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战方针下的危机
四平之战中共所以失利，黄克诚在撤出战斗后不几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了两个原因：一是从3月下旬起部队一直在作战，伤亡过大，许多营连排骨干都打光了，因此干部情绪不高；一是国共双方武力装备太过悬殊，在近代炮火、坦克和飞机的攻击下，中共的武装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一个城市。[86]
黄克诚没有谈到的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原因：一是部队扩充太快，从关内各根据地来的骨干部队只有十万余人，几个月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了三十余万人，其中相当多数是伪满的士兵、警察和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村青年。由于部队作战伤亡过大，随缺随补，一些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一是中共军队八年抗战期间基本上是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很少从事正规战的训练与实践，不要说不熟悉阵地战，就是运动战许多指挥员也相当生疏。原东北军军官万毅当了八年八路军，他回忆，到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力强的敌人打过仗。指挥这样一支被宋子文蔑称之为“乌合之众”的部队，与全副美械装备，受过美国军官的训练，又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出色地在缅甸参加过对日战争，而且还拥有大批坦克、大炮，得到空军有力支援的新一军、新六军作攻防战，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当然，林彪在具体指挥上也有一定的失误，比如没有给予本溪保卫战以足够的重视，过多地抽调辽东军区的兵力，致使本溪很快陷落，国民党新六军得以加入到攻击四平的作战中来；比如第三纵队南下部署不仅未能达成任务，而且极大地削弱了预备队的力量，等等。然而，国民党军的指挥也同样有一定的失误，即如果杜聿明从一开始就担任指挥，像后来那样先集中力量打下本溪，再来打四平，那么，中共在四平的失利也许还要来得早一点。
中共四平受挫后，一度还准备节节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意想不到的是，“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使林彪不得不毅然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了长春，很快退过松花江。
国民党军5月23日入主长春，两天后，蒋介石即雄心勃勃地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东北。为了应付马歇尔，他一方面严令杜聿明：进占长春时，“我军只可指派少数军队入城维持秩序，不准各部队擅自进驻。如有违者，以抗命论处”[87]。一方面同意停战数日，惟条件相当苛刻。他要求马歇尔必须让中共保证：“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依照中苏协定接收东北主权之进行”；“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所订之三种协定（即停止军事冲突协定、整军协定与恢复交通协定）”，并须“赋予仲裁者执行部美国代表公断与决定权，并予以解释协定之权”，非如此不同意停战。[88]实际上，蒋内心的盘算是：“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89]
但是，蒋介石的追击计划还是受到马歇尔的牵制。注意到政府军占领长春后并没有停下来，马歇尔深恐此举会激起中共报复，在关内挑起战争。故他在29日直接写信给蒋，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反对国民党“独自指定停战条件”。两天后，因蒋未复函，马歇尔再度致函，向蒋施压，声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敝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敝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并请准许调处执行部队前进人员立赴长春”。[90]
马歇尔的再三要求终于发了效用。6月4日，蒋介石在从北平回到南京，即与马歇尔举会谈，最后蒋同意以十五天为限就东北停战问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等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冲突终于暂时停了下来。但是，严格说来，蒋之最终接受停战建议，并不完全是马歇尔施压的结果。注意一下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自己对当时东北军事形势的分析就可以知道，蒋介石此一停战背后，已经显露出东北兵力严重不足的困扰了。
