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

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1]

今天开这个会是个巧合，带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今年正好是文革二十年。前几天开了纪念老舍先生的会，今天又参加了座谈《随想录》的会。我觉得这两个会是联系的。老舍故去二十年了，巴金同志的作品告一段落。听泰昌同志讲，他准备放笔了。我倒是希望他不要再写了，把这种沉重的历史负担放下来，轻松几年。我看他的书，很痛苦。好多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他始终是一个流血的灵魂。我看这个血可以止住了，让别人去流流吧。他谈文革，有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在党中央还没有正式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时，他就否定了。谈“文革”，他也把自己放进去了，而不是“择”了出来。对自己的解剖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他用了“卑鄙”、“可耻”这样的字眼。这种解剖是不容易的。“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像被一种什么蜂蜇了一下的青虫，昏昏沉沉地度过了。我读巴金作品，感到他是从一种痛苦中超脱出来了。后边有几篇色调比较亮些，从一种昏沉的状态中得到了清醒，还他本来面目了。得到了自己本来面目是非常愉快的事。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受不了。他充满了自信，一种强大的自信，一种失去自信后的自信。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心理历程。

我希望他偶尔能兴之所至写点儿，不要强迫自己每天写上百字，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他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来。有时我觉得“文革”不可理解，写“文革”要回答一个问题，“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应该让我们、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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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原载1986年9月27日《文艺报》。该报在1986年9月2日为庆贺巴金《随想录》完稿组织了座谈会，参与者还有袁鹰、张光年、王蒙、冯牧、陈荒煤、唐达成、刘再复、谌容、张洁、李存光等。本篇为汪曾祺在会上的发言，由《文艺报》整理。初收《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