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间文学
我和民间文学[1]
前年在兰州听一位青年诗人告诉我，他有一次去参加“花儿”会，和婆媳二人同坐在一条船上。这婆媳二人一路交谈，她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不押韵的！这媳妇走进一个奶奶庙去求子，她跪下来祷告。那祷告词是：
今年来了，我是跟您要着哩，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哩，
咯咯嘎嘎地笑着哩！
这使得青年诗人大为惊奇了。我听了，也大为惊奇。这样的祷词是我听到过的最美的祷词。群众的创造才能真是不可想象！生活中的语言精美如此，这就难怪西北的“花儿”押韵押得那样巧妙了。
去年在湖南桑植听（看）了一些民歌。有一首土家族情歌：
姐的帕子白又白，
你给小郎分一截。
小郎拿到走夜路，
如同天上娥眉月。
我认为这是我看到的一本民歌集的压卷之作。不知道为什么，我立刻想起王昌龄的《长信秋词》：“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二者所写的感情完全不同，但是设想的奇特有其相通处。帕子和月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民歌里有一些是很空灵的，并不都是质实的。
一个作家读一点民间文学有什么好处？我以为首先是涵泳其中，从群众那里吸取诗的乳汁，取得美感经验，接受民族的审美教育。
我曾经编过大约四年的《民间文学》期刊，后来写了短篇小说。要问我从民间文学得到什么具体的益处，这不好回答。这不能像《阿诗玛》里所说的那样：吃饭，饭进到肉里；喝水，水进了血里。要指出我的哪篇小说受了哪几篇民间文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有两点可以说一说。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是含糊费解的。我的语言当然是书面语言，但包含一定的口头性。如果我的语言还有一点口语的神情，跟我读过上万篇民间文学作品是有关系的。其次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民间故事和叙事诗较少描写。偶尔也有，便极精彩，如孙剑冰同志所记内蒙故事中的“鱼哭了，流出长长的眼泪”。一般故事和民间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是叙述的节奏感很强。“三度重叠”便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常见的美学法则。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一点上，小说需要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地方很多。
我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不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
我的话说得很直率，但确是由衷之言，肺腑之言。
[1]本篇原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四期；初收《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