还在5月21日，即打下四平三天后，白崇禧就上条陈给蒋介石，明言必须增兵才能进击北满。内称：“欲消灭东北共匪，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另筹有效办法，下最大决心集国家全力，在最短期间谋彻底解决。”所谓另筹有效办法，一是收编伪军，一是扩充军官总队，一是恢复军工生产，最后才是用军事办法扫荡北满。至于军事进剿，则还是要增兵后方可实行。即“为争取时机消灭共党退据北满之武力，似宜增调精锐国军三军，加强进攻力量，并确保南满收复地区之安全”。白崇禧担心东北兵力不足，害怕部队急追过江，不仅达不到歼敌目的，反而使南满不保。[91]
在四平之战进行过程中，参谋总长何应钦也详细分析过政府军兵力不足这一困难。其报告称：“我军状况，九四军守备沧州、天津、山海关之线不能动。该军第五师归建后须加强开滦，十三军两师加五二军之一师在平泉，一师在朝阳不能动。六十军运到后须完备锦榆地区，保卫葫秦两岛。七一军之一师（八八师）现守备营中，迄鞍山之线亦不能动。”其余新一军三师、新六军三师、七一军两师、五二军两师担负着进攻四平、本溪等方向的任务。而“后续部队五四军、九九军何日运输，尚不能定。九三军虽定本月有日起运，但用登陆船四十艘须一个月始能全部运到。而本月运兵之登陆船则只有廿四艘，下月且将减少。……故目前长春之战所以不敢放胆由沈阳地区抽兵，则向北前进只有五个师，不易保障侧背安全。”如向长春进兵即必须抽出一个军的主力北上作为第二线兵团，以防侧击。因此，他不得不提议：（1）“将国军河北行动计划中第一阶段预期在承德古北口及张家口之两会战取消”；（2）“迅速击灭苏北及豫鄂边之匪，使我陇海线以南兵力能全部活用”；（3）再“抽调三个军（第四军全军、第五军两师、第五三军两师）为东北及华北之战略预备队，并立即准备自行海运”；（4）“对东北作战指导应不以接收多数城镇为目的，而专以击灭匪军为目的”。[92]
何应钦报告之时，第六十军正在陆续运抵东北，一个师参加到北进的作战中去了，其余的部队则用于后方守备。故四平之战结束后，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实际上几乎没有增加。另外，因本溪正面已没有有力抵抗，故新六军主力得以脱身，北上的部队由五个师增加到八九个师。但一来北攻的部队战斗损失已相当大，就作战力而言，师的数量增加了，作战力整体上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加强。[93]再加上从昌图、西丰、四平、公主岭、辽源、西安、长春、德惠、桦甸、九台、农安、吉林、小丰满，国民党军一路进占铁路线二百余百里，大中城市近二十座，不得不留下大批兵力四处担任守备，其北上的兵力更加有限。而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这时在两翼和侧背仍旧受到十余万中共东北民主联军的严重威胁。
民主联军这时在东北有南满、东满、西满、北满四个军区，总兵力三十四万余人。[94]参与四平（包括本溪）之战并北撤的部队为第一、二、七师、第三、四、七纵队，和第七、八、十旅、保一旅、邓克明旅、独立旅及第三五九旅及第二团，合计约十五万人，还有一半以上的兵力处于半机动状态，随时可能发起作战。如南满军区，在四平之战结束之际，即受命发动鞍（山）海（城）战役。国民党军刚一进入长春，它就于5月24日凌晨发起进攻，并于次日攻占鞍山，歼守城之敌第五五一团。27日再攻海城，成功促使守敌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率师部和第五五二团共计2712人宣告起义。进而复于6月3日攻陷大石桥，歼灭守敌五五○团（欠一营）。此战迫使杜聿明急调正在北攻的新一军主力第三十师、新三十八师，以及第六十军第一八二师（欠一团）、第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和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一个团共计四个师的兵力回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一时当然没有北上追击的可能了。
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国民党能否利用林彪主力撤退混乱之机大胆击？
不能。这是因为，林彪主力在四平之战中虽然遭受重大损失[95]，但其多数部队仍保持建制，且撤退过程中一度虽发生过的混乱现象，过松花江后已不复存在，其战斗力并不像后人估计的那样不堪一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部队损失较大的第一、二师在撤退过程中所进行的拉法、新城之战。当时，国民党新六军第八十八师受命于停战令宣布之6月6日当天，攻占连接中共东满和北满军区的战略要点拉法和新城地区。林彪当晚指令周保中及第一、二师坚决设法保住拉法，拒敌于拉法以西。8日凌晨，部队发动突袭，经过激烈战斗，即夺回拉法，次日又进一步夺回新城。打援的部队还出击至老爷岭一带，激战两天，有效地拦截了第八十八师对拉法和新城的增援。此战歼灭国民党军守城部队一个团又一个营，相当振奋了撤退部队的士气，也使国民党追击部队不敢太过轻敌。
总之，四平之战虽以中共失利而告结束，却并没有给国民党提供独霸东北的机会。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共在南满作战的牵制，特别是自身兵力不足难以顺利实施北上作战任务，蒋介石不得不暂取停战谈判之策，以求在军事胜利的气势之下，通过谈判达到主宰东北的目的。然而，结果却大出乎蒋介石的意外。
由于蒋介石坚持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坚持打下长春，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地主张对蒋报复。当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就国民党军可能进占哈、齐两市及中东铁路提供帮助时，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96]同样，在中方将领内部，自四平大战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希望关内给予较大牵制的意见。如黄克诚5月12日即明确提出：“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北调动。”[97]毛泽东亦在四平弃守次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须取局部报复手段。”[98]
