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当是通人
作家应当是通人[1]
钱钟书先生说他这些年在中西文学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较”，而是“打通”。我很欣赏“打通”说。
有一种说法我一直不理解：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认为这句话不合逻辑，虽然这话最初好像是鲁迅说的。鲁迅的原意我不明白。现在老是强调这句话的中老年作家的意思我倒是明白的。无非是说只有他们的作品是最民族的，因此也是最世界的，最好的。别的，都不行。
我很不赞成一些老先生或半老的先生对青年作家的指责，说他们盲目摹仿西方文学。说有些东西在西方已经过时了，青年作家还当作宝贝捡起来。我觉得摹仿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年轻时还都不是这样过来的？有些东西不是那样容易过时，比如意识流。普鲁斯特、弗吉尼·沃尔芙的作品现在还有人看，怎么就过时了呢？
我们很需要有人做中西文学的打通工作。现在有人不是在打通，而是在设障。
还需要另外一种打通，即古典文学和当代创作之间的打通。我在读大学时就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和当代创作的脱节。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毋庸讳言，当代作家对古典文学重视得不够；一个是教学、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极少考虑过治古典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以为应该是推动当代创作。现在是有些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几乎不看任何当代文学作品，从古典到古典。当代作家相当多只看当代作品，从当代到当代。这种现象对两方面都不利。
还要有一种打通：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打通。这三者之间本来是可以相通的。我在湖南桑植读到过一首民歌：
姐的帕子白又白，你给小郎分一截。小郎拿到走夜路，好比天上蛾眉月。
我当时立刻就想到王昌龄的《长信秋词》：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两者想象的奇绝超迈有相似处。
有一首傣族民歌，只有两句：
斧头砍过的再生树，战争留下的孤儿。
这是不是像现代派的诗？
一个当代的中国作家应该是一个通人。
[1]本篇原载1992年1月23日《新民晚报》；初收《汪曾祺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