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山会议派的结合及影响
王昆仑，五四时期入北京大学学习，受到当时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熏陶及民族主义运动的激励，开始倾向革命，于1922年作为学生代表赴上海见到孙中山后，加入国民党，是典型的激进青年学生的代表。其反帝反军阀的态度，与共产党人并无二致，他也相信共产党是革命党，愿意与之携手并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0年代以后，他甚至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像王昆仑这样的激进青年学生这时竟公开走上主张分离共产党的道路，甚至激愤地号召“打倒共产党”，足以见部分国民党人这时排斥共产党人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何等普遍和激烈的程度。
其实，自1924年5月会议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激烈，甚至开始谋求国民党中央和各地机关领导地位的情况，就连莫斯科这时也觉得不妥了。1925年9月，莫斯科方面已经注意到，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有产生左倾的危险”。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甚至给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指示，强调：“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62]10月初，当莫斯科得知鲍罗廷发动广州事变，胡汉民、许崇智相继被挤走之后，更是表示“绝对无法理解”，明确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共产党孤立起来，而且会使广州因左倾而陷入孤立和毁灭。[63]
然而，莫斯科距离中国千里之遥，其措施远水不救近火。就在莫斯科开始担心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太过“左倾”的时候，鲍罗廷还在继续推行他的排挤国民党“右派”的行动。在他的推动下，汪精卫等人在挤走胡汉民、许崇智之后，很快把矛头指向一切有反对“容共”政策嫌疑的党内高级干部。“老右派”自然不能在广州立足。谢持刚到广州不久，就被要求马上离开广东。新的具有“右”的倾向的国民党中常委林森、邹鲁以及孙科等人，自然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于中央决策圈之中，故而被借故派遣北上。广州因此眼看就要成为清一色的左派阵地，所有受到排挤或深恐国民党中央落入鲍罗廷和共产党人之手的国民党人，不免会因此而极度不安与恐慌。
邵元冲的态度变化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邵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一向感情不错，并受孙中山信任，因此虽一直看不惯共产党人，却始终坚持不左不右，维护国民党中央的立场。廖仲恺遇刺之日，他正在杭州，“闻之惊惋”，“冀其非确”。8月25日返回上海，“知仲恺被凶徒所戕之耗良确，且闻事涉展堂（即胡汉民——引者）、毅生（即胡毅生——引者）、卓文（即朱卓文——引者）、直勉（即林直勉——引者）诸人，展堂、直勉皆被拘，毅生、卓文已遁，现由（蒋）介石分逮多人，将兴大狱，且以电信迟滞，确信难得，犹为耿耿不安”。27日，邵元冲与叶楚伧、戴季陶在孙科上海家里开会，一同拟书致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张各位主要负责同志应针对广州发生的事变切实加强联络。直至9月8日，邵等进一步听到从广州返回上海的刘芦隐说：“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戴季陶当场“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邵元冲等自然心情大坏，对“吾党努力之道”颇为惶惑。
9月11日，12日，13日，在上海的国民党老党员们接连聚会，对于广东事变拟有所讨论。13日从报上得知“粤拟派展堂、哲生（即孙科——引者）、子超（即林森——引者）、海滨（即邹鲁——引者）、季龙、友仁为外交委员北上”。根据多天议论之结果，邵元冲不能不相信林森等人皆汪精卫等所欲排挤者，因而愈信刘芦隐所传，认为汪精卫“剪伐异己之心益彰矣”。至此，邵元冲的态度明显发生改变。他开始与一向不赞成“容共”的谢持等频繁接触。待23日晚林森、邹鲁等到达上海之后，即与邹鲁、谢持、林森等共商“今后对于党务补救之办法”。两天后，几人便商定：由林森、谢持、邹鲁三人“分别邀各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来沪筹商办法”。28日，邵元冲、林森、邹鲁、谢持、覃振、叶楚伧、孙科等在谢持家“会议党事”。决定一面派人秘密活动蒋介石、谭延闿等军事将领，争取同情，一面集合多数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就党事及政治召开专门会议，决定补救办法。[64]这个时候的邵元冲，和许多国民党老党员一样，已经下决心要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了。
在一番紧锣密鼓的秘密联络之后，经由邹鲁起草，并有张继、林森、谢持、覃振、石瑛、茅祖权、傅汝霖等联合署名，于11月30日致书广州汪精卫、蒋介石等，公开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函称：“总理之许共产党加入也，为其能实行吾党主义也；总理之联俄也，为其以平等待我也。今悉违反总理之期望，吾党员于此若不毅然决然与之划分，俾党国不为所灭，犹复拘文索义，以总理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之说以自误，则不惟失革命党之精神，且恐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矣。”[65]11月16日，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叶楚伧、石瑛、石青阳和张继、谢持、吴稚晖、茅祖权、傅汝霖等中央执监委联名发出铣电，通告各地执监委：“决定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北京香山碧云寺）总理灵前正式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66]