对此，蒋介石显然还是估计不足。四平及长春打下后，蒋坚信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他公开讲，只要东北共军溃败，关内形势就不会恶化。他曾特别要宋子文劝告在这个问题上忧心忡忡的马歇尔，暂时不要急于调处。他并且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99]其实，毛泽东在这种问题上一向是主张以牙还牙的，他不会不想方设法给国民党以教训。毛早已横下一条心：“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100]而为了使东北成为“未了之局”，他在6月1日就已经开始根据各方建议，部署关内的报复作战行动了。他为此分别致电晋冀鲁豫和山东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数日内夺取包括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枣庄、考城、长垣、永年、聊城等处；要求太岳区占领太原至临汾间的同蒲线。一时间，国民党山东方面的守军立时四处告急。毛的解释是：“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101]因此，即使蒋介石接受马歇尔建议，于6月6日宣布15日休战期，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
结果是，四平之战刚刚停下来，关内的战争却打响了。国民党也因此在兵力上更加捉襟见肘，疲于应付，向东北增兵根本没有可能。关于关内政府军这时兵力不足的情况，可见李宗仁6月1日报告。内称：中共在华北军事威胁甚大，要想解决此种威胁，必须关外、关内同时着力。关外问题一旦解决，即应解决华北的中共武装。他建议：先以东北两军扫荡热河，解除平津北面威胁，隔断张垣与东北联络；再向津浦南北段与胶济路及鲁西北方面四路进军，扫荡山东共军主力；再次以新乡、德州、石门三路进攻磁邯，封锁之于太行山区，打通平汉交通；最后由南口、归绥、大同三方面夹击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再加师会攻延安，以摧毁其根据地。然此前提是，华北方面必须“迅即增调兵力，平津增两军，青岛两军，石门一军，新乡三军，徐州三军，晋南一军，大同、归绥各一军”。[102]
一直不信中共有多大实力的蒋介石，这时开始注意到关内中共的困扰远比关外要直接得多了。不仅山东夏庄、城阳、张店、周村、即墨、枣庄、胶县，德县、泰安，高密等地先后失陷，济南、青岛、泰安等处也遭到强大武装的围攻。且关内中共军队的装备也明显改善，火力得到很大加强。仅以进攻枣庄的“解八师及新四军第七师廿、廿一两团各一部，共计六个团”的情况来看，据说就有“山炮十门，钢炮六门，机关炮数门，迫击炮廿余门，炮手均日人，步机枪多俄造”。其武器较差者为“枪榴弹、手榴弹、迫炮弹大部土造，多不爆发”，但各种子弹和炮弹明显不是土造，质量较好。[103]
进入到7月中旬，这场“报复”性作战已经扩展到关内其他地方去了。
其实，在兵力到处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很清楚：不要说与中共全面开战，中共“仅就断交通、厄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104]。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战后一直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难免会将政府拖垮，使民心尽失。蒋介石对此也并非毫不了解。6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策略盖企图在不战不和与似战似和之局面下继续拖延不决，使国家陷于混乱状态，政治动摇，经济破产，以达其颠覆政府，赤化中国之目的，尤其在最近四十日内，即七月底以前之停战期间为重要关键所在也。”但他依旧相信：“我政府必须采速决之方针以应之。如在最近三个月内之危急，能使津浦与平绥、平汉各铁路线畅通，则外交与经济一时之危急，皆不足为虑也。”[105]
为应付关内作战，蒋介石不得不将用兵的重心再从关外转到关内。如此一来，林彪在关外的主力从此得以背靠苏联，成功地在北满这块根据地上发展起来，并很快成为威胁东北国民党守军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而在关内，因为中共军队四处开花，且军力和武器均已相当改善，国民党的政府军虽然陆续投入进攻，依旧还是有兵力不敷的危机存在。国共两党至此可谓全面开打，但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显然很难取得它所期待的结果。
[1] FRUS，1946，Vol.9，pp.265-289.
[2] FRUS，1946，Vol.9，pp.258-259.
[3] FRUS，1946，Vol.9，pp.510-511.
[4] FRUS，1946，Vol.9，pp.501-502.
[5]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6] 《中央日报》1946年2月20日。
[7] FRUS，1946，Vol.9，pp.428-429.
