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蒋介石走向“三二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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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生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后，国共关系紧接着遭遇的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剧变，就是1926年3月20日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要了解这一事件的由来，包括要理解此后国共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就必须了解蒋介石在政治上崛起的经过，以及他何以会从苏联顾问眼里的“红人”，迅速变成共产党敌人。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外[1]，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其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阶段，即1923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1923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1924年3月14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〇”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3]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