值得注意的是，铣电中列名的中监委，是否都征得过本人同意，尚属可疑。因为至少吴稚晖对谢持等人的做法是一向不赞成的。还在林森等发表铣电的当天，吴稚晖就曾发表答邓家彦书，一方面严辞回击邓家彦否认孙中山遗嘱的谬说，一方面公开为国民党联俄“联共产党”的政策辩护，断言“共产党鼓吹共产主义，乃是他们最后希望，未必即行共产政策”。况且“一个叫人可怕的共产党，竟能应时世的要求，降了格来进三民五权的国民党”，这无疑“要算知道中国国情，不负主义，亦不负祖国了”。[67]吴稚晖见到林森等致广州的电文后，与李石曾等联名致函林森等人，进一步表示了不同意见。强调“广州汪、蒋诸君应付过当，先生等见之较真，爱之较挚……自应愤慨”。“惟目前牵涉方面太多，伺间以弄黑白者太众，万一三人成虎”，岂不正中他人下怀。[68]在邵元冲、戴季陶、叶楚伧、沈定一等到北京后，吴稚晖也极力劝阻做分裂之举。他在谈话中间力持：即使广州汪精卫等做法有不当，宜“对精卫为劝告，而勿为弹劾，对共产党之同志，宜邀守常（即李大钊——引者）等为切实之协商，而勿使为片面分裂之行动”。[69]
邹鲁、谢持等人要在北京西山召开中央全会，还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反对。冯自由等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公开登报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事项，暂由本俱乐部代行”。[70]虽然得知邹鲁等人意在排斥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但当冯自由、邓家彦等要求联合开会被拒后，他们就深知两部分人其实仍旧是格格不入。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形象，阻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继续行使职权，冯自由、邓家彦等17日特派江伟藩等前往邵元冲、戴季陶等下榻的旅社，当面质询并威胁，再遭“训斥”后，即于11月19日，由江伟藩等纠合数十人，浩浩荡荡再度赶往旅社，劈头即怒斥出面接待的戴季陶、沈定一“破坏国民党，扰乱中国，证据确凿，有目共睹”。几句不合，便当场群殴戴、沈二人。据邵元冲日记记载，当他听到喧闹声出来观看时，正见江伟藩指挥凶徒殴打戴季陶，并将沈定一强行拖上门外的汽车。戴季陶抱树痛哭，凶徒上前拖拉。邵勃然大怒，将戴救进屋内。凶徒等一部分追戴，一部分围殴邵元冲，将邵的眼镜打碎。凶徒并几次用杖打邵，迫使邵退到另外的房间。凶徒等遂挟持戴、沈二人而去。邵与同室的谢持商量，立即分别通知香山第五巡警分署及侦缉分队。[71]
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言人此后称：他们殴打、绑架戴、沈二人，纯粹是因为戴“反对‘反共产派’最力，曾拼命帮助共产党，出卖国民党，做股票交易所，大发其财”，而沈则根本就是共产党。孙中山去世后，戴、沈反对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最为坚决。戴不仅在北京召开的一届三次中央全会上力持反对意见，而且事后跑到上海，与沈定一等通电，大骂所有赞成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的委员，最终使代表大会流产。[72]因此，他们必须要让戴、沈付出代价，公开悔过。直到他们得知这些人此次聚集北京西山，也是为了反对共产党人，才不再继续为难，将二人放回。但即便如此，同志俱乐部还是逼迫二人写下“悔过书”。这两份东西，与其视为戴、沈之作，毋宁看成同志俱乐部观点和主张的反映。从中可以发现，冯自由等这时事实上已经从主张分共，开始走上主张反共的道路了。如所谓“共产党日以‘反革命’詈及非反革命之中国国民党分子，以掩护其反革命之行为”；共产党“以工人为革命工具”，“非藉以献媚其首都之莫斯科，即驱使工人为共产党利益而牺牲”；“共产党累次发表反仁爱之主张”，皆“足以证明共产党为反革命团体者”云云，在在都表明了冯自由等人的政治态度。[73]
戴季陶、沈定一二人被放回后，次日即与邵元冲、叶楚伧等回到北京城内居住。戴“恐此后危险愈多，乃决定明日赴津”。邵也心有余悸，打算看第二天情况如何，决定去留。22日，邵元冲与叶楚伧、沈定一、邹鲁、谢持五人碰头，讨论次日在香山开正式会议的事情。几个人只用了一两个小时，就初步确定了次日开会的主要议题：“（一）与共产派实行分离；（二）迁移中央党部于上海；（三）纠正政治委员会权限；（四）修改选举法等”。为防备再有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人前来捣乱，决定一早就前往香山孙中山灵前行礼，礼毕即至石青阳寓所开会。但到第二天要正式开会时，邵元冲却顾虑有再度遇险可能，没有到会。当晚即离开北京去天津，然后匆匆返回上海。[74]吴稚晖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劝告叶楚伧等也不要参加。结果，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除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林祖涵四人为共产党人外，到会者实际上只有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等五六人，加上监委谢持与两名候补监委茅祖权、傅汝霖，总共也不过十人。[75]尽管后来有张继、居正同意列名其中，且会议当天就通电宣布“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应即日停止职权”[76]，但西山会议显然还是无法确立其合法性。[77]
相对于西山会议的合法性而言，西山会议的公开决议及其影响显然更为重要。8月30日和9月13日，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曾发出两项公开通电，其一针对共产党，其二针对汪精卫等。两项通电不仅把矛头直接指向广州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且直接声讨汪精卫、蒋介石等，言辞激烈。内称：“汪兆铭、胡汉民、廖仲恺、蒋中正等，勾结共产党徒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多人，破坏本党，违背主义，私受外国货（贿）赂，倡言屏弃外蒙，拱让俄人主权，窃分金佛朗款，诈骗工商赀货，似此种种反革命行为，至属罪无可逭。而汪兆铭等，又复伪造总理遗嘱，欺己欺人，坐使百粤名区，尽成赤化，引狼入室，为虎作伥，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愤”云云。通电宣称：“除廖仲恺已死外，汪兆铭、胡汉民、蒋中正等，著即革除中国国民党党籍。此外入寇本党之共产党徒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亦全数驱逐出党。”通电并进一步攻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为共产党徒发号司令之机关”，国民政府为“揽权窃位之政府”，号召在粤各将领联合声讨，“救党讨贼”，“重造吾党”。[78]