[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2日）。
[9]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2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2月23日）。
[10] 《徐永昌部长上蒋委员长呈送东北苏军延期撤兵声明及红军节演说研究意见表》（1945年3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186页。
[11] 《东北局彭真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2月20日）。
[12] 《新华日报》1946年2月16日。
[13] 《中央致东北局并西满分局电》（1946年3月5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14] 国民政府1946年1月29日、2月1日、2月19日、3月6日反复询问苏联驻华大使苏军撤退时间，均未得到具体答复。苏方直至3月22日才提出正式照会说明苏军已自沈阳、抚顺等地撤退。而事实上，苏军3月8日即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决定从抚顺撤退，政权交当地民选地方政府，吉林亦同；沈阳将于13日撤退。并告知中共对沈阳可采取军事行动，在外交上已不受任何限制，而国民党也无法通过长春路运兵前往接收，因凡苏军撤走地区，如有国民党藉铁路运兵的情况，苏军将听任中共自由破坏。沈阳以南之一切地区苏军更不会再向国民党办交接。《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四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188—1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8日）；《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9日）。
[15] FRUS，1946，Vol.9，p.542.
[16] 《周恩来关于与马歇尔谈话情况致中共中央并告叶、饶、罗电》（1946年3月10日）。
[17] FRUS，1946，Vol.9，pp.535-538.
[18] FRUS，1946，Vol.9，pp.528-529.
[19] FRUS，1946，Vol.9，pp.541-502.
[20] 《林彪、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
[21] 转见FRUS，1946，Vol.9，p.542.
[22] 《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1946年2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82—83页。
[23] 《周恩来致中央并毛主席电》（1946年3月11日）。
[24]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1946年3月13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第26页。
[25] 《中央致东北局、林彪并告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
[26]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
[27] 《彭真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
[28]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下），第27页。
[29] 3月11日马歇尔回国述职前曾与蒋介石就派遣军事调处小组进入东北之事达成妥协，提出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命令草案”五项，其丁项为“政府有权派兵进驻恢复中国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其对中苏条约中所载两条铁路之两侧各三十公里，有单独管辖之权”；戊项为“为重建主权，政府军所占领地区，包括煤矿区，中共军均须撤出，并不得开入苏军所撤之地区”。FRUS，1946，Vol.9，p.543。
[30] 周恩来：《关于东北问题同张治初步商定六点意见的说明》（1946年3月1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页。
[31] 转见王成勉：《从和平到战争——马歇尔使华调处第二阶段之研究》。
[32]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7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2页；《东北局致中央并林彪电》（1946年3月18日）。
[33]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中央致彭真、林彪电》（1946年3月17日），《刘少奇年谱》（下），第28页。
[34] 《毛泽东批转周恩来关于与张治中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1946年3月17日）。
[35]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6年3月21日）。
[36] 《董彦平致蒋委员长并经国先生电》，1946年3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7487。
[37] 《赵君迈、高维翰、高理文等致重庆主席官邸蒋经国特派员电》（1946年3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7500。
[38] 《王芃生致王世杰部长电》（1946年4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档，特005/20.7。
[39] 关于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问题始终是国共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正规部队2月约为20万人，3月约为24.7万人，4月为31.9万人，5月为31.4万人。但据马歇尔解释，依2月25日整军协定，政府军可在东北驻军24万，美方运送至东北的政府军至6月初只有22万多人。转见王成勉：《从和平到战争——马歇尔使华调处第二阶段之研究》。
[40]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3日）。
[41] 《中央致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电》（1946年3月24日）。
[42] 东北局下达的具体作战任务为：“（甲）三五九旅主力及松江省主力担任夺取哈尔滨之任务，其指挥人员与具体由陈（云）、李（天佑）决定。（乙）由西满派适当部队与嫩江王明贵主力担任夺取齐齐哈尔之任务，其指挥人员与具体部署由李（富春）、黄（克诚）决定。（丙）杨（国夫）师全部立即向长春附近集中，以一部准备协同吉林军区在周（保中）、张（启龙）、陈（光）统一指挥下及时夺取长春，该杨师主力准备南下作战。（丁）罗华生旅应立即与林总电台取得密切联络，准备参加长春线之作战，集结地点由林（彪）规定之。”《东北局致陈李（并转杨师）、李黄、周陈张并告中央电》（1946年3月24日）。
[43] 《中央致林彪、彭真并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肖华电》（1946年3月25日），《刘少奇年谱》（下），第31页。
[44] 《毛泽东致彭真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5日）。
[45] 毛对此格外重视，反复询问：“现占铁岭之顽军兵力及其可能之后备力量共有若干？我方在铁岭、四平街地区兵力共有若干？战斗力如何？能否阻止顽军向北猛进，以利于我党占领长哈？你们估计如何？辰兄态度如何？停战小组以何时到达沈阳为有利？”《中央致彭真、林彪电》（1946年3月26日）。
[46] 《中央致叶剑英、罗瑞卿电》（1946年3月26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26日）。
[47] 《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25日）。
[48] 训令规定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之调处。《军事三人会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1946年3月27日），《新华日报》，1946年3月28日。
[49]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3月27日）。显然，蒋介石亦抱同样心态。其3月30日给熊式辉的电令中亦明确提出：虽承认东北停战，“但我方必须坚持停战协定中，政府军队为接收主权进入东北之行动，不受任何之限制之一条”。《蒋委员长为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事指示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遵令践约电》（1946年3月3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97页。
[50] 《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1946年4月6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4—65页。
[51] 转见《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52] 《中央致彭真电》（1946年4月8日）。
