受信人大概是归国华侨；寄的是一本原文专门著作，可能是一个大学程度的侨生；“林爱梅”不会是个男人的名字，大概是一个归国华侨女生；照例，归国华侨，特别是侨生，必会到华侨归国联谊会登记，于是决定先向华侨归国联谊会试探。
下午，用电话向侨联联系。问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答覆是：“不知道”。
“不知道”？这不可能！从声音中令人对这个接电话的不能信任。他不知道，有人知道。再叫一个电话，请找负责人冯同志。
冯同志说：“有这个人。是个女生。前一些时住在三大人胡同华侨事务所宿舍。”
有这个人，“是个女生”，对了！接侨委会宿舍。
侨委会宿舍说：“林爱梅不在这儿了，上师大学习去了。”
接师大。
师大校务处翻遍了全部学生名册，答覆的非常肯定：“没有这个人！”
师大没有，问北大，问辅仁。……
“没有。”
“没有！”
可是无着股的同志并不失望，他们在工作中养成了特殊的冷静和耐心。他们又研究了一下情况，觉得侨委会宿舍的答覆可能不正确，决定再回来跟侨委会宿舍联系，找负责人，负责人是一个叫顾明的同志，这回的答覆是：
“林爱梅，有这个人，是爪哇归国侨生，曾经在这儿住过，现在在西郊清华大学学习。”
无着股的同志在说到这位顾明同志的时候充满了感激。但是他们还得再问一句：
“确是在清华？”
“确是在清华。”
“甚么时候去的？”
“三个月以前。”
好了，终于有了结果！可是这不等于已经找到了林爱梅。像这样在最后一个环节上遇到了阻碍，白忙了半天的事不是没有有过。下午，又打了一下午电话，找到清华斋务股，找到林爱梅的同屋同学，最后才找到林爱梅本人，到找到林爱梅本人的时候已经下午六点半，下了班半天了。——当然，你可以想像的到，虽然晚下了班，肚子也有点饿了，可是无着股的同志是带了别人不能了解的笑脸走出他们的办公室的。
这样的到处去“捕风捉影”，不是很渺茫么？
也不，有相当的把握的，而且一个时期当中的复活的比率是可以估计出来的。无着股一九五一年的计划是要到复活率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第一季的计划订的是百分之五十二，根据每一周的总结，都是超额完成的。
是不是一向的复活率都是如此？
不，解放以前的复活率经常是百分之十二到十三，最高到过百分之十八。
从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五十二，解放与不解放的分别在此！当然，你可以想像，无着股的工作绝非是孤立的，突出的。这个数字是有一般性的，从这个数字上是可以看出邮局的全部工作情况的。
同志，你对于这个数字有甚么感想？
为甚么解放前跟解放后有这样的鲜明的对照呢？
解放以前这间屋子不是办公室，是宿舍，是“外国人”的宿舍，这三楼整个都是外国人的宿舍。这里头住过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最后一个时期最多的是美国人。那个大白木架子后面是一个门，从前挂着丝绒门帘，那一边是个小客室，这边是跳舞的地方，右边是卧室、厨房。一个跑街的，一个打字员，一个在本国不知道干甚么的，一个流氓，到了中国，就能当一个一等秘书，署副邮长衔。洋房、汽车、厨子、花匠、褓母……连草纸都是邮局供给，每一个人还有一条狗，领一个邮务生的薪水！中国职员呢，“从前人家说邮局是个铁饭碗，”赵同志整理完了一包邮件，忿忿的说，“这个铁饭碗可不好捧，早来，晚去，低三下四！在办公室里说话都不敢大声，说跟小学生坐在课堂里一样；外国人说甚么是甚么，外国人说鸡蛋是树上长的，还有个把儿，你也得听着！”
中国的自有邮政到现在有五十几年的历史，除了最近两年和原有的老解放区邮政之外，都是“客邮”，所谓“中华邮政”，是帝国主义掌握之下的殖民地化的邮政，他们的所举办的一切的业务是围绕着帝国主义的利益的。比如，他们举办“邮寄箱匣”，——“金银箱匣”，“矿产箱匣”，“土产箱匣”……我们的金银，我们的钨砂，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珍贵的艺术品，就叫他们装在这些“箱匣”里运出去了！……
今天，我们把帝国主义赶了出去，从每一个地方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从邮政局，从这个楼上，这间屋子里把他们赶出去了！今天的邮政是“人民邮政”，跟老的“中华邮政”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人民的邮政所举办的一切业务是针对着人民的利益的。我们的邮局举办了书报发行，为了要叫书报流传得远，流传得快，为了要叫文化普及，为了广大人民今天那么迫切的需要文化；我们的邮局举办了代销代购；今天走到一个乡下的邮局里可以买得到同仁堂的药，你在乡下想要买一点北京的甚么东西，把钱交给邮局，隔不了几天，邮局就能给你捎了去！……这是从前那些铁士兰，巴立地，斯密司们想都不会往这上头想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邮局的全体的工作同志是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义的。他们对于这句话的体会比一般人还要深刻、具体，他们从邮局的组织业务到他们自己身上，都看出现在跟过去根本的截然的分别，他们亲身参加了这种变革。现在不再有人叫投递员叫“信差”，不再有人叫邮勤员“听差”，不再有人把车站上装卸邮件的劳动人员，叫做“野鸡”了！（这是个多么岂有此理的称呼！）今天谁都可以大声说话了，谁都可以对邮局的任何一个工作提意见，而这些意见一定会被重视，会拿到全国邮政工作会议上去讨论的。今天，我们的邮政工作同志大部分都继承了五十多年邮政工作的丰富的经验，发挥了以前被压抑埋伏的群众的创造能力，并且学习了苏联邮政的先进的工作方法，（现在的平邮股的布置，那儿放一张桌子，那儿装一个架子，那儿留出过道，多是经过去年春天来的苏联专家提过意见的，这样布置以后，每个工作同志都感到工作起来非常的顺手，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效率。）全心全意的在为人民服务；因此，你在邮局任何一个地方看得见一种新的气象；因此，无着股的复活率由百分之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二；因此，林爱梅的邮件交到了林爱梅本人的手里，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你一定时常有机会经过邮政管理局，你在这座坚实巨大的石质建筑物下面走过不知多少次了。今天，还是那一个建筑，可是，在它的内部起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跟我们的历史，跟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而这个变化在一个小小的邮件上面就生动的说明出来了，这是一个多么简单又多么神奇的故事！
最后，关股长告诉我无着股工作的最高的理想。无着股不希望把死信复活率提高到百分之一百，因为那不可能；无着股不是想消极的复活死信，而是要积极消灭死信。苏联今天就几乎没有死信，——死信多，基本上是一种落后现象，解放后死信数目的锐减是一个很可喜的事，这反映了我们的各方面都有着进步，而这也证明了消灭死信是完全可能的。无着股希望没有人写死信，希望每一个人写信的时候都注意把受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清楚，无着股将尽一切力量使这个股本身消灭，希望把有用的人力用于其他的生产上去，希望邮局能够举办更多的“书报发行”，“代销代售”这样的业务。
我是非常赞成关股长的理想的，同志，我想你也是赞成的！
[1]本篇原载《北京文艺》第二卷第一期，1951年3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