比较之下，西山会议之决议，虽也有针对共产党和汪精卫者，但态度明显不同。
西山会议通过之取消共产派党籍之宣言称：
两年以来，凡共产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劝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结果，且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势力，且藉以维持苏联。此不独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俱在。
共产党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民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
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成功。[79]
而会议通过的开除汪精卫党籍之判决书，也只把矛头指向汪一人，声称：“汪精卫违反总理容纳共产派归化本党之本意，与顾问俄人鲍罗廷朋比为奸，扰乱本党组织，破坏本党纪律，以致客卿专政，共产党入揽大权”，“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予以自新”。[80]不难看出，西山会议这时对共产党仍愿视为革命团体，主张“并行”“合作”，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态度确有相当不同。
当然，由于会议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同时决定停止“容共”政策，并且形成了另外几项重要议案，如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解雇鲍罗廷顾问职务案、取消凌驾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的政治委员会案、宣布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修正代表大会选举法以及准备择期择地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案等，俨然与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做法同出一辙，事实上仍旧是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而他们这些元老级的中执监委的号召力又远较冯自由等人要大得多。因此，西山会议刚一宣布召开，各地就陆续有党部公开登报，声明附和，并逐一开除各地跨党人员。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也转而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宣传阵地。该派并在上海执行部原址成立中央机关，号令全党，宣布要在上海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81]面对这一形势，广州方面于12月4日公开发表通告否认，汪精卫、谭平山等进而发表谈话与报告，宣布其违法。[82]一时间，广州、上海两个中央相互指摘、辩难，自诩正统，并且真的分别在1926年1月的广州和3月的上海弄出了两个代表大会。此举自然影响到各地国民党党部随之发生激烈冲突与对立，互相指责、互相开除，许多地区党部因之分裂。这种分裂与冲突，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恶化了党员之间，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感情。
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支持西山会议的国民党人齐集上海，宣布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另立中央。但无论西山会议，还是上海“二大”，与会者都还公开承认共产党为“革命友党”，而下层支持西山会议的党员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将共产党视为“反革命”了。
仅以上海《民国日报》为例。12月14日，他们宣布共产党为友党，声称：“本党虽然和共产党解除抱合的形势，而仍不妨认他们为政见略有不同的友党。本党决不跟一般盲目地反对共产主义的，信口雌黄地诬蔑共产党的人们一样，与共产党以敌意的仇视。本党此次解除抱合共产党的形势，而仍主张此后在民族主义的工作上联合起来，共同作战，是完全出于善意的。”[83]但到22日，该报文章即开始指责共产党人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东征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查获共产分子李侠公密信，其中写道：“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湾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以杂有外人，遂使我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军官方面，……我们工作尚无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该报藉此指责李视国民党党员为“非同志”，在党军内暗中宣传共产党主义，说：“我们只要看李侠公这种秘密的书信，便可知道共产派分子平日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作，是共产党底工作，而非国民党底工作了。”文章责问说：既不为国民党工作，又不认国民党人为同志，还要秘密地在国民党内宣传自己的主义，这种心口不一的共产党人，与陈炯明、冯自由、江维（伟）藩等人有何区别？文章由此宣判：“在国民党中，凡是不完全依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号称革命的，便是国民党的叛徒，便是反革命。所以在这一个基础上看，陈炯明、冯自由、江维（伟）藩、谭平山、毛泽东、瞿秋白辈，同是国民党的叛徒，同是反革命分子。”[84]