[53] 《林彪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11日）。
[54] 《中央致东北局及林彪电》（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年谱》（下），第68页。
[55] 《李富春、黄克诚致林彪电》（1946年4月13日）。
[56]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4月17，18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4月17，18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69页。
[57] 《李富春、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4月18日）。
[58] 《董彦平致重庆副总长白、军令部长徐、张主任委员公权、蒋特派员经国先生电》（1946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7988、35007989。
[59] 《蒋中正致外交部王部长电》（1946年4月19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档，特005/20.7。
[60] 《王叔铭致渝俞局长济时呈委员长蒋电》（1946年4月2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8019。
[61] 《王叔铭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5月1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8323。
[62] 《林彪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18日）。
[63] 《东北局致程世才、肖华、罗舜初电》（1946年4月20，21日）。
[64]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4月22日）。
[65] 《周恩来致中央转东北局并饶、李、伍电》（1946年4月23日）。
[66] 《林彪致东北局电转呈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报告》（1946年4月26日）。
[67] 《中央致东北局并林彪电》（1946年4月26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告东北局、林彪电》（1946年4月26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73页。
[68]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反法西斯力量死守首都马德里曾长达四个月时间。《中央军委致林彪电》（1946年4月27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3页。
[69] 《林彪致各兵团首长电并报东北局》（1946年4月27日）。
[70] 《林彪致中央并东北局电》（1946年4月29日）。
[71]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4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4页。
[72] 转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页；《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4月29日）。
[73]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5月1日），《毛泽东年谱》（下），第76页。
[74] 《杜聿明致蒋经国特派员电》（1946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特交文电178卷，35008063。
[75] 《毛泽东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5月3日）。
[76] 《毛泽东致林彪电》（1946年5月4日）。
[77] 《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12日）。
[78] 毛泽东：《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
[79] 《中央致林彪、彭真电》（1946年5月15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80—81页。
[80] 《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罗瑞卿、饶漱石、李立三、伍修权电》（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1页。
[81] 《中央致林彪电》（1946年5月15日）。
[82] 《林彪致中央并东北局电》（1946年5月18日）。
[83] 《中央致林彪并告彭真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3页。
[84] 《中央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年谱》（下），第83页。
[85] 《王叔铭致南京俞局长济时兄呈蒋委员长电》（1946年5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8402。
[86] 《黄克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24日），转见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载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辽沈战役》（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200页。
[87]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6年5月22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88]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1946年5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7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第151—152页。
[9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第164、166页。
[91] 《白崇禧致委员长蒋电》（1946年5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64卷，47520。
[92] 《何应钦致蒋委员长电》（1946年4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178卷，35008060。
[93]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自3月中旬开始全面进攻以外，已损失正规军部队合计约为四个师。
[94] 《林彪、彭真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2月23日）。
[95] 关于损失情况可见于两份电报。一是长春刚刚丢掉时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内称：“自秀水河子、沙岭堡战斗后，我主力连续作战斗未得休整，伤亡已近两万人”。一是一年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报告，内称：第七旅只剩三千余人；第七纵队只剩五千人；第一师只剩五千人；保一旅损失近一半。其他各部虽尚能保持建制，也都过于疲劳，悲观情绪导致逃亡现象十分严重。部队损失的总数超过两万五千人。
[96]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5月25日）。
[97] 《黄成诚致中央电》（1946年5月12日）。
[98] 《中央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46年5月19日）。
[99]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宋子文院长上蒋主席报告已转函马歇尔特使并说明政府不能容忍共党缺乏诚意电》（1946年5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128—129，131页；《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289页。
[100]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6月12日）。
[101]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并东北局电》（1946年6月12日）。
[102] 《李宗仁对目前军政问题之意见》（1946年6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002卷，51095。
[103] 《薛岳致南京蒋主席电》，1946年6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35009294。
[104] 《徐永昌日记》，第八册，第290页。
[105] 《蒋总统事略稿本》，1946年6月24日条，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