不过，严格说来，西山会议虽然在组织上造成国民党内部的极大分裂，对于下层党员的影响颇为明显，而它对广州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影响却十分有限。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倒是那些一度反对西山会议，和部分介入了西山会议发起过程，随后又被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广州国民党中央请回广州去的国民党老党员，在1927年国共分裂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这既包括1925年始终不赞成强行分共的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也包括这个时候一度赞成分共的戴季陶、邵元冲、叶楚伧等人。他们在1926年1月广州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但是，西山会议的准备、发动与召开，毕竟使他们更直接地卷入到党内斗争，特别是国共斗争的政治风波当中来了。他们对国共关系影响国民党命运的实际状况，有了更切肤更深入的了解。一年以后，他们不仅全都转向赞同分共，而且他们的言论和决心已远远超过西山会议派，完全彻底地转向政治反共。正是他们的存在，以及相当一部分本已附和西山会议，随后又以各种形式回归广州国民党的中下层党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1927年蒋介石最终下决心走向“清党”。这应该是西山会议派始料未及的一种后果。
[1] 《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录》，转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2] 《邓泽如等呈总理检举共产党文》（1923年11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九辑，第65—67页。
[3] 戴季陶：《国民党的继往开来》（1924年1月27日），转见《革命文献》，第八辑，第172页。
[4] 《广州民国日报》这时对共产党人此种做法的评论，即反映出这样的心态。内称近有所谓新青年者，好规人过失，辄不满于民国纪元前之革命运动，尽情嘲骂不留余地，徒震惊于俄国革命，认为创举，仅以成败论英雄，完全不把国人崇敬之先烈放在眼内，更何有于生存之老党友？见《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5月14日。
[5] 转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399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27页。
[6] 胡汉民：《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7期，第5—8版，1924年4月20日。
[7] 见《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8—459页。
[8] 参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卷，第443—444页；前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51—54页。
[9]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总共41名，共产党人占10名，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10] 据汪精卫1924年4月17日致戴季陶函，北京执行部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石瑛；候补执行委员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傅汝霖九人，“除丁、石、傅三人外，皆社会主义青年团人物”。上海执行部中，执行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三人虽为国民党人，但执行部下设之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秘书，则分别为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和邵力子。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77、280页。
[11] 居正：《梅川谱偈》；谢幼田：《谢慧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转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香港集成图书公司2001年版，第125页。
[12] 《逸经》第11期；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6—157页。
[13] 冯自由前引书，第三集，第216页；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0页；《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年2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孙中山：《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4年3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38页。
[14] 前引胡汉民《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
[15] 《吴稚晖致华林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2期，1924年5月25日。
[16]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年2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5页。
[17]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12日临时特刊。
[18] 文章起因是《向导》周报轻率断言广州商团事件背后有国民党右派分子主使。孚木：《告批评国民党的同志》，《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4日第二版。
[19] 《国民党再警告向导周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1日第六版。
[20] 孚木：《庆祝苏俄革命之真意义》，《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第二版。
[21]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3页。
[22]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22—323页。
[23] 江浙战争，指这时爆发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反对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的战争，孙中山国民党主张支持卢永祥，并准备据以发动讨伐直系军阀的北伐，而中共中央则公开反对利用一派军阀推倒另一派军阀的做法。
[24] 《上海执行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录》，《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1日。
[25] 《张继请解职兼除党籍电》（1924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26] 《中共中央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35—536页。
[27]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1—62页。
[28] 《国民党内部之现状》，天津《大公报》1924年12月20日第四版。
[29] 《京津国民党左右派之冲突》，长沙《大公报》1925年1月7日第二版。
[30] 孙中山：《关于国民党最小纲领之宣言》（1924年12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14—516页。
[31] 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1149、1168页。
[32]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53页。
[33] 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54—257页。
[34] 《国民党之纠纷》，《晨报》1924年1月7日第二版。
[35] 《国民派牺牲共产派》，《晨报》1924年1月13日第二版。
[36] 《晨报》1925年1月14日第二版，参见本书第67—68页。
[37] 参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3—76页；《晨报》1925年1月13日第二版。
[38] 《孙文病中之国民党》，《晨报》1925年2月16日第三版。
[39] 《国民党俱乐部章程》，天津《大公报》1925年3月10日第四版。
[40] 《国民党俱乐部开会》，《晨报》1925年4月21日第三版。
[41] 《所谓民党大团结问题》，《晨报》1925年5月30日第三版。
[42] 《国民党裂痕已显著》，长沙《大公报》1925年4月10日第四版。
[43] 《冯自由等在京最近之叛党行动》，《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第三版；《国民党开除冯自由等党籍经过》，《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5日第三版；《国民党之重要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第三版。
[44] 陆续登报声明否认列名俱乐部者，有张继、柏文蔚、焦易堂、田桐、王用宾、孙科、熊克武、谭延闿、程潜、范石生、邓泽如、吴铁城、伍朝枢等。
[45] 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第三版；并见罗敬：《中山去世之前后》，《向导》第108期，1925年3月28日；罗敬：《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10期，1925年4月12日。
[46] 《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1925年12月22日）。
[47] 《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1925年12月22日）；并见中国国民党第一届第三次中央全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1925年5月24日）、《关于确定最高原则事训令全体党员》（1925年5月24日），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1、87—91页。
[48] 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27日第二版。
[49]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转见《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43页；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导言》（1925年7月23日），时希圣编：《戴季陶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29年版，第201—204页。
[50]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戴季陶致蒋介石先生书》；《邵元冲日记》，第20页。
[51]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52] 戴季陶在浙江国民党省党部8月5日召开的会议上，对此有过明白的表示。会议通过的训令亦清楚地反映出此种态度。见《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全省党员指示宣传工作上对于阶级斗争应取之态度之训令》（1925年8月），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浙江国民党部之重要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6日第五版。
[53] 转见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向导》第129—130期合刊，1925年8月30日。
[54]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130期合刊，1925年8月30日；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55] 转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上），第190页。
[56] 邵元冲：《读〈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书后》，《戴季陶主义研究资料选编》，第51页。
[57]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9日第十一版。
[58]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81页。
[59] 据朱卓文晚年回忆，当年因对共产党人愤恨不已，经常在广州南堤一俱乐部饮酒骂街。“后来诸人为抽薪止沸计，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伦与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后因消息泄露，“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伦将军诸俄寇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廖诸人，大骂还是自家人不好，引狼入室。但亦止于口头谩骂，初无若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瑞同志匆匆自外归来，言杀廖事，神色自若。余知事非寻常，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二百元与之，促其离穗”。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387页。
[60] 邵元冲日记中记述了因胡汉民之弟胡毅生涉嫌廖案，胡汉民受到排挤，引起党内高层议论纷纷，批评汪精卫“阴贼险狠，振古所希”的情况。《邵元冲日记》，第193页。
[61] 王昆仑：《国民党内讧与共产党》（1925年8月30日、31日），《晨报》9月1日第四版。
[62]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678、695页。
[63] 《瓦西里耶夫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年10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704页。
[64] 《邵元冲日记》，第187—201页。
[65] 居正编：《清党实录》，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8年印行，第32—34页。
[66] 《决定在西山总理灵前开会通电》（1925年11月16日），居正编：《清党实录》，第19页。
[67] 《吴稚晖答邓家彦书》，《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1月16日第三版。
[68] 《吴稚晖等致林子超等函》（1925年12月），《清党实录》，第34—35页。
[69] 前引《戴季陶致蒋中正函》。
[70] 《国民党已分裂为二》，《晨报》1925年7月9日第四版。
[71] 《邵元冲日记》，第212—213页。数十年后邓家彦则回忆认为，当日去打人者，并未事先与他商量，为首的叫王亚樵。事后他才得知，并嘱彼等从速放人。见《邓家彦先生访问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72页。
[72] 《国民党西山会议之真相》，《晨报》1925年11月22日第三版。
[73] 《国民党大演活剧》，《晨报》1925年11月20日第二版。
[74] 《邵元冲日记》，第214—215页。
[75] 居正编《清党实录》中有此次会议之会议录，但所记开会日期及出席者均不真实。其第一次会议日期记为11月21日，提前了两天，参加者多出居正、张继、戴季陶、邵元冲。已知戴、邵没有参加会议，居正和张继也没有参加会议。林森等发出铣电时，居正正在河南，因不知道广州发生变故，故对铣电未加理睬。直至数天后折回上海，“始知广州政变”。但此时西山会议已开始，后表示会议不去，“名可具名”。而张继当时因伤也不能参加会议，表示诸事“代签名可也”。另外，“会议录”虽写明11月26日会叶楚伧任记录，但因此会议录有造假之嫌，叶之参加程度也值得怀疑。因叶事后明确解释说他当时听从了吴稚晖不要参加西山会议的劝告，很快即离开了北京。参见《清党实录》，第50—51页；居正：《梅川谱偈》，转见谢幼田：《联俄容共与西山会议》，第273、286页；《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第16页。
[76] 《清党实录》，第19页。
[77] 关于西山会议合法与非法的问题，讨论很多，肯定其具有合法性者多依据回忆和其他事后的资料来说明未参加者中有多少人曾暗中予以同情与支持，或同意列名。但这些事后资料的准确程度颇值得怀疑，且一届中央全会及其决议之效力，似应以实际到会者及有表决权者多少为准，而不能以暗中同情和愿否列名为准。
[78] 《国民党中反共派声讨共产党》，《晨报》1925年9月1日第三版；《国民党革除汪兆铭等党籍》，《晨报》1925年9月14日第三版。
[79] 《中国国民党取消共产派党籍宣言》（1925年11月23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3日第二版。
[80] 《开除汪精卫党籍案》（1925年12月4日）、《开除汪精卫党籍案之判决书》（1925年12月4日），《清党实录》，第8—9页。
[81] 《中国国民党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8日第一版。
[82]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同志之通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4日第二版；《汪精卫先生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数之重要谈话》；《第八次纪念周谭平山部长之党务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9日第三版、第十一版；《中央党部对邹鲁等违法通电》，《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6日第二版。
[83] 言论之作者为何人尚不清楚。《解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以后》（三），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14日第二版。
[84] 《“非同志”》，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2月22日第二版。